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邪恶轴心》(54) 第九章(十)
亚撒哈拉非洲
法学教授和“肯亚人权委员会”（Keny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主席穆塔（Makau Mutwa）这样写道：“非洲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被历史上少有的严重人权侵犯所重创。这个漫长的凌虐史还在持续着。但是非洲人民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从来也没有停止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为了更开明更负责的社会而奋斗。在过去十年里，唾弃一党专制和不民主国体思潮的盛行是惊人的。”（注39）
非洲也同样处于九○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中。成功会带动更多的成功，持续这样一个全球的动能，改变每一个独裁者尚存的国家和地区，直到二○二五年的全面成功，就会对这个地区有利。随着各地区独裁者越来越少，他们维持其权力及合法性就会越来越困难。看到他们邻国的人民都走上了自由之路，那里的人民也会起来赶走他们的压迫者。
但是要保持并加大这个动能，需要非洲的民主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强调非洲人的团结转为强调民主的团结。有关“一个人，一次选举，一时定终身”的笑话，不幸在非洲经常是真实的。当选的领导人常常只允许那一次诚实的选举，上台以后就可以操纵后来的选举，经由修改宪法，或者经由挑起邻国纠纷等手段，而长期待在台上不下来。
这样的事最近在辛巴威重演，几乎没有听到有邻国表示反对。来自奈及利亚和南非的观察员，并没有因为二○○二年三月辛巴威总统选举中出现粗暴恫吓反对派而拒绝承认有利于穆加比的不公正的选举结果（注40），只有以波札那立法委员莱福豪克伯爵（Duke Lefhoko）为首的“南非发展共同体议会论坛”（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Parliamentary Forum）的观察团，经由一份对选举环境的调查报告对此做了抨击。“在所谓非洲兄弟姐妹要团结的名义下，有人在推销这种‘对邪恶不听，不看，也不讲’的态度。”他如此描述同事们对他施加压力，要他把报告改得更温和。对使用政府公权力来支援争取连任的竞选人，威胁反对派成员，并在反对派势力集中的城市阻挠投票等行为，莱福豪克大加抨击。他曾批评一个非洲邻国违反民主和人权原则的行为，莱福豪克说：“总得有人站出来为非洲说话，…这种颠倒是非的事还要持续多久呢？”（注41）
类似的呼声也还有一些，但是极少在权力高层出现，即使在几个已经羽毛丰满的非洲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民主力量打算在非洲巩固地盘，这必须改变，否则难以扩大影响范围。民主选举产生的非洲领袖们，如果把做非洲人当成首要的而把做民主人士当成次要的，那他们无法为选举他们的人民以及邻国的人民带来好处。大多数的辛巴威人民已经勇敢地证明没有其他选择。
老牌的西方（或者非洲人喜欢叫做北方）民主国家在促进非洲民主上有个咎由自取的信誉问题，他们只能靠一致性的、讲原则的、崭新的实践来扭转。殖民主义的臭名依然让人生厌，这使那些强人得以用“对抗白人再次搞殖民主义”的名义来做为其独裁统治的借口。（注42）
尤其是从殖民时期以后的冷战到今天，西方列强曾经支援过一些卑鄙、贪婪和压制人民的独裁者，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像萨伊（现在被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独裁者莫布杜．瑟寇（Mobutu Sese Seko），他不可能在没有西方强国的支援下有能力夺取和巩固他的政权。
即使对于愿意采纳民主的政府首脑，他们的政权也是通过暴力夺取来的。一九九七年，美国前总统柯林顿在非洲之行时曾宣称非洲开始了一个“文艺复兴”，这显然误导了公众。因为柯林顿见到的每个国家首脑都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有些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而这些独裁者只不过学会了如何在国际上表现像一个好的“领导者”（注43）。坦白说，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比如说，卢安达就是一个最难采纳民主的国家。在“种族灭绝”罪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大的种族试图灭绝小的种族。长远来讲，模糊卢安达图西与胡图两大种族的界限是个好的策略。卢安达的独裁者卡加米（Paul Kagame）似乎朝着这方向努力。其他的非洲国家，像乌干达，多多少少也将面临同样的政治问题。
解决如何建立民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机制，而不是依赖于某个人。一位有见解的非洲观察员伯克利（Bill Berkeley）说：“对于美国来说，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依靠他们的资源和信誉，在非洲大陆上设立法律学校及建立法治信赖感，而不是依靠某一个人。最终，这个法治体系才会真正为非洲带来永远的希望，这种理念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注44）。如果我们真想帮助拯救非洲大陆，我们必须放弃依赖任何独裁者的想法，而致力于提倡民主和法治，这样才会持久。
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南部（sub-Saharan Africa）的国家中，共有二十九个“自由”或“部分自由”国家和十一个“不自由”的独裁统治国家。十一个自由国家是——贝南、波札那、维德角、迦纳、赖索托、马利、模里西斯、纳米比亚、圣多美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和南非。这些国家贯穿整个非洲大陆，他们是能与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潜在伙伴，也将是在非洲推动民主的中流砥柱。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国家扮演更多推动民主的角色。
超过一半非洲撒哈拉沙漠周围的国家，也就是十八个国家，属于“部分自由”国家。他们当中有一些正在向全面民主迈进，而另一些国家则在民主进程上有些倒退。这些国家的民主机制仍然不健全，而且非常脆弱，甚至还时常倒退。显然，全面民主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当今世界的民主潮流之下，尤其是对于非洲自己的民主进程，跟踪监督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帮助非洲人民推动民主进程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承认，非洲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比较非洲过去几百年的恐怖年代，过去的几十年进步可观。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最根本的突破。不像中东地区，非洲这里已经从独裁统治向民主制度过渡了。
但是，这十一个剩下的独裁统治者仍然在干着大规模骇人听闻的暴行。因此，全世界民主国家就应该更加努力地推动民主化进程。在一九九四年卢安达发生的群体和种族灭绝暴行中，数以百万计的图西人和胡图人被屠杀或被迫流浪，还有在刚果的大屠杀，这些暴行都是独裁统治的结果。要想永远解决种族之间的分歧，就必须在民主和公平的机制下，经由双方谅解以及和平谈判才能解决。从本质上说，独裁者是依靠暴力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加剧种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分歧和仇恨。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民主的优良管理及信赖度。没有这些机制，任何民主化进程都谈不上。
二○○二年七月九日，南非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成立时说：“今天我宣布，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我们这块土地上终于有了一个民主的、人们能够参与的、法治的国家制度。”新的“非洲联盟”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允许自由选举，允许有反对党自由参加选举。该联盟有权出面制止和查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种族灭绝罪，以及践踏人权的罪行。该联盟仿效“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希望建立一个地区性的议会、一个中央银行以及一支为制止暴力而常设的军队。然而，辛巴威反对党议会领袖克塔尔特（David Coltart）说：“由于最近非洲国家支援辛巴威的独裁者，所以非洲联盟成立一开始就有了一个不好的开端。然而，现在非洲国家领导人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责任，那就是推动非洲民主化进程。未来的非洲取决于那些少数不自由国家能否动摇非洲联盟的基本民主理念。”（注45）
当地的民主人士和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一定要联合起来，从战略、战术到规划及行动上全面展开以实现民主。
我们必须在民主团体中建立一个非洲核心小组，唯此，二十九个自由和部分自由的国家在非非洲国家民主团体的协助下，才能帮助那些艰难过渡、甚至是在倒退的成员国家，而且只有利用集体的力量和不懈的努力才能让最后十一个独裁者下台。这二十九个国家是贝南、波札那、布吉纳法索、维德角、中非、葛摩、刚果共和国、象牙海岸、加彭、迦纳、几内亚比索、肯亚、赖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威、马利、模里西斯、莫三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奈及利亚、圣多美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席尔、狮子山、南非、坦尚尼亚、乌干达和尚比亚。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特殊的法庭来受理群体灭绝案，就像“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这些特殊的法庭可以集中受理那十一个国家的独裁者违反国际法的案件，将这些独裁者绳之以法，或者寻求其他司法机构来实施。我们必须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独裁者，包括那些将他们的国家从“部分自由”倒退到“不自由”的，像辛巴威的总统穆加比，都将被国际法庭或当地法庭审判并绳之以法。现存的一九九八年六月成立的“非洲人与人权法庭”（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是无法胜任这一任务的。（注46）
一些在非洲有过特殊历史的国家需要改变他们的优先顺序，在将这最后十一个独裁者赶下台的问题上扮演更积极角色。法国的政策尤须大幅变动，“自由、平等、博爱”经常在非洲的历史上站在错误的一边，在后殖民时代维持着一个又一个独裁者。可悲的是，法国不是唯一站错位置的国家。英国、葡萄牙、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与非洲都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和关系，因此也有责任。
也许最根本的是，非非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自己应该开始相信：非洲人民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利、有理由、也有能力拥有民主。在非非洲人中有一种可怕的高高在上心理，认为我们必须把非洲当作一个孩子、一个病人或一个施舍的物件。这种观点明显地带有沿袭下来的种族歧视。致使对独裁者百般忍受，本末倒置地未着眼于建立正确的管理，却着眼于免除债务、救济难民和防止冲突上。我们应该提倡用非暴力冲突的方法，将阻止国家前进的独裁者以及在本国和邻国推崇暴力的独裁者赶下台。
国务卿鲍威尔，做为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和第一个在非非洲国家的非洲人后裔的国防部长，在二○○一年五月第一次正式访问非洲。他开始的第一站是马利，非洲的十一个自由国家之一，他称赞马利的民主，并保证进一步促进多边关系（注47）。他访问的第二个国家是南非，也是一个自由国家。在那里他敦促南非的邻国辛巴威总统穆加比下台，并准许自由公正的选举（注48）。然后他抵达不自由国家肯亚，在那里私底下会面时将同样的资讯告诉了总统莫伊（Daniel arap Moi），并在公开场合再次提出（注49）。莫伊自一九七八年开始执政，他声称一个非洲领导人只需要十年的经验就可以领导一个国家。他对鲍威尔让他离位的提法公开回应，“非洲人民应该自己决定他们的领导人。”（注50）当然，那正是国务卿鲍威尔和他书中的观点。在二○○二年，肯亚人民终于有机会联合起来彻底打败了莫伊的代理人。在接任者的就职典礼上，莫伊被人们高喊“小偷”的骂声追逐。(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