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6．4”马上就要到了。从89年到现在，每年的这一时期，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当局的“特别关照”。如果他们迟来两天，我们还会感觉奇怪。今年是“6．4”惨案的16周年。每年的这一时期，我的心情都会十分沉重。
89年5月底，我带着病体随丈夫廖双元和曾宁一道到北京去声援生。6月2日到达北京，一到广场，正好严家其等4人宣布绝食，学生运动已达高潮。这时，我才真正见识了学生运动。天安门广场人海如潮，声势浩大，群情激奋，但是秩序井然。许多7、80的老人都来到“高自联”的高音喇叭下听广播。我们也很快找到了贵州“高自联”所在的位置。负责人周伟知道我们是代表“贵阳沙龙联谊会”到北京来声援他们的时候，非常激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把一些带去的资料和传单拿出来，让他们转给北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们宣读。一会儿，柴玲那高亢激昂的声音就传出了“紧急呼吁”──贵阳市各界群众。
6月3日，当军队源源不断地涌进人民大会堂时，我已经感到了危险。为了安全起见，晚上9点以后，我们与曾宁叮嘱小心后分开。这时，我对双元说：“老邓可能要下令向市民开枪，不然，让这么多军队进入大会堂去干嘛？”但直到此时，丈夫都还说：“不会的，老邓不会不要民心的。”他一直不肯离开广场。我无法，只好哄他说：“我的肚子又痛了，你能否给我找个旅馆住下，你再回来。”他只好与我一同找旅馆。谁知，广场周围的旅馆已全部住满，无法，11点钟左右，我们才离开广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谁知，这里的旅馆也没有空床。这时，我们只好上了一部拉人住旅馆的大客车。这车一直把我们带到了距离北京市区8公里，一个叫百子湾的煤炭部招待所里面住下。这时已是凌晨1点了。我与双元分开住。我住的这个房间一共住了12个来自四面八方的女人。迷迷糊糊睡下不知多久，我听见一个男子进来说：“你们醒醒，快听，出事了，部队向学生开枪了！全都被吓醒。这时，我听见密集的枪声就像鞭炮一样地响个不停。当我意识到危险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之后，我突然浑身发抖，害怕得大哭了起来。我的情绪影响了大家，一会儿，满屋素不相识的人都大哭了起来。
6月4日清晨，因为发生了枪击事件，这部大客车无法开到北京站，就把我们送到首刚附近的一个路口。下车后，我和双元漫无目的地走着，心情悲哀到了极点。沿途是一片狼籍，烧坏的车、零乱的鞋子、帽子、自行车到处都是。一路上，受伤的市民和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平板车拉着送医院去救治。我们非常担心曾宁的安危，因此先后到了3家医院去查找。每到一家医院，人家一听到我们的来意，就顺手递给我们一叠名单，叫我们自己去查。看着一张纸上有着上百人名单，我们不寒而栗：伤的就有这么多人，不知死去的人会有多少？
本来我们还想继续寻找曾宁，但是因为随时都被流弹击伤的危险，再加上我的病体由于受到刺激，已经很难行走，6月6日晚，我们怀着万分悲伤的心情离开了北京。
“6．4”之后的北京的血惺和恐怖，我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是无法忘记。我亲眼目睹了老百姓对军队仇恨，许许多多人受伤的血淋淋的场面，在一个共和国的首都居然随时都会有人被流弹击中的场景，以及那种男女老少大家泪流成河的辛酸。
直到今天，我一直无法理解我们和学生有何错误、有何罪过，而必须为此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的丈夫甚至为此背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强制劳教3年！
每年的“6．4”，我总要祭起一柱香，为死难的同胞祷告，为死难者家属祈福。只有这样，我才能稍稍减轻心灵上的痛苦，而获得暂时的安宁！
我希望胡锦涛政府能够正视89“6．4”对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平反“6．4”，给人民一个公正而合理的答复，让死难的同胞得以安息，让死难者家属的心灵得到安慰，用实际行动来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2005年5月30日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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