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日讯】附录一：丁抒：人祸(第十章摘录)
从一九六一年起，中共又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说成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一条主要原因。因此，对于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止援助、撤走专家并进而逼债（一九五○至五三年朝鲜战争的军火债与提供工业设备的费用）与中国当时的困难有何关系，也需要叙述一下。中苏交恶，主要起因于意识形态的纷争，所谓“苏共要当老子，中共不愿当儿子”倒在其次，领土争端构不成主要原因。中国人固然希望收回被沙俄夺去的国土，但两国并未因此而交恶。相反，五七年凡是就此发表“反苏言论”的人，都一律被中共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营，可见毛泽东并不打算因此而同苏联撕破脸皮决裂。
导致两党决裂的主因是中共认为赫鲁晓夫改变了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按照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共产党要实现其主张，唯有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一途，毛泽东对此坚信不移。而赫鲁雪夫则致力于结束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代之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政策。中共局限于自己的经验，又因为美国是其解放台湾、统一国家的主要障碍，拒绝接受这一方针。
一九五七年底，毛在莫斯科十二个执政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就批判了和平共处的方针。不过当时为寻求苏联的援助，毛仍然提议由苏共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赫鲁雪夫虽对毛反对与美国谅解的方针感到不快，但对毛推举他为“头”的做法却颇为满意。作为回报，赫鲁雪夫对援华也颇积极。
一九五八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紧张，金门、厦门整日炮战。由于中共无轰炸机，赫鲁雪夫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共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带火箭的图——十六图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共不愿外国军队来华，表示不接受助战，但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帮助。赫立即同意。五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中共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２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令世人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毛泽东以他惯有的幽默对外国来客说：Ｕ－２飞机是被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如今真相已披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空空道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联派来专家及一个导弹营的官兵前来一对一的教练。三十年后，中方的学员仍然认为，“苏联人授课是严谨、认真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注１７：傅振国《昨天的秘密》，见《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中国人有理由记住：那架Ｕ－２侦察机是历史上美国第一架被对方以导弹击落的飞机。
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写的论述中苏关系的文章都把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要求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共同使用，以及一九五八年七月要求与中国合建“联合舰队”这两件事，说成是苏共想控制中共海军，觊觎中国主权，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证据。这种说法根据是不充份的。在两项要求均被中共断拒绝之后，赫鲁雪夫仍然送来了轰炸机、导弹、潜艇，并没有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共就范。这历史事实不是几篇论文就能说清的。
当然，要说苏联援华毫无保留，那也不是事实。不过世上本无“无私援助”，人家留一手也在意料之中。如给了潜艇，却不肯给其他重要装置。但这并不构成严重问题。中苏分裂，可以说是当时中共反对苏共和平共处方针的必然结果。当然，这和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共的异常表现也不无关系。苏共对中共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曾经提出“同志式”的意见，但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指挥跃进，而且内心并不认为苏共真的就是什么“头”，自然不买苏共的账。赫鲁雪夫大约在那时就看出毛是个一意孤行的蛮干家。一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讲：“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用常规武器是打不掉半数人口的，毛显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个世界，轰掉资本主义。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人民公社和随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癫，赫鲁雪夫可能便已作出判断，不应继续帮助中共设计制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布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和平形象，为和平作出新姿态之后，才作此决定。可以说，这是苏联向美国递出的一枝橄榄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收到苏共的通知：“提前中止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定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专案，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不过，迟至六○年八月，苏联才将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的专家、图纸撤走。
在这件事上，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他一向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世界半数人的生命来换取，这个“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是正义的。可能世上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协助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得到核武器，尽管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拥有核武器之后，毛没再重复其“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的论调。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两千万人的情况下，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几百个援华合同，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以后的经济复兴。这好比在中国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但却不是出现伤口的原因。中共至今将这说成是“我们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是不妥当的。看看时间表就一目了然了。
对于“苏联逼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也被当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由于韩战苏联提供军火，外加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中国共欠苏联债务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注１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页。）这个数位同大炼钢铁中浪费的千亿元相比本是小数，同三年跃进中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二百四十五亿相比也是小数。（注１９：《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页。）那二百四十五亿元额外投资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塌掉了；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麽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人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该工程是毛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万人不说，整个工程完全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之内，全国报废工程就折合人民币一百五十亿元。（注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论》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韩西林的文章。）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假如中共以困难为由推迟偿还那四十七亿元，改用以进口粮食，按一九六○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每吨六十多美元计，可购买约三千万吨粮食，即六百亿斤，拿去救灾当然是够了，但却不能这样计算。我们只能算六○年内还给苏联的是多少，因为只有那一年才能以困难为由要求推迟偿还债务，而只有在那一年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后才能说人家“逼债”、“趁火打劫”。这个数位目前无从得知，但离十亿元不会相差很远，这同自己的浪费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再说，在六○年苏联“逼债”之前，千万农民已经饿死了。“逼债”固然不义，但确实不是饿死人的原因。
中国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即大批人饿死之前，而是迟至六○年底即无数农民已经饿死之后才决定进口粮食，并非因为向苏联还债而手头无钱，而是由于在“反右倾”、整肃一千万人的政治气氛中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饥馑真相被掩盖，致使周恩来无法下决心。据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说：“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注２２：《不尽的思念》一书中林海云的文章。）
从林海云的话中我们无法判断周恩来何时决定购买黄金，是在决定进口小麦之前还是之后。由于到了一九六○年十二月底才决定进口粮食，我们可以这样作个小结：一九五九年本是歉收年，中南海却认为是丰收，于是在六○年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而人民则饿死了两千万。
这笔当年买黄金的钱虽然只能用来买十几亿斤粮食，可是如果庐山会议后紧急动员，立即用这笔钱进口粮食，运到缺粮最严重的几个省去，在农民饿死之前运到，救活一两百万人还是可能的。国家储备黄金应当是为了救急。当时要是动用储备金，各省再及时开仓放粮，或者紧急中止粮食出口，撇开庐山会议少量饿死的人不算，那两千万人一个都不饿死，也是可能的。
全国范围的死人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间，七、八月里召开的庐山会议是阻遏灾难发生的最后机会。“反右倾斗争”使毛泽东巩固了他的统治，也葬送了那最后的机会，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馑就无声无息的席卷了全中国。
(2005年7月完稿)
附录二：谏党(摘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主席同志：
我，陈世忠，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从狱中给你们写这封信。在自己生死未卜的关键时刻，毅然抛开个人的安危得失，向你们最后一次提出最恳切的忠告。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对您老人家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错误和不幸的总根子，它已经并将继续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极其严重、难以估量的后果。
…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您不能不看到，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长达两三千年，封建传统流毒很深的国家。长期以来，很大一部分人民群众实际上（即使是无意识地）是把您当作皇帝来拥戴的。因此，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尤其是您本人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人民的赞颂、资产阶级的捧场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过分谀词冲昏了头脑，干出种种错事来。您们口口声声自封为“一贯正确”、“绝对正确”……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但令人担心的是，近年来你已经越来越多地干出这类不聪明的错事而不自知哩！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在一切问题上都“绝对信任”、“坚决支援”你们，这不是“自以为是”、“文过饰非”又是什么呢？
苏联共产党批判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说赫鲁雪夫是别有用心，是搞阴谋。理由之一就是为什么史达林生前他不说，等到史达林逝世之后才说。我不想替赫鲁雪夫辩护，但是请你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史达林到底有没有个人崇拜？该不该批判？再想一想，史达林在世的时候，人们敢说吗？谁说了谁就会遭殃，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而这个根子还是在史达林身上。依我看，在今日之中国，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比起苏联当年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民齐声高呼活着的人万岁万万岁，你听了以后心安理得，既不批评，也不制止；家家户户贴一张毛主席的像，就好比旧社会信男信女们家里都贴灶王爷画像一样的虔诚；大会会场正中必须高挂你的肖像，你本人在主席台上就坐在自己的巨幅画像前面安然自得……这一切都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为无产阶级政党所不取。但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毕竟是次要的，仅仅是表现形式而已，更为严重的是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有时候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枝节问题（例如，除四害中该不该打麻雀的问题）提出批评还勉强可以容忍，而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批评，就马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这样下去，谁还敢于说真话呢？长此以往，你又怎么听得见反面意见呢？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所以英明伟大，首先就在于他谦虚谨慎，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可是你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你把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严重地削弱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八大到现在，多少年没开了？最近好像也没有打算召开的迹象。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什么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是绝对真理，只能赞成，不准反对。谁若胆敢稍有异议，就被说成是反对你毛主席，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这不是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别人又是什么呢？旧社会流传一句俗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现在变成了“天下无不是的党。”党始终是正确的，是永远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的。什么南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把自己关进了“红色保险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绝对不会犯错误！但由于你就是党的化身，所以谁胆敢对您的意见提出哪怕一点点异议甚至仅仅是怀疑，马上就要倒楣，这不是“朕即国家”又是什么呢？长此以往，您哪里还能听得见忠心耿耿的逆耳之言呢？于是在你的耳边只剩下一片赞扬声，一片拥护声，歌舞升平，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从而使你更加耳不聪、目不明，内心美不滋的，忘乎所以起来，以为自己真的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天才完人，从而使你可能真的犯下一个比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来。因为在一切错误中最可怕的莫过于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
你口口声声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我看来，这话说得不全对，起码毛泽东思想就是唯一的例外。谁也没有听说过您老人家有什么缺点错误，更没有谁听说过，毛泽东思想有什么需要完善与改进的地方。即使要发展，也只能由您本人发展。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1957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所以说：“事实胜于雄辩。”
之所以形成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主席的个人品质有缺点，正是你本人的欣赏、鼓励与默许，对你的个人崇拜才得以泛滥成灾的。当你们听到我的这番见解时，很可能认为我大逆不道，荒诞不经。请你们暂息雷霆之怒，听我把话说完。你们回忆一下列宁《给联共(布)中央的遗书》，在这个文件里列宁提到了好几位联共(布)中央领导人。他在评论史达林时是这样说的：“史达林太粗暴，太任性，不能容人……这些缺点和错误如果说对于一般人和普通党员来说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麽对于无产阶级和党的领袖来说，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正是这样，我在这里指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我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个人品质，而是指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品质。我认为我们党内、国内之所以形成这种空前绝后的个人崇拜，最根本的就在于你毛主席本人喜欢听好听的话，感到顺耳，你欣赏和默许这些对自己的过分的（也许你根本不认为这是“过分”的）讴歌。因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投你所好，拣你爱听的话说，一味的歌功颂德，甚至把缺点也当作成绩来赞颂，不断擡高你的形象，使你根本听不到反面意见，更加误以为自己真的是一贯正确、绝对正确，久而久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谁如果胆敢对你提出苦口婆心的劝谏，就马上会遭到残酷打击，就会被斥为苏修的应声虫，这到底有几分真实性呢？我凭切身体会可以诚恳地告诉你，我之所以认为对你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祸害，完全是我根据客观存在的严酷现实，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所以我劝你一句诚恳的话：还是让我们的讨论回到真实的限度来为好。希望你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来。
言归正传，根据这些年的事态发展，我满心忧虑地预感到，照这样发展下去，或迟或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彭真、刘伯承、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贺龙、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薄一波、罗瑞卿、王稼祥、杨尚昆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读到这里，可能又会勃然大怒：这小子狗胆包天，照你这么说，岂不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网打尽”了吗？你们要耐心地让我把话说完。因为在革命征途上他们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和你完全一致。当革命发展到一定的转捩点的时刻，他们中间总会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你的主张，而又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拿原则作交易，于是就成为你推行自己路线、政策的障碍，就变成了“反党分子”。过去我们党内许多严重的事情就是这样造成的。请不要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言予不信，拭目以待。但愿我的预言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决不要不幸而言中才好！果真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说到这里，我还想帮助你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因素（当然，外因还得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我认为人民群众也好，党中央领导内部也好，不外乎三种人。一种是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真心实意地支援你的意见的人，这种人是少数；一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的人，这种人是大多数。另一种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人，也是少数，尽管内心不同意，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主要是考虑个人安危得失），不敢向你提出异议。这中间还包括一些为数不算太少的别有用心的人，恰恰是这一部分人恐怕才是最危险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永远不犯错误的人。列宁说过：“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聪明人是不犯严重错误而且能够迅速发现和纠正错误的人。”这些道理你当然不会不懂。但是多少年来一系列的顺利与成功使你冲昏了头脑，你把自己看成是唯一的例外。你在口头上虽然不便否认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但在实际上却认为自己是永远不会犯错误，尤其是不会犯严重错误的人。谁胆敢说你毛主席也犯了或会犯什么错误，马上就会遭到极大的不幸，这就为你今后可能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埋下了祸根，而且一旦你犯了错误却又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纠正。久而久之，在你的周围只剩下一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一味察言观色、看风使舵、迎合你的口味的小人得宠了。这中间还可能有一部分货真价实的野心家、阴谋家。想到这里，我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极了。时至今日，我以最恳切的亲人般的感情以死相谏，希望你远小人而近君子，希望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慧眼识人：口口声声拥护你的未必都是你的亲人；而反对你的某些错误主张的人也未必就是你的敌人。有史达林的前车之鉴，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你要看到，今天把你捧到天上的人，很可能也正是明天企图把你打翻在地、踩在脚下的一伙人，到那时你就悔之晚矣！
记得当年，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式上说过：“如果没有全党、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援，我是一事无成的。至于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大意如此）。”你们说，这是赫鲁雪夫在伪善地收买人心。且不说赫鲁雪夫是真谦虚，还是伪善，起码人家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是这样说了。可是什么时候人们听到你毛主席也表示过你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呢？又有什么时候人们听到过你毛主席也像列宁那样无情地斥责那些对他进行哪怕是极其微小的阿谀奉承呢？
人们一提“个人崇拜”，你就敏感地把自己和史达林联系在一起，就认为人家企图像赫鲁雪夫反对史达林那样来反对你，并且企图以此来封住人家的嘴。为了替自己洗刷辨白，你们举出了一个“证据”，那就是你曾经主动向党内提出的“约法三章”：不准给党的领导人祝寿过生日；不准以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为城市、街道、企业命名；不准给领导人发贺电，写致敬信等等。这些措施当然是很好很对的。但是你们的意思是，好像只要做到了这三点，就不再存在个人崇拜了。
事实上，如果不是为辩论而辩论，如果不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而是冷静地观察一下今天的中国，那麽不难看到，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本质，整个社会处处充斥着对你本人的过分讴歌，远远超过了你所规定的那三条限制。在严酷无情的现实面前，您的“约法三章”显得多么无力，多么恼人的软弱无力！那就好比宣布，今后亲友见面不准握手、鞠躬，但是却允许……拥抱、接吻！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以不客气地说一句，在今天的中国，你老人家连放个屁也是香的。不信你就试试看：
你不是批判苏联和南斯拉夫搞修正主义吗？全国上下也都跟着你骂苏联和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如果有一天你改口宣布苏联不是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也不是修正主义；你再看看，全党全国照样又会跟着你承认苏联不是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也不是修正主义了。
同样，你不是宣布彭德怀是右倾、是机会主义、是反党吗？大家也都这样相信。如果有一天，你宣布彭德怀既不右倾也不反党。你再看看，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又会跟着你一道转弯子的。不信你就试试看。
这就是说，不论在国内外一切重大问题上，你的权力和威望已经在党中央占绝对优势，其结果是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你总是对的，永远不会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又是什么呢？这不是自封为“绝对正确”又是什么呢？这哪里有一点点共产党人自我批评的味道呢？
你们这样做还孕育着另一个严重的后果。退一万步说，即使你自己真的不会犯错误，那麽又会怎么样呢？至少你的这一套做法开创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有朝一日在你老人家百年之后，另一位接替你的领导人在聪明才智与领导威望方面也许远远不如你，但是也要效仿你的榜样，大搞其个人崇拜，硬要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他的个人意志，不许反对，只许赞成。那样的话，中国的前途就更加不堪设想。想到这里我的忧愁就变得更加深沈！我为祖国的命运一哭！
…
陈世忠1964年2月29日(闰年闰月的最后一天)
(作者按：读者们会注意到，这是我在42年前，作为一名未决犯，从监狱里递交给中共中央的几十份材料之一，后来查明，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到了这份材料。今天看来，它有着其相当的)时代局限性)，敬请谅解。)
附录三：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
(《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我曾翻阅多种《词典》、《辞海》、《辞源》之类的工具书，竟然找不到“个人崇拜”这个词，令我大吃一惊。个人崇拜，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是风靡全党、全国，且曾绵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导致苏联发生肃反扩大化和中国的十年浩劫。特别是在苏联批判史达林的个人崇拜后不久，中国也兴起个人崇拜，这段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不应该忘掉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５０年代的苏联，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那时流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１９５６年传来令全中国震惊的消息：苏联开始批判史达林的个人崇拜。从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流行着一个新的政治辞汇：反对个人崇拜。
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在苏联，一位前苏共高级官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对我们这一代苏联人来说，对那些青少年时代在可怕的世界大战和史达林个人迷信期间度过的人来说，赫鲁雪夫的名字和赫鲁雪夫时代意味着什么。你想象一下，千千万万的人汇成人群，面对被崇拜的雕像，跪倒在地，匍匐在地。可突然出现一个人，他说：“你们看，这只不过是一个你们自己塑造、你们自己将其扶到高座上的铜偶像而已”。他说毕，就把铁索套到偶像脖子上，用推土机和坦克把它拉下了底座”。接着，他作了如下评论：“赫鲁雪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分析和结论是不够的。他谴责了独裁，但未触及专横的权力。他抛弃了个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至于鞭挞史达林的个人品质和他的霸道性格，这实际上是政治思考的幼儿水平”。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家，长期以来照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处处按史达林的意志行事，脱离本国的实际。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本国政府和苏联的控制平时就不满，得知苏联批判史达林的个人崇拜，一下子几十万人上街游行，酿成著名的“波匈事件”。波、匈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表示：要“保卫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这种事业的实现不该凭借盲目地摹仿外国样板，而应当通过与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相适应的途径”，并着手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某些改革。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份子纷纷退党。党对工人的吸引力也远不如从前了。战后初期，２４％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已不足１４％”。意共党的领导人及时总结教训表示：“莫斯科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中心，我们将继续走我们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美国，“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鲁雪夫发表关于史达林的专门报告以后”。美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说：“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在中国，同样引起不小的波动。一些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要求公开《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并对史达林个人崇拜问题纷纷发表评论。如认为“史达林错误应该从社会制度中去找根源”，“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史达林错误的根源”，“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极大的危险”，“史达林错误的原因和三害的根源是由于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的缘故，而民主只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有的人热衷“大民主”，主张“大民主好，效果好，波匈事件大民主不是改正许多缺点吗？”甚至有个别党员借口“独立思考”，表示：“党内没有批判马列主义的自由，故只好退出党”。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激起千层波浪的这块“石头”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且日渐在毛泽东的心中郁结成一块含义颇为复杂的“赫鲁雪夫情结”。
毛泽东的“赫鲁雪夫情结”
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等回国以后，于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７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作了主调发言，他说：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史达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当时毛泽东处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矛盾之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以积极的态度，支援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我们党在建国以后曾多次采取措施，反对过分突出领袖个人。如１９４９年３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了反对突出个人的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歌功颂德，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１９５０年５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于５月２０日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４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７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重申：“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这里还应该提及张闻天的历史功绩。５０年代张闻天作为中国驻苏大使，在史达林去世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苏联政治思想动态的变化，以肯定赞成的态度向中央及时通报了苏联在反对史达林个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工作。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７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苏联宣传中对史达林提法的改变》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１９５３年４月已有些端倪，到７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史达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目前宣传苏联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功绩，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二是过去往往把史达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有所纠正。毛泽东及时批阅，并认为是个“重要文件”。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国驻苏大使馆研究室还整理了《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时传递了苏联纠正过去对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的资讯。指出其表现是，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毛泽东认为：“此件值得一看”，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史达林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联系中国的实际作了研究，胡乔木谈到毛泽东时讲：“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专门有一部分谈“领袖对党的作用”，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表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各地也发生了些小的乱子，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内部，对农业合作化是快些好，还是稳妥一些好，以及要不要“反冒进”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这些事使得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思考重点有了转移。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到苏共二十大时，口气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史达林。现在，史达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同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进一步明确表示：“史达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１１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提出：所谓“非史达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点明确的看法：一是史达林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批判史达林就是搞修正主义；二是东欧出现波匈事件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期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并对修正主义从内容上作了如下界定：“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对“反对照抄苏联经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口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以“反史达林”为话题，对党内某些现象提出批评。如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责“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史达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缺乏革命道德”，是“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麽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史达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雪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甚至激动地说，赫鲁雪夫打死史达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
上述情况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赫鲁雪夫批判史达林的个人崇拜成了万恶之源。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出了赫鲁雪夫”，中国会不会也“出赫鲁雪夫”，成为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话题。毛泽东的这一“赫鲁雪夫情结”症结在于，过分看重赫鲁雪夫批判史达林言辞过激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一批判触及苏联高度集权体制问题的重大意义；只看到赫鲁雪夫是个改革失败者，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过分归罪于赫鲁雪夫个人。
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提出“两种个人崇拜”
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到维护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一位老同志讲，毛泽东反对崇拜史达林，但不反对崇拜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毛泽东曾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但仅此认识不够，我们还要注意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另一段。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这表明，毛泽东不只欣赏个人崇拜，更重要的是把个人崇拜作为解决矛盾和开展斗争的一种手段。这在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为全党进一步推行个人崇拜，在理论上开了绿灯。其主要内容是：
１９５６年史达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话，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伟大理论家的毛泽东，为什么会讲出理论上如此不通的话呢？个人崇拜是一种蒙昧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它把领袖个人神化，强调人民群众对领袖必须绝对忠诚，无条件的服从，有什么“正确”可言呢？对待真理，“崇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也是毛泽东过去一贯的主张，只有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并“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正确的。更不能因为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就否定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不管谁搞独裁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独裁”作为一种制度，早已为历史所否定。我想，只能把这段话作为斗争需要和斗争手段去理解。
在成都会议上听到毛泽东的“两种个人崇拜”观点，许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不少人表示：“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个别人如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中，即使是周恩来和薄一波，也不得不一再检讨。周恩来在发言中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也表示：“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许多干部的这一表态，仅仅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来解释是不够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第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俄国共产党，没有能正确解决领袖与政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往往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众监督，以至出现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政党一直遵循的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论述，今天看起来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列宁在这里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这一面，强调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一致性，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党的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站在党之上，领袖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领袖与党、与阶级既有一致的一面，也会有矛盾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共建党思想和模式的影响，再加上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种种辉煌的胜利，使得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对领袖的宣传也出现了某些不正确的倾向。如在高度评价领袖的作用时，很少科学地说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领袖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越来越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的形成说成只是个人的贡献，不讲或少讲集体的智慧；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少讲党和人民的作用；把领袖说成绝对正确，不讲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并且不允许对领袖人物进行批评。这种倾向影响我们党在５０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当领袖内部出现矛盾时，不能按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原则给予解决，而是采取了进一步突出个人、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办法。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不料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史达林后，服从赫鲁雪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推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们，也一下子被推到这样一种境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必须选其一。由于毛泽东在全党的巨大威望和无上权威，绝大多数人自然选择了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一些老革命家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对彭德怀的认识和处理上，也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做法很妥当。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个领袖的情况下，无条件地维护领袖的“形象”和权威，便成为全党头等重要的大事，即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于是，他们都颇为理性地、自觉地站在维护毛泽东的立场上，宣扬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史达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的发言，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是“感情问题”（即缺乏或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是“没有领袖观点”，“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的发言，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
上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言论，大体上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当时的认识状况。他们确实是出以公心，从党和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来对待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的。可惜，认识并不正确。因为把对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视变为对掌握最高权力个人的无条件维护，便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庐山会议上还有些干部，以封建主义的思想来看待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朕即国家”，对待领袖要绝对忠诚，无条件服从，认为这就是“党性”。如有的指责彭德怀“有魏延的反骨”，有的表示要做“歌德派”。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操守，完全等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基于这种认识，他指责彭德怀、张闻天：“口口声声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但为什么不满，甚至刺儿毛泽东同志？”在他看来，拥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使领袖错了也不许“不满”，更不许提意见。
在庐山会议上和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的表演，对于全党进一步掀起个人崇拜之风起了特殊的作用。林彪在拼命向彭德怀头上泼脏水的同时，别有用心地以最高的调子歌颂毛泽东主席。他激昂慷慨地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怀）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讲的是什么“规律”呢？真正的英雄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毛泽东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别人只能处于惟命是听的地位，谁要是给英雄提意见，谁就是也想当英雄，我们必须打倒他。林彪正是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帝王理论，取代了“无产阶级领袖是个集体”、领袖内部关系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主义。
庐山会议以后，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的学习文件，其中专门讲“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的部分，问题就很多：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把反对个人崇拜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文件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认为毛泽东对缺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这完全是造谣诬蔑”。这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不能作任何批评，只能歌功颂德。
–文件说“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的胡说”。这段话显然是歪曲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关系，混淆正常批评与反党的界限，其结果必然是把给领袖提意见的人，“名正言顺”地打成“反党分子”。军委总政治部的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县以上干部阅读”，从而在全党、全国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后来，阴谋家林彪看准风向搞投机，利用他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把个人崇拜从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