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忠九评中共：所谓“台独”和祖国统一(下)
【大纪元12月18日讯】附录一：史达林扶持亲苏政权外蒙古“公投”独立真相
2005-07-20网易历史
19世纪的80年代，沙俄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但在外蒙古问题上，它事实上是继承了沙俄的衣钵。苏维埃俄国不想，也没有把外蒙古真正看作是中国的领土。
1919年11月7日，外蒙当局突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恢复前清的旧制。几年前闹独立的外蒙古封建势力难道真想要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了吗？不是的。外蒙古本来是靠沙俄的支撑来维持其“自治”的。现在沙俄政府垮了台，外蒙的外援断绝，导致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民众反对“自治”。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于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顺水推舟，在11月22日下令取消外蒙的“自治”，恢复旧制。
但是时隔不久，1921年，外蒙古又闹起了第二次“独立”。
当时北洋军阀由于直皖战争，内斗激烈，北方局势混乱。于是，各种外部势力又想混水摸鱼。远东白俄谢米诺夫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2月21日，他们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外蒙古的活佛、王公们又一次宣布“独立”。接着，苏俄红军借口白俄军队入蒙，也进军库伦。7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
北洋政府对苏俄的出兵以及随后成立的政府，虽然提出过抗议，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上，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史达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史达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达协定”。史达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达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并取得其同意。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达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史达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人苏联，只好让它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当然，所谓“公民投票”，也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所以，后来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行前，蒋介石特别交代他：只是“观察”，不得“干预”；也不要发表任何言论。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公民投票”。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史实补充：
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但是时隔不久，史达林就公然违背自己的承诺，破坏了上面三个条件，于是蒋介石宣布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蒙古独立，重新坚持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在外蒙古的归属问题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
附录二：胡华：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
人民日报1950。02。24
[注：胡华为中共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名誉系主任。下面是他的《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
问：“蒙古是什么时候独立的呢？她为什么要独立呢？”
胡答：大家知道，蒙古曾侵入中华创建过蒙元。明太祖即位后蒙元灭亡，满清兴起后，又被满清占领统治。蒙古人民长期在本族统治阶级和异族统治的奴役压迫下，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
到一九一一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蒙古是不是解放了呢？没有的，相反的它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争夺的对像。当辛亥革命十月中国武昌起义时，蒙古的统治阶级－－王公、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独立”的名义，投入帝俄的怀抱。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却利用了白俄反动将军谢米诺夫，窃据蒙古，和苏联红军作战，到一九一一年才被苏联红军击溃。谢米诺夫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了中国北洋军阀安福系将军徐树铮侵入蒙古，在那里创建了亲日的军事独裁。安福系在中国北方失势之后，日寇复扶植谢米诺夫的一个助手－－温根男爵，盘踞蒙古。蒙古人民受这样长期的侵略掠夺，什么时候才起来革命获得解放的呢？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劫掠，为了解放蒙古，蒙古贫苦破产的牧人和广大的下层职员、喇嘛、便在却伊巴桑等蒙古革命者领导下，在一九二○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发动游击战争。
侵略者统治着虽然用各种野蛮的屠杀，死刑和迫害来对待蒙古革命者，但蒙古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游击队却日益壮大，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便举行了一个游击队和恰克图附近的盟族的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的革命政府，会上并以大多数决议，请求苏联的帮助。
在三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间，蒙古革命游击队便攻占了恰克图，不久，又先后击溃了中国北洋军阀侵略军万余人，日寇扶植的白俄温根男爵反动骑兵一万一千人，在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曾出兵援助蒙古革命游击队，使革命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蒙古已声明了独立，创建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的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对蒙古的独立是承认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承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那末，正式承认蒙古独立问题为何一直拖到一九四五年呢？承认经过如何呢？”由于在一九二七年叛卖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一直坚持大汉族主义，所以不肯承认蒙古独立。而蒙古从革命以来，在苏联的友谊帮助下，内部已建设的很强盛；对牵制打击日寇保卫远东和平，有也很大的贡献，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军曾两次击退了日寇在蒙古国境内东部的挑衅行为；一九三九年在诺门槛，苏军蒙军并肩作战，给进犯的日寇以严重的打击。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远东军和蒙古革命军对百多万日本精锐关东军的牵制，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帮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配合苏军，联合东北抗日联军，出兵夹击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创建了卓著功勋。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应该正式承认蒙古的独立，这是义不容辞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双方又交换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在文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声明：“……由于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于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后，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决证实此种热望时，那么，中国政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投票公决”的结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蒙古人民投票的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赞成独立，连国民党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也对投票手续表示满意（见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库仑电）。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附录三：蒙古独立前后的毛泽东
【博讯10月15日消息】笔者最早接触到有关蒙古独立的资讯是在一本60年代初的《蒋介石》小册子上，其中有一段描写的是蒋介石如何镇压蒙古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篇幅虽然很少，但却是我唯一看到的代表中共政府立场的关于蒙古独立的一丝资讯。
面对海外叫骂中共卖国的声音，中共沉默了几十年。直到约十多年前，台湾出了李敖的《我来剥蒋介石的皮》后，大陆的一些媒体（没发现一家是官方媒体）才出现了许多关于蒙古独立的报导，所不同的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但矛头依然指向蒋介石，但不再是反映蒋介石如何镇压蒙古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而是紧跟李敖的屁股后，大叫蒋介石的软弱无能造成了祖国分裂。（不要否认，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被媒体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喜欢搞媒体控制。）
几乎大家都承认，蒋介石是在史达林的乘人之危之下，产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见注[1])，史达林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这在他死后就被前苏联人给钉在了耻辱柱上），那个条约始终是蒋介石的心病，一直耿耿于怀，最终成功地废了那个条约。
而国内，当时有些人完全站在史达林一边，不仅胁迫蒋介石屈服史达林签了协议(其实承认外蒙独立毫无道理），还在其后大张旗鼓的赞扬这个协定，威逼蒋介石履行协定。有《毛选》为证(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选第四卷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如何？
毛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很多人知道，中共上台后，1950年代表中国又与苏联签了一个条约，同时旧条约废除，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中共用一个爱国条约取代了一个卖国条约。其实不然，新条约有一个基础，就是1949年的一个协议(见注[2])。
对于同意蒙古独立的意义，毛说有两个：1。为了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可随后的朝鲜一战就花去了100多亿美元）；2。为了得到一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以便孤立国民党政府）。(原稿见[3])结果就是后来大家所看到的：刚刚成立十六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迫不及待的与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比世界上广泛承认蒙古整整提前了一轮（蒙古1961年加入联合国）。
毛等的所做，使史达林多年的图谋才得以实现，在当时确实赢得了中苏关系的空前高涨，但大家知道，好景并不长：史达林死后，由于其作恶多端而被苏联人（包括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唾弃，而中共却抱着史达林的阴魂不放（直到苏共倒台），中共卖国的巨大代价付之东流。
注[1]：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签字人：王世杰(国民政府外长)史达林
1。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国地位；苏联必须在1950年前撤走在外蒙古境内的所有驻军。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对蒙古的驻军，但其驻军不能用来反对苏联。苏联强烈要求25年以内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表决，由联合国监督表决的公平性。
2。中华民国政府声明对外蒙古有不可质辩的主权，中国政府1950年10月10日恢复对外蒙古驻军，用于保护领土完整，不用于反对苏联，在同一时间实行蒙古高度自治。中华民国政府同意100年以内让外蒙古人民举行公民表决，由联合国监督表决的公平性。
3。双方同意就蒙古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就东蒙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4。苏联同意无条件撤走苏联驻东三省所有武装力量。同意中国政府恢复原苏殖民地大连主权；……苏联承认中国对海参威的主权，苏联同意在50年以内撤走苏联驻海参威所有武装力量。
5。中国政府将在1995年恢复对海参威的主权，并开放海参威为自由港，对苏联免税。
6。双方同意就海参威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7。苏联承认乌苏里江江北六十四屯为中国领土。苏联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
8。中国声明图门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为了中苏友好图门江对苏联开放。
9。中国政府将保留继续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权力……
10。苏联拒绝中国对科叶(库页)群岛的主权要求，但愿意同中国政府就所有领土纠纷进行谈判。
11。中苏两国一致同意乌苏里江江面主权中苏各二分之一。
注[2]中苏友好同盟协定：(1949)(非正式译文大意)
签字人：
毛泽东史达林
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乌苏里江江北六十四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部是苏联领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领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
4。乌苏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南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
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
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台湾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资料来源：《苏联对华政策》（1940-55）
注[3]毛泽东从莫斯科致中共中央的电文
中央：
昨日下午十一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1950）一月三日上午四时
附录四：萧翁：文革中被遗忘的杀人故事
前言
10年文革，返祖到人类原始的残暴、残酷、残忍，时间已过40年，许多人几乎都有人祭奠，唯独地富阶层连他们的子子孙孙被整死了后，仍在荒山野岭成了野鬼孤魂，无人问津。流落在民间的这些故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笔者从民间的口述历史，寻觅这次不应有的沉没。
也许会让后人有所警觉。
“那一半该不该杀”
1968年秋，常宁县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所谓造反派，公然私立法堂——“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杀死了25人，一个青年贫农也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干部面前，又是请罪，又是求饶：“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当地主阶级，她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这话是什么意识？”书记莫明其妙地反问。
“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下中农一半的血脉了。”
“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
不久，“杀人风”制止了，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下来了。这股风从湖南常甯县南的道县飞来，首先在庙前公社开第一刀，很快传到东乡，直到北乡的一大部分。就是说延及大半个县。据政府后来统计，常宁此次共被杀了83人，可惜无人把这椿奇冤详情纪录下来。
老师死里逃生
湖南道县，1968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之久。
文革烈火烧到道县，起初，这个县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红旗与革联。正当两派斗得热火朝天时，有人突然放出谣言：“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人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屠杀手段有：刀砍、铳打、铁铬、活埋、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几十人绑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里用火活活熏死、一群群的人推进其深莫测的溶洞再在上面用石头砸死。还有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截指、砍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惨不忍书！一时间，整个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
道县这次惨案，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道县所在地区零陵十个县市，以及外地区的毗邻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占4。5%。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经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14000余人。
这里是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的一幕。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因出身地主，前一天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起来！起来！开会去！”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14名，
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嵌进肉里。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押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喊道：
“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布道：“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押去……
“蒋汉正！”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60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3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5、6、7、8……第8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3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吆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十七八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5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7天7夜。
“反屠杀代表团”
“文革运动”的第三年（1968），引出一桩“湖南大屠杀”惨案。首先由常甯邻居的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到处都处在无政府状态。风声鹤厉，人心惶惶，胆战心惊，不可终秒。这时候，公然有个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13人，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发起的第一人，就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在北京呼吁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造成强大声势，震动了中南海。“湖南屠杀”的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在总理的特别关注下，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马上黎原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双手沾满人血的凶手，受到了制裁，制止了一场血洗劫难。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还有3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这里且说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位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就扶他上了北京。另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血染红了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家子弟家里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了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叫一团）谁知被逼供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一
团”、“二团”，就是如此糊里糊涂而大开杀戒。最初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兼亲带故的什么12种人、21种人，再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例如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训一年就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一位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只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都被杀了，还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还未到达家门，就用锄头挖得半死才活埋了。有的从阴户、肛门用木棍插进而死，有的被捆绑跪在床门口，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80岁，小的才两三岁，强令一家人坐好，用锄头一个一个地挖得半死，才拖出丢在水库或土窖里……。
留下我打石灰也好啊
1968年秋的一天，庙前公社非法杀25人那天，被杀者中有个李明番者，常甯解放区之初，他还在念大学，土地改革时，上有父兄，地主分子当然轮不到他的头上。但是他再也出去不了。只得在家里种地。
从此，庙前乡政府、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一任大小传信事件就是他包下来了。庙前地区都是山区，走一遍就是几十里，无论严寒酷暑，深更半夜，总是随喊随动，完全任务制，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价钱讲。特别是生产队的重活、难活、脏活，总是离不开他。例如水田打石灰，其他队里都是轮流打的。它这队有了他，年年岁岁都有是由他包打了。每打一届石灰，身上皮肤几乎没有一点好地方。全队人们也都说他老实苦干，深得好评。可是这次“杀人风”一来，他还是逃不出这个厄运，凑到这个数里来了。他问那批刽子手头头：“我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呀！”
“那为什么要杀我？留下我帮你们打石灰也好嘛！”
“因为你家里从前有过很多田地呀！”李明番再也没得说的了。
为什么这些青年红卫兵造反派会这样残暴，无法无天呢？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描述了这一代红卫兵成长的心态：“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唱着‘毛主席是大救星’、喊着‘毛主席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听的是‘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即使在困难时期饿得膝盖发虚，我们也充满幸福感，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照样扭秧歌。同时反右、大跃进、反修、反右倾……我们稚嫩的神经不断绷紧被叩击。盲目地偶像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我们的骨髓，也使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识，最缺个性光彩，最易被成为被驱使的工具。”
这就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全文完)
（1998年8月定稿2006-5-27稍作修改）◆
(12/9/200617：35)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