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1日讯】 20世纪末，大陆新儒们正走向精神死亡。自梁濑溟之后，大陆新儒蜗居学府，以家为本，领取中共党政府工薪度日，脱离民间社会，连高贵的沉默品格都没了。新儒看不见儒学的前途，希望成为儒教，却向中共邪灵乞讨，真小人儒样子。
然而，新儒是可以从书斋家居里走出，与仁人志士携手组成真的新儒家，共创美丽仁学。新儒家须撤除“上智下愚”的精神篱笆，进入民间社会，做先行公民。
一、儒家“知行分离”，缘于“上智下愚”的精神篱笆
读儒家经典和听儒家论道，总能听到很多感人并美丽的文字，诸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仰圣师”、“垂轨万代”、“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四海之内皆兄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贫穷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但总读多、听多却见少。
儒家“知行分离”，主观上就在于有一道“上智下愚”的精神篱笆。这道篱笆是部落时代插建起来的，孔子据此讲“因材施教”或“劳心者治人”，有历史的相对真理性。但长期以来，由于士大夫的传统和特权，这道心智篱笆把国人分成君子或小人两大类——“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同而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知为主，小人行为主。
二、君子与小人对立，导致中华仁政失败，中共暴政胜利
君子与小人的甄别运用到政治和社会中，形成了君子主体和小人客体的对立关系，隐藏着君子善和小人恶的道德斗争。名分等级制在中华千古不易，权利变为君子统治，义务变为小人服从，从而历史上的禅让、共和、贵民等潜因不能显化。
汉唐时代，中华帝国两度强盛。由汉武帝奠定强大基业的两汉政治，跟同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平分秋色。两汉以讲孝道、礼治的仁君在皇后娘娘的柔情辅助下，以慈爱之心爱民如子地集权式管理国家。这种温情脉脉的专制政治风行东亚。由唐太宗奠定强大基业的大唐政治，跟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平分秋色。唐朝匡复两汉仁政大业到鼎盛，由贞观而开元唐朝呈现120 年持续的五谷丰登和国泰民安盛景。中国成为亚洲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国力最强也最开明，此时的欧洲诸侯之间、国王和教皇之间正打得昏天黑地，衣衫褴褛者在城市和庄园多如厕所的苍蝇。
但在欧洲通过兼并战争和殖民战争崛起后，他们积极向中国学习仁者专政时，儒家在陶醉，却没有从欧洲学到古罗马就有了的民法制度和议会制度，民为贵挂在嘴上，骨子里却依然视为弱智者不给在参政议政中成长的机会。终于当议会制度促成英国工业革命发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要囊括中国进去的时候，儒家头晕了。
儒生官员想把国家治好，却又忍不住要腐败。平民想把暴政除了，却又总弄成暴乱。这就是儒家精心想维护好的三千年君子和小人对立的名分等级制度的结果。最终儒生终于卷入民主共和制革命，辛亥革命踢翻清朝后全国男人都剪了辫子。但名分等级制度的历史惯性像火车刹车一样急刹不住：官权反民权，政府反议会，护国、护法、北伐战乱不断。最后杀人头多者得政权，中共暴力加谎言伪饰窃国。儒教以君主为核心的仁者专政在近代的失败，才有马列以中共为核心的暴者专政在当代的胜利。这意味着专制恶政因小人化祸害中华到极至，才将彻底失败。
三、儒家率先做公民，中华民国不会丢失大陆政权
日本有两个故事传到中国：其一、一教授由家而大学，一路拾垃圾入袋，在校门口丢入垃圾筒，留给社会一路清洁；其二、一女子喜爱洁净，可在东京的第一份工作却是在酒店清厕所，第一次清洗时几乎呕吐，但她下决心：“就算一生洗厕所，也要做一名洗厕所最出色的人！”，她做到了把马桶每次抹洗得光洁如新，多次生喝洗净了的马桶里的水检测。几十年过去了，她成了今天日本邮政大臣——野田圣子。教授儒天天拾垃圾，小女子洗厕所也能成大臣，这就是履行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公民义务。恪守君子和小人的名分等级，这些美事哪会有？
日本公民的故事，对照起来看中国大学教授和酒店女清洁工，凸现出中华儒家至今都还在美化的君子和小人对立的名分等级制度的丑陋。我这样想，如果中华民国初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教授们，都拾一路垃圾去上课，给庶民的教育那才真正触及灵魂，两、三年里全国城镇居民因此形成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社会公德，由关心环境清洁到到关心政治廉洁心距就不大，根本就不需要用战乱去解决政治问题，学生也会安心读书。我还想，如果宋氏三姐妹当时是先去酒店清厕所、喝马桶水，后被孙中山、蒋介石、孔祥熙所娶，民国可真将全社会翻新。
如果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政治下，由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国民，都能自觉放下由君子而士大夫的身架，还治权于市民、乡民与其分享公民权利——求学、择业、从政、信仰等，先履行公民义务——横路走斑马线、吐痰进痰盂等，儒士带头拾垃圾、男人一样清厕所，做功课、工作都先做公民合格，中华很快便显美国气象，没有护国、护法、北伐等战乱，和平和谐、国泰民安地创建和谐社会，苏俄、日本对中华的危害便都会受到有效遏制。
我要说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儒生首先要做的是公民，他们却去做了革命者，让共和国饱受不停地战乱折腾，最后折腾得阿Q 似的城乡流氓也成革命者，并掌握了马列主义邪说，跟毛泽东、周恩来之类的半拉子儒生勾肩搭背，民国大陆政权就完了。因为哪里不需要公民，哪里就需要共产党，中共就这样在大陆窃国成功。中华民国就这样逃离大陆，民主终于呼唤而出，却公民不多，龟缩台湾至今。
现在是21世纪初，大陆新儒们其实已经精神死亡。真实的情况是大陆有儒学研究，却没有儒家学派，充其量就是党恩准的孔学会、儒学所之类的教育机构。无论旧儒家还是新儒家，中共国都没有。新儒们倒是可以重新成家的，但须先成为公民先锋。儒生无一例外地都被纳入共和国公民教育和制度体系，公民日增、小人儒日减，不仁不义和落井下石等邪性恶行即使偶有，也绝不可能污染社会风气。公民基台和民主善政确立，两代人之后就将去小人儒。此后，始有真新儒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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