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采访报导) 湖北农民佘祥林，十一年前被控谋杀他的妻子而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十一年后，他的妻子回到家中，使佘祥林的冤案得以大白。这个案件由于广受中国媒体报导，使中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司法改革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佘祥林的冤案，向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包括员警在羁押、搜查、侦察、取证和逮捕过程中是否应该受到约束和监督；检查院在办案过程中的角色；法院的死刑判决复核以及上诉体制；司法独立；以及如何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等，在佘祥林一案中都出现了漏洞。
文章认为，目前中国的司法体制是五十多年前建立的，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也确定“依法治国”的方针，因此如何改革中国的司法体制，如何保障民众权利，约束政府的权力，已经成为中国必须立即面对的问题。
美国的职业律师刘俊国博士首先分析了中国的警权，他认为中国警权过大和没有适当监督，是中国冤案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刘俊国说：“我看到一些报导，被告当时提出要求去认尸，看看是不是他太太，都没有让他去，从取证的角度来讲，就是很大的失误。另外一个取证过程当中不合法的地方就是逼供，逼供之下出来的这些证词，法官基本上就根据这个来判有没有罪，没有给被告任何机会来为自己做出任何的辩护。”
在中国，省级高级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被称为二审、终审制，刘俊国认为中国的二审、终审制容易导致冤案发生，尤其是死刑判决应该非常慎重。
刘俊国：“在美国的话，这种上诉至少有三次可以上诉的机会，死刑的话是自动就会上诉到最高法院，人命关天的事嘛，人的生命没有了就再也不能挽回了，中国现在还是没有这方面。”
中国新闻周刋的文章引述一些学者的建议，在中国建立最高法院大区分院，以复核死刑判决和受理其他大型案件的复核。居住在纽约的法律学者项小吉认为：中国死刑判决过多、过滥，导致国际上大量的批评，中国政府应该对死刑上诉机制进行改革。
项小吉表示：“死刑的审核权下放、收回、收回、下放，来来回回，是不是应该走向更成熟？应该比较稳定下来。死刑的终审权、审核权的是不是应该只保留在最高法院？不能因为一时要从快、从重、从严，根据某种政治形式而使审核权变更。”
项小吉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掌管司法的原则没有变，司法独立恐怕无法落实。
项小吉说：“这些年来司法独立在法界的呼吁很高，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司法独立，这是看实案的案子，一般的民事案件，可能它的司法独立性高一点，如果是刑事案件，它的腐败现象、疏通、行贿、受贿可疑性又更高一点，如果是政治案件，那完全就等于政法委、审判委员会完全串通一气的未审先判，它已经判决在先，审判在后，毫无司法独立可言。”
刘俊国则认为：根本上说，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新闻自由和民主代议政治做为基础，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独立。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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