【大纪元3月3日讯】赵紫阳八十五岁生日前夕，鲍彤的一篇思念文章中，提供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问题的一些重要情况。胡耀邦下台后，又喧嚣鼓噪了一阵，以扭转他的“反自由化不力”。鲍彤有一段叙述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有趣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的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中共十三大档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1)赵紫阳暂时搁置了对一批自由化党员的处分。最终，中纪委还是擅自作出决定，对四个人进行处理：吴祖光劝退，王若水除名，张显扬开除，苏绍智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
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自命为“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对“科学的科学”的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常识。赵紫阳问，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在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列席的中宣部长和老理论家，居然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我说，这是一伙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没有冤枉他们吧？当时的常委中有第二代“核心”邓小平，还有元老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年前刚去世。邓小平是“四个坚持”的创始人，第四个“坚持”中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了，如何坚持？邓小平理论被江泽民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其实，说是毛泽东之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还差不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这个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尚且如此，怎么能证明这个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个个都是技术官僚出身，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恐怕连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都所知不多。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既然口口声声“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就对他们进行一番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鲍彤提到恩格斯，就说恩格斯。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古典哲学时，嘲笑了黑格尔身后的不肖之徒，然后说：“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曾在德国思想界风靡一时，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是新哲学的启蒙人，毕竟又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哲学家。所以，恩格斯接着又指出他的局限：“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ゥA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2)现在，可以回答赵紫阳提出的问题了。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
第一，“科学的科学”是一种哲学，专指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
第二，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就是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
第三，即使如费尔巴哈这样杰出的哲学家，因为他仍然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成为不可逾越的屏障，所以终究还是停留在旧时代，不能再前进。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立新唯物主义，即现代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就在于逾越了“科学的科学”的屏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神圣的“科学的科学”。
“科学的科学”是权势的需要
中共党内反自由化的人们认为，苏绍智的罪名之一是“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那就是说，他们的“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马列主义者”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不仅是他们的认为，也是他们的作为。他们确实就是将哲学君临于科学之 26c 上，颁布命令，下达判决。
在前苏联，曾宣判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米丘林学说是“社会主义生物学”。因为摩尔根遗传学强调外因，米丘林学说强调内因。按照哲学原理，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摩尔根学派竟被禁绝，研究摩尔根遗传学的科学家均遭整肃。
“科学的科学”可以推翻科学的结论，也可以代替科学作结论。毛泽东说：“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3)电子是否可以无限分割，这是物理学问题，哲学是没有资格越俎代庖的。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荒唐的事。江青说，“大批判”要找大个儿的。文学上找到萧洛霍夫，科学上找到爱因斯坦。陈伯达跑到北大，对周培源说：“交给你一个任务，批判相对论。”周培源是当年在普林斯顿的相对论研讨班上受到爱因斯坦亲自指导的唯一的中国人。周培源不仅懂得相对论，更懂得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回答陈伯达，斩钉截铁地说了三个字：“不能批！”陈伯达又跑到中国科学院去煽动批相对论。居然有这样一批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写出“大批判”文章来。
“科学的科学”不仅判决科学上的是非，甚至还放逐科学中的某些学科。
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宣布“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应当取消。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例如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学就不可能是科学了。研究社会学的学者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社会学在中国的学界消失了。
一九五八年，在“拔白旗”的运动中又把心理学拔掉了。十九世纪以前，心理学是属於哲学的。自从一八七九年莱比锡大学教授冯特建立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开创实验心理学以后，心理学就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专门科学。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认为，人的心理现象具有社会性，研究社会现象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而心理学研究却运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方法，又成了“伪科学”。因为心理学既非自然科学又非社会科学而取消了它的科学的地位。站在“科学的科学”的立场，不懂得哲学和科学的分化，从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已经延伸到人的认识领域，心理学就是认识领域的专门科学。
在中国，社会学和心理学被打入冷宫二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逐渐恢复。睁眼一看，同国际上的研究水准相比，瞠乎其后。这是以“科学的科学”压制科学所结出的苦果。
“科学的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意义是不同的。十九世纪以前的“科学的科学”虽然是不科学的，但，事由不得已，且并不为科学所拒绝，也不妨碍科学的兴起。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复活“科学的科学”，完全是人为使然，强加于科学，并压制了科学的发展。其实，压制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哲学的功能，而是权势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以权势为后盾，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官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凌驾于科学之上，而且凌驾于一切之上。官方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科学”，不是仅仅在于没有读恩格斯的书、缺乏知识，而是权势的需要倾向于“科学的科学”、“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经过一番装饰，叫做“三个代表”。
强词夺理的官方马克思主义
既然反自由化的人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坚持”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以权势的语言强词夺理的官方马克思主义。
我常常想，怎样简单明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现在总算找到一个例证。
苏绍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门科学，不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科学’。”(4)反自由化的“马列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科学”，谁说不是，开除党籍。好了，区别十分简单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官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科学”。
无产阶级专政常为人所诟病，以为病根就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现在人们熟知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官方马克思主义根据“专政”二字所作的任意想像：既然是“专政”，那就是不与人分享的权力；既然是“专政”，那就是使用暴力的镇压。这种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想像，最初出自列宁的定义：“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5)但列宁在逐步修正，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最后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的不是暴力。史达林在论“列宁主义”的时候，又回到列宁最初的 5b4 定义，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6)这些说法，在长时期中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毛泽东走得更远了。他不以专政为满足，还要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面专政”也不够，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切，被说成“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我已经一再引述和宣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7)，可惜，由于形成的偏见和成见年深日久，一时还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
马克思将阶级的统治定义为“专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出来会使人吃惊。他们生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应当推翻，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必须保留。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即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不是像官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取得政权以后，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在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下，进行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在同样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下，进行无产阶级的统治，就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前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建议，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无产阶级执政”。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心爱的就是“专政”，不以“执政”为意。宫本显治的说法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言论”。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宫本显治的说法还嫌不够，应当说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中执政，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听起来? 5b4 媸鞘愕男拼饕澹?p>“执政能力”是垄断政权能力
现在，中国共产党也在谈论“执政”了，还要“加强执政能力”。是不是他们对恩格斯的思想若有所悟？非也。在民主共和制的条件下执政，执政者是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的。一旦执政便永远执政，不可能是民主共和制。无产阶级的统治也不是天然合理的。这一点，列宁倒是看出来了。他说：“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他承认：“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运用这个政权。”(8)这时，共产党取得政权才四年多。如果长期不会正确地运用政权怎么办？列宁的思想并没有引向彻底。长期不会正确地运用政权，就没有资格执政，当然应该让出政权。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多年，还是不会正确地运用政权，又不肯让出政权，结果不但丧失政权，连共产党自身也不保了。中国共产党非但不会正确地运用政权，问题是还没有恰当的提法。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执政能力”，而是执政资格。在不改变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的条件下，去“加强执政能力”，无非是追求永远执政的目的。因此，所谓“执政能力”，实质是垄断政权的能力。
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改造农民起义，失败了。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农民起义，成功了。但，只是农民起义成功了，并非马克思主义成功了。取得政权以后，农民起义的弱点暴露了，秦始皇的遗传因数发作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和秦始皇一样，关心的是共产党的江山“二世三世至万世，传之无穷”。中国共产党只是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没有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只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夺取政权，并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政权。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根据落后国家的历史条件，提出的新民? ea1 髦饕謇砺郏嵌月砜怂贾饕宓闹匾钩洹５Z祒炭?v笥峙灼俗约旱男旅裰髦饕謇砺郏砜怂贾饕逶谥泄⑸ZB孀５彼Z纽h扑涛肝按蟮穆砜怂贾饕逭折沟氖焙颍∏∈潜忱肼砜怂贾饕宓目肌７ü拇嬖谥饕宕笫θ厮担倜鹇砜怂贾饕宓模恰肝按蟮穆砜怂贾饕逭咚勾罅帧埂ＫZ斗檡T溃褂幸晃弧肝按蟮穆砜怂贾饕逭呙蠖埂?p>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轻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科学的科学”。任何科学都需要证实，凡是可以被证实的，也可以被证伪；要是不能被证伪，就无需证实了。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是可以被证伪的，因而应当允许怀疑，允许反对。我在一九七九年针对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怀疑、可以反对的。我因此而被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这就更加证明邓小平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许怀疑、不许反对的。十九世纪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代，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在批判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9)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且不说结果如何，首先必须针对确实的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还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另一些人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人和“反对”的人，都很认真严肃，甚至还有点激昂慷慨。后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思想史家，不知将怎样评论这种一个时代的滑稽？
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轻薄态度，以中国人为多，尤以民运人士为甚。“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时髦。其实，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的影响力。换一个思想家，例如罗素，谁能不读罗素的书就轻而易举地指出他的错误？
西元二千年，英国BBC作民意调查，推举千年伟人。结果，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路透社再次作民意调查，重复验证。结果，爱因斯坦第一，马克思第二，仅差一票。两次调查的第三名都是甘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故乡依然光彩照人。
俄国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中国的“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论”，统统被历史所证伪，但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破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却正在欧洲被证实。欧洲出现了两大时代潮流：一是国家的联合，一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两大潮流的汇合，必将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试验结束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探索开始了。
反对中共专权的武器
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被掏空了，被偷换了。反对共产党专权的人们，看到旗号就去反对马克思主义，恰好落入共产党的陷阱。如今反对派中的某些人，患有严重的幼稚病，常常将自己手中的武器奉送给对方。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共产党的武器；却说马克思主义是为共产党辩护的，必须颠覆掉。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反对派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现在，反对一党专权、消除社会不公、克服人的异化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正在实施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还要继续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欺世盗名。新一代的反对派应当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剥夺官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二○○四年十二月三日于哈佛大学
注：
(1)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议报论坛》2004年10月8日。
(2)《路德维希ܬ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3)《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9页。
(4)苏绍智《关于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1月24日，第11版。又见苏绍智《马克思主义新论》第59页，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1992年。
(5)《列宁全集》新版，第12卷，第289页。
(6)《史达林全集》第7卷，第155页。
(7)见：《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第204-205页，民主大学出版，香港，1997年；《论“依法治国”》第338-339页，民主亚洲基金会出版，纽约，2004年；《政府为什么要守法？》，《民主论坛》（纽约）2000年4月7日；《论赵紫阳的意义》，《争鸣》2004年12月号、2005年1月号。
(8)《列宁全集》新版，第43卷，第25、32页。
(9)见郭罗基《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冬季号；《郭罗基文选》，http://www.boxun.com/my-cgi/post/display_all.cgi?cat=guolj
——《争鸣》2005年3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