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1日讯】我的《岁末想起了一个人》引起较大争议。在我眼里，知识份子就是讲道理的人。我十分同意王小波所说的：“对一位知识份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加重要”。我所理解“思维”的工作，不是站队、摆出一副道德的姿态，而是构筑更大的公共平台、容纳更多的声音和维度；是在别人认为是结论的地方，将它重新当作新的起点；是给出更大的空间，而不是造成新的封闭和压抑。这些观点有人听也罢，没有人听也罢，反正我还是这么认为。所以，我愿意继续探讨有关卢雪松事件中的所谓“告密者”，不管一些议论已经将我置于多么不利的位置。
我知道这文章还是要被转到一些论坛上面，于是先说一句，不准备讲道理的人，请不要在我的文章下面跟贴。并且在我看来，不讲道理的人，就是不讲道德的人。
一 、继续讨论告密是否成立
在《对余杰的两点回应》中，我提出“凡透露了一场谈话内容的人，并造成了某种后果，就一概都叫作‘告密’？ ”，非常可惜，在后来网上出现的诸多讨论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认真的回应。而正是在这里，可以翘动某种可以称之为“板结化”（如同盐碱地般的）的思维。当我写下这个句子时，至少有四个故事作为“垫底”，有时候叙事的力量比抽象概念的力量更加强大：
故事之一：这是我的朋友吕频向我提起的，涉及小说《牛虻》中亚瑟和蒙泰尼里。亚瑟向蒙泰尼里说出了地下爱国组织的秘密，造成包括亚瑟在内的大批同志被捕，抵抗活动严重受挫。当然，亚瑟对于这件事情是有责任的。但是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同志能够指责亚瑟是“告密者”吗？告密是一件有意作为，如果一个人无心将他人置于死地，这能够称之为告密吗？这件事情中真正的告密者是蒙泰尼里。老谋深算的蒙泰尼里在与亚瑟谈话时，骗取了亚瑟的信任，套出了亚瑟的秘密，他深知自己要什么和将要做什么。
故事之二：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写到了1968年，摄影人特丽莎勇敢地走上街头，拍摄了许多照片，作为抗议入侵的见证。但是这些照片后来落到警方手中，被用来按图索骥，用作抓捕抗议者的线索。这与特丽莎原先的本意背道而驰。而那些被抓捕者，如果他们得知是因为特丽莎的照片令他们大吃苦头，会指责特丽莎是“告密者”吗？是否会有人想到：如果不是特丽莎拍摄了那些照片，他们就不会被捕呢？
故事之三：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十诫》及《红》《蓝》、《白》的导演）曾经遇上了这样一件事情：某晚他与同事们在一个车站工作，拍摄人们使用行李柜时的各种表情，必须先投硬币，然后转开、查看号码等等，有些人根本摸不找头脑，这是一件纯粹观看的工作。但是，当他们凌晨三、四点钟回到住地时，员警却上门来没收了全部胶片。后来得知原因与政治无关，而是当晚有一件谋杀案，杀人者将尸体卸成八大块装进皮箱，这皮箱后来寄放在行李柜中，警方指望从他们拍摄的胶片中找到某些线索。当然，警方最终归还了所有胶片，他们并没有从中找到嫌疑犯的踪迹。基斯洛夫斯基却为此深深犯难：“万一我们拍到她呢？”是的，如果基斯洛夫斯基拍到了嫌疑犯，警方因此而迅速破案，这能够算他“告密”吗？
故事之四：这是萨特在他的小说《墙》的结尾——被俘的游击队战士伊比达万念俱灰，当然他还没有想到要出卖自己的上级葛里斯。他知道葛里斯躲在表兄家，却对敌人说：“他躲在墓地里”，很快敌人真的在墓地找到了葛里斯，因为他与表兄吵架之后便躲在了那里。结果是伊比达因此从死刑中逃脱。敌人确实是在伊比达的“指引”下找到了葛里斯，但他有谁能够说他是“告密者”？
最后一个故事与我们的议题距离最远，但是它同样证明了“说出一件事情并产生后果并不直接等于告密“，所发生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种类，每一次都需要就近观察，就具体事情的具体脉络得出结论，而不能以“一体化”或者“总体化”的眼光一概而论，尽管这样做能够带来自我道德感的深深满足，也能够带来最大的喝彩。因轻率而产生的后果，足以将一个人置于死地。匈牙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恩泰斯曾经谈到过“悲剧被制造时的轻率”，这是值得从我们这个传统中出来的人们再三深思的。
二 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
当然，这四个故事各有自己的去处，有它们的讲述者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追踪这些议题，会丰富我们的头脑和眼光。拥有一个话题，就是拥有一个将不同的视点充分展开的平台。而每一个不同的视点，都会对我们既有的视野产生挑战或者置疑，从而可能使得我们的头脑更加开阔，理智更加清晰。
琼玛给了亚瑟一记响亮的耳光。年轻的亚瑟并未替自己做任何声辩，他独自吞下了这枚苦果。带着心爱的人对自己的误解，他远走南美，在那里脱胎换骨：被人打成残疾、到杂耍班子当小丑，受尽耻笑和侮辱，从内心到外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终又回到自己的起点和队伍中来。也就是说，尽管亚瑟无心犯一桩错误，但他是承担这桩错误所带来的恶果的。他丝毫没有强调自己的无心，从而采取推卸的态度。亚瑟的做法是令人钦佩的。该小说的作者并未将力量放在谴责亚瑟的做法上面，她让亚瑟得到了新生。而若是指认和强调亚瑟是告密者，结果只有一个：放过了真正的告密者蒙泰尼里。而承担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后果，要上溯到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底浦斯，尽管他无意犯下弑父娶母的罪行，但是事情既然如此，他仍然将自己的眼睛弄瞎而远走他乡，承担这桩由命运赐予的苦果。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基斯洛夫斯基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对于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异数。那天晚上员警所调查的是一个杀人嫌疑犯，据说是一个女儿杀了自己的母亲；而帮助一个对他人有严重威胁的人落入法网，看起来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如果所交出的胶片中恰好有这个女子的踪迹，在我们这里会被看作无意中“立了一功”。这是一个实用主义文化所能够得出来的结论。但是基斯洛夫斯基是这样想的：“有些人的职责就是专门负责逮捕杀人犯。我可不是其中之一。”一旦他意识到是一部巨大机器在运转，而他本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螺丝钉”，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而这回把这颗螺丝钉用作“线人”，最终使得他离开了纪录片领域，转而拍摄故事片。避免成为一个“记录者”；避免给任何人带来哪怕是一点点伤害，哪怕对方已经罪证如山；避免被任何人所利用，不管对方以什么名义，是这位敏感的艺术家所作出的选择。这也是我最倾慕的那种遗世独立以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立场，尽管我本人做不到。
仅仅将昆德拉的这个故事看作是“玩笑”，是恶作剧，是肤浅的头脑得出的肤浅结论。昆德拉比人们想像的要深思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昆德拉的这个立场所针对的，正是造成无数悲剧的那个根本原因：自以为自己有着不同于他人的善良；正在体验自己是无限善良的；十分需要证明自己善良得不可比拟；尤其感动于自己手上正在做的那件事情，觉得做了这件事情自己就登上一个新的善良境界，就与某种崇高的事业有了联系，与某种神性的、冥冥中的东西有了沟通，甚至成为它的一部分，马上就能得到它的恩宠。那个辉煌的前景几乎已经看到了：不只是自己从中得到拯救，而且天下受苦受难的人一并也得到拯救……所有这些心理貌似崇高，其实恶俗不堪，它们全都产生于一个无聊空虚、虚弱不堪的头脑。
还要补充一句：越是把自己想像成崇高或者善良的，便越是需要别人的黑暗作为陪衬，即把他人看作是黑暗透顶的，看作是妖魔，看成正在对自己形成威胁：大地正在遭受诅咒，公主被关在塔里……一堆多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是从来未曾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黑暗，未曾意识到培育出他这么个光明的种子，需要多少人为之作出牺牲，需要将多少人踩在脚下。有多少“黑暗”就是这样被“光明”制造出来的！有多少“邪恶”就是这样被“正义”制造出来的！一个“光明”的顶峰需要多少“黑暗”才能堆积起来！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本人最近正在重看1949年之后的中国老电影，对于这一点感受分外深切。制造“邪恶”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主观认定和强加，说你是你就是，因为他本人是“革命”，所以你就是“反革命”；另一种是“深挖”，深挖对方的动机或者出身背景，凡是“挖”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邪恶漆黑无比的。
萨特的故事在气质上与昆德拉的故事是相通的，都是对那种将自身视为“必然性真理”的做法的置疑。
三 社会如何对待个人
立出这个小标题是要表明：社会如何对待个人，不同于个人对待他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区分？这个家伙又要绕来绕去了。是的，讲道理就不能不绕来绕去，除非不讲道理。小心翼翼总比粗心大意要好。
亚瑟选择去了南美，那是他自己的决断；他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那是他自己的事务；但是任何人不能要求他这么做，更不能强制他这么做，——这就是那个最基本的区别。
同理，卢雪松事件中的那个女生，她曾经和将有怎样的人生选择，她如何面对自己，她将如何自处，都是她自己的事情，只要她不是选择害人。而如果她无心做了某件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就此将她永远置于死地。我说她“不一定”是告密者，并不等于说她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她需要承担自己那部分“不一定”的责任，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如何承担也是她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穷追猛打的事情。总体上来说，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女孩与亚瑟有相似之处，那么她的责任如同亚瑟的责任，而不是如同蒙泰尼里那样的罪行。
那些为了显示自己如何道德、如何“正义”，而不惜将别人无情踩在脚下的做法；应该永远摒弃。需要用别人的尸体来垫高自己，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什么意思？凭什么为了夺取和扩大自己的空间，就不给别人以空间？
在听了那么多批评意见之后，我仍然要说，我欢迎这位同学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我将一视同仁地对待。我不会特别过问她这件事情，不会觉得非要过问不可，不会在乎她是否已经采取了亚瑟那样的做法。让她自己去面对自己，“让上帝的归上帝，个人的归个人”。想想哈威尔对他的“告密者”采取什么态度，难道还不明白吗？何况这仅仅是一个困惑的女学生。
张鹤慈先生劝我若是收她做我的研究生，必须是在她“幡然醒悟之后”，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是她个人的私事，我不好越雷池一步。我不想充当任何“灵魂教士“的角色，过去和现在的大学里都有这样的“政工干部”，但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借用基斯洛夫斯基的话来说，“我可不是其中之一”。顺便地说，我不回答张先生置疑我说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进一步谈开来，会产生某些非常不利的效果，我深知我自己的言词可能造成的某些“恶”。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牢记苏格拉底教导的“宁愿忍受不义，也不要做那不义的事情”。有些话他能够批评我，而我不好反驳。
社会需要对待个人的选择留有相当的空间，一个“他人”对于一个“自己”的评判需要留有相当的空间。而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自己”又是“他人”，如果能够选择“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的立场多么好，就像希望别人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一样，来尊重别人所作出的不同选择。即使是自己认为的“基本的是非判断”，也不要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不可置疑的。同样，希望（或要求）你自己做到的，也不要希望（或要求）别人也能够做到。实际上，对于别人要求过高，同时对于自己要求过低，也就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正是我们最常见的。
在这个问题上，密尔那本《论自由》特别值得来自我们这个文化传统的人再三阅读。这本书通篇讨论的问题，是社会“能够合法施用于个人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许宝骙译本），其中精彩段落无数。什么是“自由”？这位老先生做的是“减法”，在社会（或他人）不能干涉个人的地方，就是由个人所支配的、他自己的自由。他的工作就是要画出这个“不能干涉”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我写《岁末想起了一个人》，是阅读这本小书的一份读书笔记。放在我年轻、记忆力好的时候，我会将这本书背下来，随时吟诵给周围的朋友们听。
2006年1月19日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