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化”不是去中华文化 （四）完结篇
【大纪元7月19日讯】 丰富而现代化的文化内涵
解决了本土化，去中国化，文化的兴衰，帝国的存亡，以及民族的优劣等问题，我们再来看看现在风行于台湾的宗教、民俗、与其他种种活动，以略见台湾社会文化之多元丰富及其旺盛的生命力。
基督教：基督教属外来宗教，其兴起之背景与教义，与中华文化之基调有极大的差异，乍见之下颇有扞格不入之感，尤其拜上帝、拜祖先之争，耶和华为唯一之神，不准崇拜偶像等等，其间也因种种误会而迭有冲突。如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关于祭拜祖先的冲突，但经过一两百年的互动，彼此有了更多了解，也就见怪不怪了。正如当初佛教以“脱离苦海”、否定现世、往生极乐世界的诉求与儒家传统入世的基调也有相当的差距。而佛教入中国已将近2000年了，佛教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了。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来看，基督教或许也会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吧！基督教与佛教或儒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他力教”，不像佛儒般为“自力教”（牟宗三先生语）。他力教认为人类有原罪，人类无法自我救赎，必须完全放弃自我，把自己交给全能的上帝，让主进入心中主宰人们的言行，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主就会安排你的一切，乃至于你的命运。一切都是为主，一切都是要荣耀主，在这个祈祷、实践、荣耀它的过程中得到救赎，佛教与儒家则视人人皆有佛性，皆有性善，人人皆可成佛成圣人，只要有一个修行的方法，人人都能够自我救赎。其教义不同，但其对教中圣贤的崇敬则一，其舍己行善、济世救人则一，皆是安定人心、安定生命、安定社会国家的重要精神力量，至于何者为究竟，则非本文所能及矣。唯人们随已之气性与因缘，择一而信之事之，以贞定性命，以安身立命，如斯而已。
基督教之传入华人社区与回教同，背后多少有些船坚炮利的影子。加以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财力雄厚。在四十年前它是官方的主流信仰，也是社会基层的重要依赖，官方的主流来自于蒋氏父子与蒋宋美龄的信仰，上行下效有以致之。社会基层则因普遍贫穷，基督教有物质之救济，如面粉等，所以时曰信基督教为“吃教”，亦有讽刺者喻之为“面粉教”。基督教在台湾强而有力的一支曰“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对于台湾的异议份子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深表同情与支持，因而其广大教友亦多有从事民主运动之先觉者，美丽岛事件审判中，诸多信徒之最后陈述如“走过死荫的幽谷”，“这美好的仗我已打完”今日读之犹是荡气回肠，令人感佩。长老教会之高俊明牧师也都是政治受难者呢！长老教会之信徒、也是巨擘，非李登辉莫属，李前总统是虔诚的信徒，而且是中年入教，表示这是生命历炼之后的抉择，李先生以其无人能及，如摩西一般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排除万难，把台湾一举推向完全自由民主之境地，其施政虽有诸多瑕疵，而其对台湾民主化的功绩，却是无人能及！
政府迁台的早期医疗资源极为匮乏，基督教遂由北而南，由西向东成立了不下十个教会医院，并由全球各地召集虔诚奉献的医师来台服务，这其中有极多的外国人，终其一生奉献于台湾社会。青丝成灰终不言悔，基督教对台湾之贡献实难于细数！
过去二十年来，由于民主与繁荣大幅提升了台湾人民的自信与财力，使得原本被压抑的，或财力不及未能彰显的文化、民俗、与宗教大量兴起，大量的社会菁英、民间资源流向这些“本土”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与本土神只的寺庙，使基督教一度式微，南部东部的基督教医院，更因捐献不足而有关闭之虞。外来的宗教在本土文化全面兴起之际，难免就显得寂寞。只是基督教的根，经过前人的努力似乎已扎得够深，最近十余年来，似乎又见其有力的活动了起来，不只持续吸收新血，其间还有甚多中年入教者，以威盛总经理陈文琦为例。据报载，陈先生也是中年入教，时年45岁，入教后深感上帝之呵护，因而极为虔诚与投入。陈先生多次与英特尔在专利官司中缠斗，历经千辛万苦都能获得可观的成就，若非有坚定的信仰，相信“主与我同在”，可能就和一般的商人一样，选择一条简单的道路，依附在科技强权之下优游度日。据陈文琦言，其亲友同事同学之中，中年入教者甚多，可见即使经历人生沧桑，基督教经得起考验，更显其生命辉光！
基督教再盛于台湾，则教徒多、教堂多、活动也多，国际交流就更为频繁，此极有助于建构台湾为亚太中心与世界枢纽，因为往来台湾之外国人，派驻台湾或来台工作之外国人，必有甚多教徒。台湾兴盛之基督教，正可使这些旅外游子随处可得宗教之慰藉，宾至如归啊！届时来台的外国基督徒，可能不少于国内之教徒人数，是则将激荡出何等火花或者在台湾再造就另一个基督教发展的高峰亦未可知！
妈祖与关公：台湾俗谚“三月疯妈祖”，亦即整个农历三月，是妈祖信徒与妈祖庙宇活动的高峰。台湾人独步于全球，发展出来的“绕境进香”活动，既像朝圣之旅，又像宗教游行，也似寻根主张。从主事者、追随者、沿途供奉者、以及所至之接待者莫不心怀虔敬、精神亢奋，以极大的热情与奉献投入于此一庞大的“宗教嘉年华”。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甲妈的奉天宫绕境活动，合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往返两、三百公里，真是剧力万钧啊！难怪大甲妈的绕境，已成台湾的年度盛事，连国际人士都为之瞩目呢！在这段期间，妈祖的绕境进香比比皆是，因为台湾的妈祖庙遍及全岛，这是台湾人最主要的在地信仰，一个朝天宫，每年香客数量即达500万人，可见盛况之一斑。
我们都知道妈祖是海之女神，保佑广大的台湾人民海上的安全，不管动机为何，职业为何，台湾人的海上活动，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遍地可及的妈祖庙就是明证。这也证明了台湾人民天生就要乘风破浪、冒险犯难，我们是十足的海洋性格，热情大方、勇于尝试。三、四十年来，不就因为台商的这种积极进取的性格，造就了台湾的经济奇迹？甚至造就了大陆的经济奇迹？很可惜，过去四十年中，我们被来自陆封型的政权统治着，整个国家体制，政策施为，防弊重于兴利，乡愿却弱，以及行政怠惰，与台湾人民积极进取，以快打快的天性背道而驰。台湾人民信赖妈祖，因为妈祖在其冒险犯难之际保其平安。现在似乎还很难期待我们的政府跟上人民的脚步；以快速的服务、灵活的国际与两岸的政策，实现台湾的愿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
对关公之崇敬，为华人的传统，以其重信守义之气节，独步千古，加以是勇冠三军、所向无敌之大将，华人尊之为武圣。对照于文圣孔夫子之体仁，武圣关云长则为守义。关帝庙在华人社会所在多有，即便台湾一般家庭之祖宗牌位旁，也常见武圣关公之神像。以其重义与商人之讲信用、重然诺相同，故亦为商人之守护神。
在众多崇拜武圣关公的庙宇之中，以台北行天宫所尊称为“恩主公”的信仰体系最为独特，最为突出！行天宫除位于台北市民权、松江路口有名的本宫之外，在北投尚有忠义行脩宫，在三峡亦有白鸡行脩宫两大分宫，香火鼎盛，信徒无数。行天宫首创拜素不拜荤，上香上烛不烧纸钱，祭煞收惊等等宗教服务不收费用，乃至于偌大个庙宇不见一个功德箱，要捐献还必须深入办公室，找到服务人员才捐得成。随时随地都有成群的“效劳生”──即义工，打扫擦拭，把整个环境整理得一尘不染，连厕所都干净异常，有念经、有演讲、有出版，阐扬其意旨理念以及诸多见证。也有严密的组织，就像大宗大派，如佛教和基督教一般，从事庙务推行以及慈善事业。更因信徒之大量捐献，而在三峡建立了恩主公医院，扩大其慈悲志业，也正积极筹备“武圣大学”之中。这是在台湾所有地方信仰、传统庙宇之中，最为完善、最有环保观念、最具现代精神的宗教信仰以及服务体系。是北台湾工商社会的信仰重镇，即使与世界上类似的宗教信仰比较，亦绝不逊色。其在信徒心中之份量，亦不因行天宫负责人之挪用公款事件而有丝毫之减损，工商社会中成熟的信徒性格，根本不被个人行为的偏差所影响，而丧失对整个体系，尤其对恩主公的信心，行天宫依旧是香火鼎盛！
从恩主公信仰现代化的成功，展现出另一层次的宗教新生命看来，我们认为全国类似的宗教庙宇若能积极的走向现代化，必能展现另一波活力，而对社会与民众做出更大的贡献。比如说散布于全国的关帝庙，是否能与台北的恩主公系统整合，把恩主公的教义组织及其慈善活动推广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一步如果能够做到，随着台商在大陆的群聚，将来在上海、深圳、北京乃至于中国全境，是否都会有恩主公的恩典，均霑于华人大众！我们认为全国各地的妈祖庙，也应组合成强而有力的促进会，把其教义、组织、年度活动、以及慈善事业，做一个革新与整理，必须破除台湾庙宇普遍的被地方人士、利益集团、神棍，甚至是黑道所把持，而成为私人的敛财机构的局面。
任何信仰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继续发展或壮大，一是持续吸收新血，展现其传承与活力，二是必须取得足够的献金，俾便进行各式各样的仪式与慈善活动。处于现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台湾，如果没能获得民众的认同，甚至作奸犯科、亵渎神明，迟早会被时代所淘汰。处于“显学”地位，遍布台湾各地的妈祖庙，似乎尚有很大的走向现代化的宗教团体的改善空间，值得全体信众，尤其是执事人等破除成见，一秉大公、戮力从事，若能有成，必对台湾社会，甚至台湾观光产业带来甚大之正面效益！
其他地方性独立型的庙宇，也应体察现代化潮流之不可抗拒，将该信仰扩大为地方人士的信仰、活动，教育、慈善之中心，一定要开放给全民参与，才能获得生生不息的新血与捐献。否则如现在普遍存在于各地的老成凋谢、青黄不接的窘境，极可能变质为少数神棍或黑道把持的局面，斯则神圣之殿堂，将成犯罪之基地，可不惜哉！
台湾重要的庙宇如开台圣王、开漳圣王系列，如代天府系列等等，不胜枚举，果皆能在政府与地方有识之士之努力而完成现代化，将成为台湾人民极为丰富的信仰，观光、教育、以及慈善事业的资产。譬如麻豆之代天府，每年香客达700万人次，南鲲身之代天府亦达350万人次，合全台湾的庙宇，其与民众的接触，绝不少于一亿人次。多元社会，大民间、小政府，宗教信仰之发达，与寺庙之普及，宁非要“替天行道”，以补“天地之不仁”？
佛教：全世界的主要宗教排名，现在最大者为基督教，达20亿人，几占全球人口1/3。回教则为第二大，约在12、13亿之普，达全球的1/5。第三大为印度教的8亿人，约13％。第四才是佛教的3.6亿人，为6％。至于未信教与无神论者，合计不超过20％，且有减少之趋势。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居然还有那么多信仰或“迷信”人口，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基督教与回教一直都是“官方”的宗教，通常随着信教国家的扩张与殖民而广为传播。我们知道在过去四百年来新世界的扩张与殖民，都掌握在基督教国家的手里，至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还有四个是基督教国家。光是整个美洲新大陆四百年来扩张与殖民的结果，就增加七亿的人口，这其中有七、八成是基督徒（美加有75％，自认是基督徒），所以基督教之为全球第一大教，正是这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主控世局的结果。至于回教则是在七世纪以后约1000年的时期回教国家极盛于欧亚非三洲，回教随着这些国家的扩张与殖民而广为传播有以致之。回教还源自旧约，摩西与耶稣都是回教的先知。以今日观之，这两个影响人类过半人口的宗教，居然系出同源，基本上都来自相同的民族，即所谓的闪米特人，也真是一大奇迹了。现在的阿拉伯文与希伯来文都还是由右而左横写，可见其民族是很接近的。
佛教在中国找到了它最大的信众，只是中国从来就不是政教合一的帝国，虽然对外迭有征伐，也颇有斩获，却并不要求被征服者改信任何宗教。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共产主义无神论的“信仰”横扫整个中国，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宗教。佛教显然是其中最大的一支。随着国民政府的播迁，中土的一些高僧大德如印顺法师等人，也先后来到台湾，赓续其“不绝如缕”的普渡弘法大愿。世上的宗教通常都只有一至两本主要的经典，佛教却有几十种经典，而且多是直接来自释迦牟尼佛者。因为佛陀悟道很早，说法四十九年，自然是“汗牛充栋”了。
中国儒家的经典曰“四书五经”在全球宗教中，经典数量算是很多的了。比之于佛典，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了，其他基督、犹太、回教，基本上都是一本圣经走天下，或者打天下，如可兰经一般。虽然真理不必然以量取胜，但真理愈辩愈明，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理论体系最严密、修行法门最丰富、而描述之境界也最高深、最透澈的宗教。
它是一个自力救赎的宗教，把人的生命解脱于躯壳的限制、一时一地的限制、而能与天地同流、在时空中穿梭，得到最大的自由、最大的自在。不只消极的自己摆脱轮回，还发菩萨大愿“一人不得道，誓不成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其境界较之奶与蜜的向往，或在天国的享受，似乎略胜一筹。
以佛教的说法，人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也就是人人皆可以达到“上帝”的境界。只是这个境界极不易做到，此所以必须累数世，甚至数十百世之精修才能获致。佛教之体系，既然浩瀚如海，即令是高僧大德，亦只能就其因缘与气性选择最合适法门切入，此所以佛教会有诸多宗派，而皆能殊途同归的原因。
来台的佛门中人，经过二、三十年的荜路蓝缕之后，在二十余年前，台湾经济开始起飞，获得了极大的财力奥援。于是开启了过去这二十年佛教在台湾的大发展，在此同时，战后受到现代化教育的年轻学子，受到这些佛门大德的感召，也大量的投入佛教的行列，遂使现代台湾佛教，得以快速发展、快速普及，并提升其水准，寖寖然成为全球的佛教重镇矣！
台湾的佛教界现正处于极佳的地位，极有机会成为全球佛学研究的中心，全球佛教信仰的中心，也极可能进一步建构成为全球的佛教圣地。一方面在高僧大德均已身教言教，作出标竿典范，且都已建立规模庞大的寺庙丛林，亦且在全台乃至于全球广设分部。另一方面，二十年来全体佛教界培养出来的优质僧团，正是将来进一步走入广大群众的最佳凭借。
另外，台湾佛门的俗家弟子，因经济繁荣的踊跃捐输，提供了最强大的物质条件，使得一些超大型的佛教建设案动辄十亿，甚至达五十亿的惊人规模。对于建构世界级的佛教圣地，有时候宏大庄严的建筑，也是渡化信众的方便法门。
我们也已看到各宗各派都已走向世界，除了证严上人所领导的慈济之慈善事业，远达中国、南洋、非洲、美国之外。星云大师所领导的佛光山，这个台湾的佛教巨擘，早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寺院，甚至已远达欧洲。训练僧才，推广佛法，利益众生，可谓不遗余力。至如惟觉老和尚所主持的中台禅寺的系统，以及圣严法师的法鼓山的系统，也都拥有广大的支持信众，持续扩大其影响力。佛门宏法之新秀，首推慧律法师的文殊讲堂，其以生动幽默之语言阐扬正知正见，早已在海内外形成风潮。其宏法之录影带、录音带，甚至都已远达纽约，也已深入大陆。乃至于现存于大陆之明旸长老，在大陆找不到传人，遂将曹洞宗四十八代以及临济宗四十二代之衣钵，跨海来台传于慧律。所以五十年来有赖佛门中人的宏大悲愿以及广大而善良的俗家弟子的热烈支持，台湾的佛教发展已凸出于华人世界，甚至已超越位于达兰沙拉，以达赖喇嘛为主的密宗教派。密宗以其活佛转世以及偏重神通的特质，对俗世弟子极具说服力，但是正知正见仍在于自己的明心见性，反而不应偏重神通之向往。在佛教境界上，神通的层次还不算高，执著于神通，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害人害己。
我们认为这是台湾继经济奇迹、政治奇迹之后另一次的“宗教奇迹”。重要的是，这几十年的努力，已使佛教在华人社群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佛教不再像传统印象中是消极的、避世的，属于边缘价值或人性挫折的避难所。从台湾发展出来的佛教，是积极的，要使社会更祥和不争，更乐善好施，藉改变自己来改变人生、改变社会而不怨天尤人。这种人生态度一旦普遍化，会产生惊人的社会质变。
现在台湾社会已经形成志工文化，这不能不感谢慈济几十年来“第一个到达灾难现场”的身教感召。台湾的佛教，在制度上、管理上、推广上、建筑上，乃至于工具的使用上，都已完全现代化。甚至连佛陀塑像都已经年轻化、活泼化，因而充满生机，且更易于亲近。现代化是一个艰钜的工程，我们已经把经济现代化了，政治现代化了，恩主公信仰现代化了，现在，这个复杂百倍的佛教也已经现代化了。只要现代化，它就能够充份掌握，并运用这个威力无穷的现代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因而展现更强的生命力，迈向另一个发展的巅峰。
台湾的佛教，已成为台湾的另一个世界第一，在短期内甚至没有“竞争者”，我们希望继起之高僧大德，能够继长之、增高之，政府亦应因势而利导之，协助台湾成为世界佛教的观光胜地，以及信仰者之佛教圣地。一个宗教圣地一旦成形，它对该地方的贡献都是以百年计，甚至是以千年计；观乎麦加在回教中的不朽地位，不是已超过千年了吗！经济的繁荣不过三、五十年，国家的强盛也不过一、两百年，比之于经营出一个成功的、世界级的宗教圣地，达到千年不坠的盛况，则又是另一睿智的抉择了。
我们只要把台湾定位成中华新文化、新宗教现代化的发祥地，中华文化与宗教从台湾获得重生壮大，而以更精彩的生命再度走向世界，这本身就会是一个奇迹。我们全体台湾人参与它、呵护它，也见证这个奇迹诞生的过程。则台湾会成为佛教信仰的圣地，会成为恩主公信仰的圣地，甚至成为妈祖信仰的圣地。全中国的佛教、恩主公、以及妈祖信徒，可能要来台湾朝圣，而非湄州、运城、或所谓的四大名山了！
新儒家：凡是华人，即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不能反对，自孔子以后两千五百年来，儒家一直都是中华文化的骨干。儒家的人伦主张、儒家的内圣外王，从中庸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区区十三字，可概括一切儒家的精神。儒家的思想，并不是孔夫子所创，就像佛教的种种观念，并不是佛陀诞生才凭空出现。事实上，远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文化道德理性的基础。我们今日阅读在孔子之前的经典，如尚书、左传、易经、诗经，其展现出来的理性、民本、以及道德使命的主张，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还能够契合现代的民主思潮，且丝毫不见迷信的成分，如左传（庄公32年，662 B. C.）所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者，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两三千年前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的神权政治相比，真不可以道理计。孔夫子之出现，只是集其大成，并首度将此贵族之传承大量传授于门下三千弟子，且周游当时七十二国。知识与智慧的传播，至孔夫子乃打破阶级的藩离，以及地域的限制。孔夫子又从集大成之中，归纳出“仁”的中心思想，把中华文化牢牢的安放在人人皆存于心中的“仁”的人性基础上。这一步使前此的中华古文明由外铄的、无根的、变动不居的措施、制度、或观念，顿时接通了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源于人性的仁。这个“仁”，到孟子时加以“四端”之注解，即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并归结为性善。儒家之人性基础因而确定，中华文化之人性基础也因而确定矣！
孔夫子对中华文化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敬鬼神而远之”的超然态度，观乎论语全篇，以及尔后正统儒家的全部思想，绝不主张怪力乱神，顶多只是“存而不论”，使得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政治两千五百年来，免于神权与迷信的毒害，真是居功厥伟啊！人类社会最怕军权统治与神权统治，这两种统治都无法容忍异议份子，军权统治者用武器杀人，神权统治者则用“意识型态”杀人。而神权统治为祸尤烈于军权统治，因为它通常会持续达百年以上，如中世纪之天主教国家！
儒家、中华文化、与因之而建立的每个朝代，基本上就是一个“道德理性”的思想、文化与国家，我们似乎认为道德理性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放眼全球，绝大部分道德力量的来源，都是出自宗教，如基督教、回教，乃至于佛教，这几乎已占了60％的人口。这些宗教都有严谨之教义与戒律，其反应于社会行为便是道德的规范，这些宗教也都毫无例外的积极投入慈善救济的活动，但是这些戒律与道德的需求，是来自神谕，来自信仰，而信仰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态度。以现代观点来衡量，也是“非理性”的态度。西方社会自始就受到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影响，一直无法正视，自人性之中可以直接彰显出“道德”的需求与实践。可是从日常生活之中，道德的实践却普遍存在于基督教、异教徒、与无神论者。
尤其在理性主义崛起的十七、十八世纪，当普遍的知识份子对天主教、基督教质疑之时，更须要有一个理性的基础，来确立道德的可能性与普遍性，结果欧洲一直要到十八世纪德国的理性主义大师康德，才做出那个有名的结论，即道德是源自于“无条件的命令”。欧洲人一直要到十八世纪才因思辩的方式所达到的高度，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便已把握住，并直接视之为人性之本然。仁、性善，以至于明代王阳明的良知良能，都是指同一件事，此即基于人性的“无条件的命令”。
也由于敬鬼神而远之，传统的儒家通常视所谓的“神迹”或“奇迹”为“怪力乱神”而屏除之，中华文化也就不会定于任何“一神”，而排斥其他的神，亦即中华文化或中华各朝代，通常只及于道德的理性部分，属于道德而非理性（即信仰）的部分则未予规定，遂因此而成为人类史上极少数能包容所有宗教，所有信仰的文化，包容之、吸收之，遂在历史长河之中一代一代的扩大其内涵，中华文化成为至今不死的古文明，与其“道德理性”的特质有着重要的关联！
我们说孔子伟大，就是他在关键的时代，协助决定了儒家以及中华文化这个关键的特质，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西方中世纪教会统治了一千年，史称“黑暗时代”，良有以也！自五四运动以来，儒家这个中华文化的“嫡长子”，便承担着使中国积弱不振的所有责任，它被指为帝王专制的帮凶，民主政治的天敌，乃至于科技进步的阻力。也是从五四以来，我们就有一代一代的“新儒家”，对于这一庞大芜杂的文化传承重作诠释，并极力辩正。第一代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其中梁漱溟一直到80年代才逝世，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酷磨难，始终坚守其新儒家之立场，绝不妥协。第二代如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则皆于大陆沦陷后飘零海外，时而台湾，时而香江，则以更有系统的方法，以现代哲学的架构全面整理儒家，以及儒以外的两大骨干—-佛家与道家的思想。并开始与西方作比较与会通，在理论上初步完成了儒家的现代化。而这一代也未及看见儒家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与复兴，便全数凋零矣！
佛家的现代化现已由佛门中人以及全台信众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算是大功告成，现正要迈向另一个历史性的巅峰，儒家则必须进入现实的生活实践，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中，尤其要在现代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彰显出来，而其道德理性的特质，不藉宗教的戒律，要广大群众，尤其是为政者遵守其“无条件的命令”，亦即实现其“良知良能”，并非一蹴可及者。毕竟为宗教而献身者可得福报，为“无条件的命令”而奋斗者只得明月与清风啊。此所以现今台湾的社会、台湾的政治尚存在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观念以及脱序的行为，其实正如前面的论述，原始儒家的主张是道德的、理性的，也是民本的，原始儒家是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始儒家的君臣国家观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当国家被乱党把持，已经无可救药时，人民是有权离开的。原始儒家更是主张“生活方式的抉择是重于国家民族的认同”的，如“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的儒家精神，那里会是帝王专制的帮凶，又那里会是民主政治的天敌？当帝王专制大一统的格局已成，普天之下再也没有竞争对手，则读书人“为政治服务”而捏造出来忠君爱国的奴化思想，却仍以儒者之教名之。充其量只能说某某人之主张，与原始儒家无关，与孔孟无关，正如耶稣不能为赎罪券负责，不能为君权神授或教皇统治负责一样，孔孟又何能为后世的腐儒或小人儒负责？穆罕默德又如何为海珊、为宾拉登或是为人肉炸弹负责？
民主政治的实践，从来就不是因为有多美好的理论、理想、或某某当权者有多大的善意。民主政治绝对是制衡政治，绝对是社会发达的多元力量互相监督，彼此制衡的结果。而多元力量的产生，则来自于经济发展，以及交通通讯的发达，此所以民主政治率先兴起于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突飞猛进的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又来自于科学与工艺的进步。我们当然可以穷究中国何以没有产生文艺复兴之后造就近现代化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这非本文的目的。幸运的是台湾在经济起飞的二、三十年之后，社会多元力量全面展现，民主政治也就顺理成章获得了保障，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原始儒家与中国文化早就做好了民主政治的理论准备，我们只是一直在等待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到来，一等就等了两千五百年，“内情”并不复杂，如斯而已！
其实我们从最深层的民本情怀来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儒家终极主张，如果民主政治还是可见的未来，最能保障人性尊严，最能激发创意，最能改正错误，也最能因应变局，且不断进步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儒家的终极主张。因为以上所提到的民主政治所能实现的范畴，毕竟都是儒家的终极关怀啊！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还在持续，台湾的生活方式已经确保（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只要再启动即将为我们带来进一步富裕繁荣的台湾梦的实践（即建构台湾为亚太中心、世界枢纽以及华人世界的经济、文化、希望之都），坚守儒家的道德理性立场，发挥良知良能，这个“无条件的命令”──于待人接物以及治国平天下之中，以我们对这个威力无穷的现代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运用，我们即将在实现台湾梦的同时，完成儒家实践的现代化，而只有儒家完全融入我们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现代生活方式之中，我们才算完成了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以及全部中国的现代化的内容。而这不正是自曾国藩以来，清代的维新人士，自孙中山以来的革命党人或开国元勋们前后努力了150年的目标？
如果说台湾现在还有欠缺，则所欠者应是信心，我们总认为中国太大，我们太小，总认为不利于我的形势太强，我们自己太弱，总是要东张西望学步邯郸，却不敢迈开大步走自己的路。尤其是几十年来国际政治上的挫折与屈辱，更让台湾人觉得自己是国际上的孤儿，是边缘人。根本不敢奢望台湾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成为亚太的中心，世界的枢纽。
我们现在最须要建立共识的，就是要坚信这个我们奋斗了四、五十年好不容易建构完成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是我们最向往、最须要维护的生活方式。其次在消极的维持主权独立的前题下，积极的、全面的推动台湾成为“亚太中心、世界枢纽以及华人经济、文化与希望之都”的伟大愿景的实现，在这个愿景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先是以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基础，扩大其规模，增大其实力，然后再一次强化全体台湾人的自信心，我们的文化、宗教、乃至于最平凡无奇、最广泛深入，也最难于理解的儒家，也将彻底的换装现代化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血肉，而完成了“中国”全盘的现代化，我们预期这种文化的重生、民族的重生凝聚而成的国家的重生将会爆发强大的政经实力以及文化、思想、宗教的魅力，而这一切就要从台湾出发。
所以，只要台湾继续存在，“台湾梦”的愿景得以付诸实现，台湾已完全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与大陆并不再是比大比小的问题，而是质与量的问题，在台湾的“心跳”会牵动全球华人的“脉膊”，全球华人包括大陆华人，这个庞大的“量”会是台湾经验、台湾理念，甚至是台湾奇迹的“超级放大器”。至于台湾在国际间的处境，我们其实已用坚强的经济实力争回了不少地位。同样的，只要台湾继续存在，继续其愿景之实现，这就不再是强势弱势的问题，而会是此消彼长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时间的问题。
当真理站在我们这一边，当我们继续存在，继续繁荣，则时间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当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迟早我们会赢得整个世界，又何况区区之中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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