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邪惡軸心》(54) 第九章(十)

亞撒哈拉非洲

法學教授和「肯亞人權委員會」（Keny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主席穆塔（Makau Mutwa）這樣寫道：「非洲在過去的五個世紀裏被歷史上少有的嚴重人權侵犯所重創。這個漫長的淩虐史還在持續著。但是非洲人民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從來也沒有停止追求更好的生活條件，特別是為了更開明更負責的社會而奮鬥。在過去十年裏，唾棄一黨專制和不民主國體思潮的盛行是驚人的。」（注39）

非洲也同樣處於九○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浪潮中。成功會帶動更多的成功，持續這樣一個全球的動能，改變每一個獨裁者尚存的國家和地區，直到二○二五年的全面成功，就會對這個地區有利。隨著各地區獨裁者越來越少，他們維持其權力及合法性就會越來越困難。看到他們鄰國的人民都走上了自由之路，那裏的人民也會起來趕走他們的壓迫者。

但是要保持並加大這個動能，需要非洲的民主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從強調非洲人的團結轉為強調民主的團結。有關「一個人，一次選舉，一時定終身」的笑話，不幸在非洲經常是真實的。當選的領導人常常只允許那一次誠實的選舉，上臺以後就可以操縱後來的選舉，經由修改憲法，或者經由挑起鄰國糾紛等手段，而長期待在臺上不下來。

這樣的事最近在辛巴威重演，幾乎沒有聽到有鄰國表示反對。來自奈及利亞和南非的觀察員，並沒有因為二○○二年三月辛巴威總統選舉中出現粗暴恫嚇反對派而拒絕承認有利於穆加比的不公正的選舉結果（注40），只有以波劄那立法委員萊福豪克伯爵（Duke Lefhoko）為首的「南非發展共同體議會論壇」（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Parliamentary Forum）的觀察團，經由一份對選舉環境的調查報告對此做了抨擊。「在所謂非洲兄弟姐妹要團結的名義下，有人在推銷這種‘對邪惡不聽，不看，也不講’的態度。」他如此描述同事們對他施加壓力，要他把報告改得更溫和。對使用政府公權力來支援爭取連任的競選人，威脅反對派成員，並在反對派勢力集中的城市阻撓投票等行為，萊福豪克大加抨擊。他曾批評一個非洲鄰國違反民主和人權原則的行為，萊福豪克說：「總得有人站出來為非洲說話，…這種顛倒是非的事還要持續多久呢？」（注41）

類似的呼聲也還有一些，但是極少在權力高層出現，即使在幾個已經羽毛豐滿的非洲民主國家也是如此。如果民主力量打算在非洲鞏固地盤，這必須改變，否則難以擴大影響範圍。民主選舉產生的非洲領袖們，如果把做非洲人當成首要的而把做民主人士當成次要的，那他們無法為選舉他們的人民以及鄰國的人民帶來好處。大多數的辛巴威人民已經勇敢地證明沒有其他選擇。

老牌的西方（或者非洲人喜歡叫做北方）民主國家在促進非洲民主上有個咎由自取的信譽問題，他們只能靠一致性的、講原則的、嶄新的實踐來扭轉。殖民主義的臭名依然讓人生厭，這使那些強人得以用「對抗白人再次搞殖民主義」的名義來做為其獨裁統治的藉口。（注42）

尤其是從殖民時期以後的冷戰到今天，西方列強曾經支援過一些卑鄙、貪婪和壓制人民的獨裁者，使這一情況更加惡化。像薩伊（現在被稱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獨裁者莫布杜．瑟寇（Mobutu Sese Seko），他不可能在沒有西方強國的支援下有能力奪取和鞏固他的政權。

即使對於願意採納民主的政府首腦，他們的政權也是通過暴力奪取來的。一九九七年，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非洲之行時曾宣稱非洲開始了一個「文藝復興」，這顯然誤導了公眾。因為柯林頓見到的每個國家首腦都不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有些是徹頭徹尾的獨裁者。而這些獨裁者只不過學會了如何在國際上表現像一個好的「領導者」（注43）。坦白說，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講，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比如說，盧安達就是一個最難採納民主的國家。在「種族滅絕」罪的過程中，就是一個大的種族試圖滅絕小的種族。長遠來講，模糊盧安達圖西與胡圖兩大種族的界限是個好的策略。盧安達的獨裁者卡加米（Paul Kagame）似乎朝著這方向努力。其他的非洲國家，像烏干達，多多少少也將面臨同樣的政治問題。

解決如何建立民主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致力於建立一個機制，而不是依賴於某個人。一位有見解的非洲觀察員伯克利（Bill Berkeley）說：「對於美國來說，最基本的任務就是依靠他們的資源和信譽，在非洲大陸上設立法律學校及建立法治信賴感，而不是依靠某一個人。最終，這個法治體系才會真正為非洲帶來永遠的希望，這種理念適用於所有民主國家（注44）。如果我們真想幫助拯救非洲大陸，我們必須放棄依賴任何獨裁者的想法，而致力於提倡民主和法治，這樣才會持久。

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南部（sub-Saharan Africa）的國家中，共有二十九個「自由」或「部分自由」國家和十一個「不自由」的獨裁統治國家。十一個自由國家是——貝南、波劄那、維德角、迦納、賴索托、馬利、模裏西斯、納米比亞、聖多美普林西比、塞內加爾和南非。這些國家貫穿整個非洲大陸，他們是能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的潛在夥伴，也將是在非洲推動民主的中流砥柱。我們應該鼓勵這些國家扮演更多推動民主的角色。

超過一半非洲撒哈拉沙漠周圍的國家，也就是十八個國家，屬於「部分自由」國家。他們當中有一些正在向全面民主邁進，而另一些國家則在民主進程上有些倒退。這些國家的民主機制仍然不健全，而且非常脆弱，甚至還時常倒退。顯然，全面民主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在當今世界的民主潮流之下，尤其是對於非洲自己的民主進程，跟蹤監督民主化的進程以及幫助非洲人民推動民主進程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承認，非洲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已經邁出了一大步。比較非洲過去幾百年的恐怖年代，過去的幾十年進步可觀。我們已經獲得了一個最根本的突破。不像中東地區，非洲這裏已經從獨裁統治向民主制度過渡了。

但是，這十一個剩下的獨裁統治者仍然在幹著大規模駭人聽聞的暴行。因此，全世界民主國家就應該更加努力地推動民主化進程。在一九九四年盧安達發生的群體和種族滅絕暴行中，數以百萬計的圖西人和胡圖人被屠殺或被迫流浪，還有在剛果的大屠殺，這些暴行都是獨裁統治的結果。要想永遠解決種族之間的分歧，就必須在民主和公平的機制下，經由雙方諒解以及和平談判才能解決。從本質上說，獨裁者是依靠暴力的，他們的存在只能加劇種族之間、部落之間的分歧和仇恨。對於非洲國家來說，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一個民主的優良管理及信賴度。沒有這些機制，任何民主化進程都談不上。

二○○二年七月九日，南非總統姆貝基（Thabo Mbeki）在「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成立時說：「今天我宣佈，通過我們不懈的努力，我們這塊土地上終於有了一個民主的、人們能夠參與的、法治的國家制度。」新的「非洲聯盟」要求其成員國必須允許自由選舉，允許有反對黨自由參加選舉。該聯盟有權出面制止和查處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種族滅絕罪，以及踐踏人權的罪行。該聯盟仿效「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EU），希望建立一個地區性的議會、一個中央銀行以及一支為制止暴力而常設的軍隊。然而，辛巴威反對黨議會領袖克塔爾特（David Coltart）說：「由於最近非洲國家支援辛巴威的獨裁者，所以非洲聯盟成立一開始就有了一個不好的開端。然而，現在非洲國家領導人有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責任，那就是推動非洲民主化進程。未來的非洲取決於那些少數不自由國家能否動搖非洲聯盟的基本民主理念。」（注45）

當地的民主人士和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一定要聯合起來，從戰略、戰術到規劃及行動上全面展開以實現民主。

我們必須在民主團體中建立一個非洲核心小組，唯此，二十九個自由和部分自由的國家在非非洲國家民主團體的協助下，才能幫助那些艱難過渡、甚至是在倒退的成員國家，而且只有利用集體的力量和不懈的努力才能讓最後十一個獨裁者下臺。這二十九個國家是貝南、波劄那、布吉納法索、維德角、中非、葛摩、剛果共和國、象牙海岸、加彭、迦納、幾內亞比索、肯亞、賴索托、馬達加斯加、馬拉威、馬利、模裏西斯、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尼日、奈及利亞、聖多美普林西比、塞內加爾、塞席爾、獅子山、南非、坦尚尼亞、烏干達和尚比亞。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新的、特殊的法庭來受理群體滅絕案，就像「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這些特殊的法庭可以集中受理那十一個國家的獨裁者違反國際法的案件，將這些獨裁者繩之以法，或者尋求其他司法機構來實施。我們必須讓人們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獨裁者，包括那些將他們的國家從「部分自由」倒退到「不自由」的，像辛巴威的總統穆加比，都將被國際法庭或當地法庭審判並繩之以法。現存的一九九八年六月成立的「非洲人與人權法庭」（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是無法勝任這一任務的。（注46）

一些在非洲有過特殊歷史的國家需要改變他們的優先順序，在將這最後十一個獨裁者趕下臺的問題上扮演更積極角色。法國的政策尤須大幅變動，「自由、平等、博愛」經常在非洲的歷史上站在錯誤的一邊，在後殖民時代維持著一個又一個獨裁者。可悲的是，法國不是唯一站錯位置的國家。英國、葡萄牙、比利時、德國、西班牙、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與非洲都有一些特殊的歷史和關係，因此也有責任。

也許最根本的是，非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自己應該開始相信：非洲人民和其他人一樣有權利、有理由、也有能力擁有民主。在非非洲人中有一種可怕的高高在上心理，認為我們必須把非洲當作一個孩子、一個病人或一個施捨的物件。這種觀點明顯地帶有沿襲下來的種族歧視。致使對獨裁者百般忍受，本末倒置地未著眼于建立正確的管理，卻著眼於免除債務、救濟難民和防止衝突上。我們應該提倡用非暴力衝突的方法，將阻止國家前進的獨裁者以及在本國和鄰國推崇暴力的獨裁者趕下臺。

國務卿鮑威爾，做為美國第一個黑人國務卿和第一個在非非洲國家的非洲人後裔的國防部長，在二○○一年五月第一次正式訪問非洲。他開始的第一站是馬利，非洲的十一個自由國家之一，他稱讚馬利的民主，並保證進一步促進多邊關係（注47）。他訪問的第二個國家是南非，也是一個自由國家。在那裏他敦促南非的鄰國辛巴威總統穆加比下臺，並准許自由公正的選舉（注48）。然後他抵達不自由國家肯亞，在那裏私底下會面時將同樣的資訊告訴了總統莫伊（Daniel arap Moi），並在公開場合再次提出（注49）。莫伊自一九七八年開始執政，他聲稱一個非洲領導人只需要十年的經驗就可以領導一個國家。他對鮑威爾讓他離位的提法公開回應，「非洲人民應該自己決定他們的領導人。」（注50）當然，那正是國務卿鮑威爾和他書中的觀點。在二○○二年，肯亞人民終於有機會聯合起來徹底打敗了莫伊的代理人。在接任者的就職典禮上，莫伊被人們高喊「小偷」的罵聲追逐。(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