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5日讯】其实，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要比人们想象得容易，首先，它基本沿袭了中国几千来改朝换代的惯有规律，国际共产运动风潮只为中共提供了一种全新政治话语，本质上还是“打土豪，分土地”这种传统农民暴力造就了共产党的成功，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新意，如同当年闯王李自成“开仓放粮”起义便瓦解了明王朝。换言之，任何暴力革命论都迎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
众所周知，激进冒险是最快改善现状的捷径。中俄两国都是落后而专制的大国，这些注定了两国知识分子容易接受暴力革命的思想，共产党能在中国生根，并迅速开花结果，显然跟中国超稳定的大历史结构中不确定因素有关系，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神丹妙药。传统中国有着近乎宿命论的历史轮回，一个王朝腐朽衰亡也导致另一个王朝崛起，其中不确定的偶然性往往是关键的转折要素，如满清取代明王朝一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从李自成造反到吴三桂倒戈，其关键性一点不亚于满人浴血奋战的主观努力。
外侵压力和军阀割据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也是暴力革命必然土壤，加之国民党政军的腐败，这些决定了共产党名正言顺取得政权的必要条件，甚至比马克思理论和共产主义纲领本身更奏效。何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口号是“为穷人百姓打天下”，其笼络人心和迎合民情的作用更不可估量，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即便在解放后，共产党仍旧采用攻心术和政治谎言作为主要执政手段。
“五.四”前夜，渐进而稳健的改良思想占居中国社会主流，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自由主义者，即便在遗老派看来已是“十恶不赦”的胡适、陈独秀之流，他们也不过是改良主义者的自由立场，更别说传统主义保守派了。但是，凡尔赛和约对中国的出卖，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使得自由和民主在中国丧失了说服力，象胡适这种坚定自由民主派人士越来越不得人心，传统的改良主义进步人士转向民族主义或激进主义，并质疑西方的进步文明，如梁启超是最鲜明的例子。到了1920年，陈独秀委身于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并激起青年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同时，使得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找到了一种可以延伸的社会革命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深厚的精神传统，如杨庄（杨朱庄子）一派学说；普遍厌恶政治、政府和政客，怀疑权威和憎恨秩序；封建势力和军阀恶政加剧了这种思想的盛行。当无政府主义一旦陷入绝境便走向“无为而无不为”极端表现，通常采取更为激进暴力和不择手段的革命，甚至包括自杀。早期毛泽东便是无政府主义者，正是这一原始精症结导致共产党人无法无天的暴力革命。
在那个特殊历史下，自由主义与其孪生兄弟的无政府主义也是自身难保，只有采取革命行动是唯一出路。枪杆子不仅出政权，也是保存自己的必要手段。陈独秀面对残酷革命血腥味而退却了，他的知识分子自由立场注定了他一事无成，反之，一个发现农民力量而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显然不是毛的什么发明创举，只是对中国历史运动惯性规律的一个重大发现。
日本入侵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给西逃北窜的中共带来绝路逢生的转折机遇。“七七事变”引发了学生和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打乱了蒋介石“剿共”计划，他的优柔寡断似乎注定了国民党最终败数。蒋介石《庐山抗战宣言》表达了抗日的强烈决心，可他清楚，跟日本人硬拼无不是如卵击石，并给共产党提供了喘息之机；因此，他反复强调国力虚弱，力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危机；当他在剿共和抗日之间举棋不定，民众的愤怒之火直扑国民党，以致国民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和军队反叛，并成了共产党宣传他投降卖国和“虚抗日”之口实。
西安事变之后，国内国际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向“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妥协，他里外不是人的厄运从此开始；跟日本人开战不仅连吃败仗，共产党在“一致抗日”情况下迅速壮大，其七成精力用于壮大自己，两成对付国民党，只用一成力量跟日本人周旋。绝不是后来共产党自吹那样，在抗日战争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很显然，这种无耻的自我标榜和窜改历史，它无疑抹煞了国民党抗日将士付出了壮烈牺牲的鲜血。
当日本遭到美国两颗原子弹之后，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和苏联红军紧急撤离中国，大量武器和地盘落到共产党手中，为日后内战提供了物质与战略上双重保障。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说：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中日建交时，田中首相向会见他的毛泽东表示对二战道歉，毛毫无忌讳的对客人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
中共起家的四大法宝：群众运动、游击战术、舆论宣传和阶级斗争，也是主要执政手段。群众运动被毛泽东在解放前后都利用到极致，在延安时，他利用知识分子扳倒自己的政敌；“共产风”后，毛泽东在农民中丧失了原有地位，而且知识分子出现质疑社会主义，党内批评矛头也指向他本人。于是，他号召崇拜他的年轻人起来造反，将反对他的党内分子和知识分子全部打倒。这充分暴露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好斗本性，正如他所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也”，“每七八年来一次文革”,并视文革是“一次全国性的大演习”。
毛泽东最成功地方也是他最失败的地方，他以群众暴力取得革命政权，并以群众运动来搞国家建设和权力斗争，借用群众力量斗败一个个威胁他权力的政敌，包括“最亲密战友”林彪，因此，人民成了革命的炮灰，国家成了杀戮的屠场。毛泽东开创了共产党习惯动员群众的政治先河，哪怕一个简单的报告或政令也要让全社会响应，不是集体开会便是全民学习，这种兴师动众政治行为，并严重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至今，中共还是保持了毛时代的遗风，学了几年“三个代表”，现在来了个学习“党的先进性”新高潮，实际上全是劳民伤财的社会内耗。
暴力革命无不例外的充斥社会矛盾和民间怨恨，这也是革命者有机可乘的政治缝隙。革命只能图一时之快，它可能挫伤或推翻一个旧政权，但社会矛盾不可完全通过革命暴动得已解决，或者彻底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是西欧工人革命风潮达成的一种社会普遍共识，也是马克思在西欧没有市场的关键原因。当然，适度革命有利于历史整合和社会进步，这也黑格尔一贯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对此大加发挥，导致矫枉过正的严重错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奏效，并造成灾难后果却是中共建国后的共产主义试验过程，无论人民公社还是计划经济，它几乎将中国人推向了奄奄一息的边缘。何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的主义，共产国际内部几乎长期都处于分裂状态，他们相互攻击对方是非正宗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们谁都无法全盘照搬马克思理论于现实中，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来保证其政治生存。换言之，他们都是马克思修正主义者，这使得共产国家间难免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心离貌合的分裂状态，说明了正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设想型和教条性，不是普世的政治万金油。
无一例外的是，所有共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奉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自诩为“人民政权”，实质上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人民政权，更多的是专制独裁；这显然偏离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核心和共产革命的初衷，并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变相为一种政治返祖现象。暴力共产革命无疑导致乌托邦理想情结的彻底萎缩，并暴露了革命者是无政府主义原型本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