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9日讯】毛泽东讲的许多话已经被人遗忘，其中有一句我至今铭记在心。他在1957年11月17日对留学苏联的学生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且不论这里面有多少自我吹嘘的成分。但是，无数事实证明，恰恰是中共中央，最没有说真话的勇气，最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最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最没有让人民说真话和了解真实情况的勇气。因此，在关键问题上总是最缺乏“认真”二字。
中国人吃一堑长一智，时间久了，听共产党的话吃亏上当的次数多了，终于恍然大悟，明白一个真理：那就是美国总统林肯的名言：“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自责。当今的大陆的新闻工作者们远不如北洋军阀年代和国民党时代那样勇敢。连报纸开天窗的勇气也没有。因此，金尧如先生的“痛心疾首”四个字犹如石破天惊，永垂不朽。但是，完全责怪知识分子、责怪新闻工作者就公平吗？试问，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敢于公开说六四大屠杀错了或镇压法轮功错了？这是一个人人不可能摆脱在恐惧下生活的社会。中共中央一手遮天迫使人人撒谎！而屈服于压力，在高压下说违心话是何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君若不信，你就实践一下，明天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张报纸上也开个天窗试试！你那报纸不被查封才怪呢！你那主编不被撤职才怪呢！而更大的可能则是主编和责任编辑被抓起来判刑。你完全可以放心，你被捕的理由决不会是报纸上的哪一篇文章不合他们的心意，而是贪污啦，嫖娼啦，盗窃啦，逃税啦，等等。
中共中央的逻辑推理极端反动和怪诞。善良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居然能干出那么严重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对于正常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就拿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大规模人吃人事件来说吧！善良的人们怎么能相信人居然会堕落到这么坏，这么野蛮，这么血腥的地步！既不是一两个人的个别现象，也不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兽性大发，而是规模大、时间长、带有普遍性，达到几乎人人吃人、天天吃人的地步。难怪胡耀邦指示把这件事的报告封锁起来，绝对保密起来了。可是，直到今年初，当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柯尼说起中国曾有过吃小孩的现象时，中国政府居然还有脸抗议，说什么意大利总理的话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试问真正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不正是那个由”七分人祸”(仅仅才七分吗？)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和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如果不发生这两件完全应该由中共中央全部负责的重大历史悲剧的话，中国又怎么可能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呢？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比其他民族野蛮得多吗？当然不是。所以，在这里我愿意再次告诉贝鲁斯柯尼先生，也告诉全世界，你贝鲁斯柯尼先生没有说错，错的是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中共中央的政策导致了三年大饥荒，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吃小孩的现象难道是个别的吗？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的革命群众大批杀人，大批吃人，不仅仅吃小孩，连大人也照吃不误，而且不是个别，不是偶然，而是天天吃，日日吃，每逢杀人必吃，甚至革命委员会的大院里的食堂也煮人肉吃，这难道也是阶级敌人的造谣中伤？可见，贝鲁斯柯尼先生不仅没有说错，而且说的很有分寸，很有保留，很注意外交礼节，因此说得还很不够，还远远没有反映全部真实情况。既然贝鲁斯柯尼先生没有说错，那么谁错了呢？错的是中共中央！错的是中共中央那一以贯之的向世界隐瞒真相的恶习！真正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中央的倒行逆施和撒谎本能。不妨再举些例子。例如河南省驻马店在两小时内淹死两万多人，总共死亡二十万人的悲剧，也是封锁消息，不让大家知道！再如唐山大地震整整过了三年才公布死亡人数。去年年底哈尔滨老百姓连续四天没有水喝，为什么？市政府公开贴布告说是全面检修水管！但是，纸包不住火，吉林化工厂发生爆炸，有毒物质大量流入松花江才是真实原因。可是，那么多国家干部偏偏敢于以政府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撒谎，欺骗人民！这是为什么？这是典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在作祟。这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上人”们，总觉得自己的“觉悟”才是天底下最高的，总是低估老百姓的“觉悟”和承受能力。于是，总是让媒体工作者把最不好的消息编排得有声有色，一次又一次地把大灾大难变成广大群众在“伟光正”的领导下战天斗地的响彻云霄的凯歌。而可怜的老百姓呢？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愚弄、受到欺骗、永远沉浸在形势大好的幻觉中，成了十足的阿斗！
中共中央的统治者们似乎永远不会懂得，真正的长治久安依靠的是什么？是靠人心、党心、民心。靠什么赢得民心？靠谎言吗？不，只能靠真话，靠真相。就以前苏联为例。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以后接触到了大量原来不可能知道的秘密文件，感到惊心动魄。他在回忆录中仅举了两个例子：包括苏联掌握的谋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真相、包括策划对“爱尔兰共和军”提供军事援助。窥一斑可知全豹。老百姓不知道的类似问题实在是数不胜数。大家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是如何被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政府长期隐瞒，拒不通知左邻右舍，给许多邻国造成巨大损失的恶劣后果的。想想过去在苏联看到的虚假繁荣景象以及回忆斯大林犯下的累累罪行。后来怎样了呢？结局是人所共知的。可见，崇尚谎言，掩盖真相只能奏效一时，一旦谎言揭穿，信任度反而会一落千丈。因此，当今的中共中央实在不应该重蹈覆辙了！
但是，他们真的有可能改弦更张吗？毛泽东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说是“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话似乎有点绝对。但是，用在中共中央头上倒也不无道理。真可谓“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也难！”就像什么东西来着？改不了吃屎一样！
为什么？他们害怕人民，他们害怕得知真相的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起来造他们的反。他们害怕什么？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从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从伊拉克的萨达姆的例子中他们看到了与人民为敌的独裁者的下场。即使是像康生那样进了八宝山，到头来也免不了被清除出来,被人民焚尸扬灰。这种下场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不堪设想的。于是，剩下来的就只有死不认错，负隅顽抗到底一条路。
前两年听说一句俏皮话，说是“胡温胡温，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混’字，能混多久就混多久吧”！是不是这样呢？后来，他们搬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来欺骗人民。他们偷换概念，表面上似乎是说国家的稳定，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稳定。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当年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当有人高喊“团结或安定团结压倒一切”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问一声：“在什么基础上的安定团结？”用他老人家的话说，“难道可以无原则地和帝国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讲团结吗？”正是这样！不把六四屠杀的大是大非弄清楚，不把镇压法轮功的大是大非弄清楚，不把李植荣究竟是逃犯还是被故意杀害的无辜者弄清楚，不把王忠全究竟是忠于职守的好战士和优秀法官还是十恶不赦的故意杀人凶手弄清楚，不把中国大陆司法腐败的总根子最高人民法院和它的后台中共中央政治局揪出来，不把天安门广场自焚案的真正策划者绳之以法，不把苏家屯等地的活体器官移植问题彻底查明，不把中国大陆何以有如此丰富的器官移植的来源查清楚，不把王福绵，王万星和张共来等等究竟是不是精神病患者调查清楚，不把故意将正常上访的公民关进精神病院、施加非人待遇的罪犯绳之以法，不把主使血腥镇压汕尾农民的罪犯绳之以法，这个国家又怎么可能稳定团结和长治久安？这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浅显道理，难道那九位工业大学的毕业生居然会弱智到这等地步？
最近，胡锦涛又提出了所谓“八耻八荣。”与此相呼应，许多网站纷纷倡议或表态，积极支持。媒体上列举大量事例，证明那些不健康的网络信息、色情新闻是如何毒害青少年的。像这样具体生动的例子有谁会反对呢？可是，事实上中共中央又在偷换概念，又是在夹带私货。和他的许多前任一样，胡锦涛提出的口号尽管冠冕堂皇，可是经不起推敲。大家记得，有一段时间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打黄扫非。”它的实质是今天对网站的控制如出一辙。打黄嘛，有谁会公开反对呢？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共中央真正在意的恰恰是后一半：扫非！所谓非法出版物，当然也是形形色色。其中最让中共中央头痛的却是那些说明真相、揭露中共中央反动本质的文章。例如，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说明，关于天安门广场自焚案真相的揭露，关于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说明，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系列文章《九评共产党》，包括图片、照片、录像等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都在严打严禁之列。而最近更是变本加厉，接二连三地强行封闭“世纪中国”，“中国国情咨询网”等等网站。显然，“学习政治上正确的北朝鲜和古巴”绝非纸上谈兵，而是有其非常具体的，针对性极强，可操作性极强的内涵的。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了：既然你中共中央自称是真理的化身，自以为是全部真理在握，那么你又何必害怕别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呢？大家不妨回忆一下，毛泽东当政时期，不是把《铁托在普拉的演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报告、苏共中央致全体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公开信、历届美国总统的多次反华讲演都全文公布了吗？结果怎样呢？天塌下来了吗？当然没有！可是现在你们这帮接班人的神经中枢怎么就变得如此脆弱呢？为什么一见不同观点、一见批判你们的文章就胆战心惊、惟恐天下大乱呢？说你们是一代不如一代，难道还冤枉了你们吗？再说，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你们封锁得住的呢？
你们不是总好说：“有比较才有鉴别”；“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吗？那么，你们为什么偏偏要心虚到非要堵住别人的嘴的地步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反右、反右倾、反修、文革和六四的中国人上当受骗多了，也就知道你们所谓的“老百姓的声音”、所谓的“工农兵说话了”是些什么货色，也就知道你们所谓的“舆论一律”是什么货色。中国吃亏不就吃在一次又一次地堵塞言路，不让正确的声音发出来，供大家鉴别吗？就连最热爱共产党的“三家村”的头面人物邓拓不也曾婉转地劝毛泽东说“堵塞不如开导”吗？如果把当年的所谓右派言论，以彭德怀、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们的意见、把文革中被打倒或被杀害的所谓“走资派”们的言论，归纳总结一下，就会发现，其中有多少不刊之论，有多少金玉良言！大家想一想，如果真的依照这些意见去做的话，中国的建设该少走多少弯路啊？中国在和平时期能死那么多人吗？文化大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唯独中共中央不懂得，或者假装不懂得！所以，现在还是改不了吃屎！你问中共中央，怎么就不敢让对六四大屠杀持反对意见的人，让对“把法轮功打成邪教”有异议的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呢？不是常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吗？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这么不敢相信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鉴别能力的呢？所以，这一次，你小胡提出所谓“八荣八耻”又是故伎重演，偷换概念。我就问你们九位政治局常委好了。你们说，六四大屠杀是好得很还是坏得很呢？你们说，向汕尾农民开枪动武究竟是对还是错呢？你们说，对法轮功修炼者横加逮捕、施加酷刑、活体摘取器官、关进精神病院等等是无上光荣的事情还是丢尽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脸的丑事呢？你们把一大批一大批敢说真话的记者、作家、律师关进监狱，查封所有敢讲一点点真话的报刊，使中国成为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和全世界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这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呢？不用问，你们的答案一定和全中国人民是截然相反的。你们还是在坚守着“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信条，真不愧为毛泽东的传人！换句话说，你们是一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
据中共官方传媒今年6月25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打算禁止新闻媒体发布未经批准的突发事件消息，否则将被罚款5万到10万元人民币。该法案不仅违背了早前中共保密局推出的伤亡事件不能作为国家机密隐瞒的条例精神，也违背了中共宪法所标榜的新闻自由。什么是新闻？首先指的正是那些无法预见的“突发事件消息”，而不是某某领导人接见了谁，视察了某地，或者作了什么“重要讲话或指示。”报道突发事件消息要事先经过批准，不就是实行“新闻管制”吗？说中国共产党毫无起码的民主意识难道是冤枉它吗？如果不实行这种事实上早已实行的新闻管制的话，掩盖萨斯真相、掩盖河南省爱滋病村的真相、掩盖哈尔滨市居民连续多日不能喝松花江水的真实原因等等恶劣行径还能够得逞吗？
焦国标同志说得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是一种倒退，它是一种法律精神的倒退，是一种恶法。对新闻的管制，像这样明确的用法律的形式去限制媒体，在这以前还没有。由此可见，中共中央正在沿着一条进一步限制人民的知情权、进一步打压新闻自由、进一步与人民为敌的道路加速前进！”
“三句不离本行”，咱们还是拿李植荣被杀案为例。1969年，在文革期间，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利用职务之便，制造在押犯人李植荣企图逃跑的假案，故意杀害无辜公民，栽赃陷害为的是邀功请赏。在场的目击者多达几十人。我在获得平反后立即向法院检举此事，可是，各个部门互相推诿，一直拖到1989年，才由公检法查明真相，将两名罪犯定性为故意杀人，绳之以法。时隔八年，一个名叫李占恒的军区作家，突然在沈阳晚报上发表题为《刘宾雁笔造悲剧》的文章，指责我给他人制造了冤假错案。文中还透露，两个罪犯被判刑后在上诉期间就被交保释放，回到原籍，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根本没有获得平反或宣告无罪的情况下就得以恢复党籍，恢复公职，其中主犯担任法院的审判员！可是，就是这么一篇荒唐到了极点的文章，竟然在全国范围内被十几家报刊所转载。为什么？是内容精彩吗？不是。是文笔流畅吗？更不是。仅仅是因为这个标题太醒目了，太足以迎合中宣部的政治需要了。在中国大陆，批判刘宾雁可决不是什么禁区，决不在几十不准之列，决不需要经过什么劳什子的审查或自律，更不会有什么风险。所以，好几家报纸编辑连文章内容都没有看懂，连“转载”两个字也故意不写，就争先恐后地当做独家新闻加以转载，有的甚至在抄袭时漏掉好几行关键字句，让读者无法卒读，贻笑大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具体转载文章的编辑人员已经被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中宣部彻底地”改造”好了，达到了传播谎言不假思索，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程度！其邀功请赏的心态跃然纸上。毋庸讳言，这些人才是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好干部，好党员、好新闻工作者，才是新闻战线上符合中共中央要求的“活雷锋”！
面对如此颠倒黑白的文章，我感到极大的困惑，我带着法院的判决书去找这些报社，摆事实，讲道理，请他们更正。可是，他们都拒绝了。我只好把他们请上法庭。几经周折，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张建华审判长在1999年9月9日下达了一审判决书。其中关键词语如下：
“本院认为：1969年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武警战士王忠全、马洪财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案，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但并未宣布王忠全、马洪财无罪。即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李占恒的《刘宾雁笔造悲剧》一文在事实的叙述过程中，与法院认定完全相反，是以武警战士执行公务，忠于职守的论点报导了该事件，其事实报导完全失实，违背了有关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该文结尾说：“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此话李占恒说是引用王忠全、马洪财的话，但此种说法是以李占恒署名文章首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陈世忠积极地向司法机关举报犯罪行为，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陈世忠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表现，这不仅不能受到批评和指责，而是应大力提倡和发扬的。况且仅凭陈世忠的检举，不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必要条件。李占恒在报纸上以贬义的词语，评论陈世忠的检举犯罪的行为，是对陈世忠名誉及人格的侵害。故李占恒应在相同的场合赔礼道歉，挽回影响，并赔偿由此给陈世忠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其它五名被告均系报社，在刊登《刘宾雁笔造悲剧》一文时缺乏必要的审核，其行为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给原告造成了影响，均构成对原告名誉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简言之，我的诉讼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法院判决：李占恒应赔礼道歉，挽回影响；而六家报社总共赔偿损失25万元。
后来这个案子的一波三折暂且不去说它。就说这个轰动全国的案件，终于有了判决结果，可是，除了与此案有关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以外，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报道的。我把判决书发给了全国三百多家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光是《焦点访谈》我就登门上访和信访了十次！），全有记录。它们都不敢报道李植荣被杀案。为什么连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的案件也不敢报道呢？“退休教授一个人告倒了五家报社”，这样的题材不是很有可读性吗？不是很可以扩大报刊的发行量吗？怎么也不允许报道呢？是上面有话不让报道，还是媒体的自觉自律呢？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中国的媒体稍微有一点点真正选择题材和报道的权利的话，真的有权及时把如此丑恶的司法腐败罪行加以曝光的话，那么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首的七家法院共同包庇故意杀人犯的违法犯罪活动早就应该得到清算了，那难道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快人心的好事吗？而且后来也不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弄到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惨痛教训吗？这就叫做“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中共中央在历史上干过多少次类似的蠢事，怎么就“吃一百个豆还是不嫌腥”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中共中央为什么明知而不为、明知而故犯呢？原来，真正的司法不公正的根子不仅仅在最高人民法院，而且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至九把手那里！支持司法腐败和包庇司法腐败的就是中共中央。你们可不是什么受下级蒙蔽的人。你们是地地道道的祸根！我给你们的百余封信件就是铁证！正是以你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是你胡锦涛本人，才是中国大陆政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总根子。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不把你这个一切腐败现象的总后台揪出来示众，中国的腐败现象永远也根绝不了！
你们中共中央的大不幸，就在于碰上了陈世忠，一个敢于在监狱里批判毛泽东的人，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一个专门较真的人，一个“最讲认真”的人，一个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一个专门捅破你们的遮羞布的人！而以你们这几个人为首的中共中央正好相反，是一批口头上高唱“认真”，实际上最不敢“认真”的人；是一批“认真”不起，一“认真”必输无疑，而又输不起的可怜人！
刘宾雁，中国大陆上脊梁最硬的新闻记者，在1987年被中共中央强行开除出党了。今天看起来，这实在是刘先生的莫大光荣。为了肃清刘宾雁的“思想流毒”，中宣部煞费苦心搞了一个“刘宾雁言论集”，在各级党组织的会议上宣读，结果适得其反。据说，有的党员迟到了，光听到在念，还以为是传达什么中央文件哩，于是情不自禁地夸赞道：“说得对极了。”为什么？刘宾雁讲的全是大实话。例如，他说：“在中国，新闻记者不像西方国家，不是什么无冕王。我说，我们不是无冕王也罢了，我们不当三孙子，行不行？”（大意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宾雁讲的话越来越显得有先见之明。在中国，记者和编辑想不出卖自己的良心，想不违背职业道德，想不当“三孙子”，实在是难上加难。随着一个个恶法的出现，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而且，只要中共中央继续统治中国大陆，这种现状就改变不了！
其实，即使为了一党私利着想，中共中央也应该早日摈弃钳制媒体、搞舆论一律的愚蠢做法。为什么？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在建国近五十七年以来，由于大搞舆论一律，使我们的党丧失了多少避免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机会？不论是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还是反右，不论是反右倾还是文化大革命，哪一次不是搞铺天盖地的群起而攻之？什么时候让反方哪怕是不充分地发表反对意见的？结果呢？客观上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事实真的像媒体所说的那样，似乎形势真的像报刊吹嘘的那样，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结果是：说真话有罪，说假话获奖，就是几十年来我们中国最沉痛的教训！所谓的“舆论导向”和“舆论一律”误导了全国各族人民，也误导了全体党员，久而久之，也迷惑了中共中央和它的政治局。使他们除了感觉良好，还是感觉良好，变得耳不聪目不明，听不见不同声音，结果呢？就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纠正错误的机会。
今天的形势怎么样？是不是有了什么变化了呢？就拿法轮功来说吧！你不是悍然宣布人家是邪教吗？你不是又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搞“铺天盖地”吗？不是又像反右时期那样，搞什么“工农兵说话了”，“听听老百姓的声音”等等吗？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群情愤然”的气氛来，连你们自己也误以为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肯定能够稳操胜券似的。但是，你们敢不敢也让法轮功公开发表不同见解呢？你们敢不敢让法轮功出来公开解释、为自己辩护以至辟谣呢？你们不敢，你们绝对不敢！那么结果呢？变成了舆论一边倒！又跟反右时期一模一样，又跟文革时期一模一样！过若干年再承认自己错的，给被伤害的右派、走资派、法轮功平反，又一次证明“我们党是有能力自己纠正错误的”，并且恬不知耻地以此来给自己脸上再涂一层“伟光正”的新光泽！
应该看到，“舆论一律”是一把双面刃的尖刀。从暂时的观点看，用起来似乎得心应手，而从长远看，它不仅败坏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造成放弃原则，看风使舵的恶劣习气；它一次又一次地剥夺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而失信于民；也使中共中央自我陶醉，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纠正错误的机会。在国际上，它不断欺骗国际社会，暴露中国无新闻自由，暴露中共反对舆论监督的专制独裁面目，使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一次又一次地丢脸，你别看，中共中央不惜血本，搞什么金盾工程，安置大批网路警察，其实中共中央对于网络的监控也是“各取所需”的。在大陆的人都知道，你若要想查询诸如“民主”、“六四”、“法轮功”等所谓敏感词汇，你肯定是没法打开网页的。你如果在读者留言栏里发表所谓过激言论的话，你的帖子也立即被删除。这就是中共中央不允许人民发出不同声音的铁证。谁不信就请你现在马上试试看！可是，另一方面呢，凡是在网上咒骂美国的、日本的，台湾陈水扁的，等等，不论言语多么下流、恶毒，绝对不会有问题，网站也绝对不必担心因此被封掉！这里仅举一例，一个读者留言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日本女人轮奸后都杀死。”而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都不在中共中央禁止之列。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构不成对中共中央反动统治的威胁。而一说六四大屠杀，连要求平反的词汇还没有说出来，就因为你提到六四了，就因为你把六四说成是屠杀了，就立即封杀你没商量，而且网站也要跟着倒霉，轻则罚款，重则封掉，而网站主人如黄琦还要因此被判刑。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双重标准又是什么？
目前，从中国大陆的记者、网站主人动辄得咎、动辄被关进监狱的现状来看，中南海的独裁者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中宣部给你们党的事业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危害！或许从《冰点》事件为起点，中共中央能够痛改前非？我对此不敢抱乐观态度！充其量不过是恢复或保留刊物名称，换上一批听话的能够领会上级意图的编记人员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机会主义不是个别人的背叛的结果，它带有时代的特征。”换句话说，这是由这个党的本性所决定的，与具体领导人的品质没有太大关系。再好的人一旦陷入了这个权势的泥淖，恐怕也难以自拔，如果他不想步胡耀邦、赵紫阳后尘的话。什么是大气候？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大气候。在这样的背景下，程翔被判刑了，陈光诚被判刑了，高智晟被抓起来了，赵岩被判刑了。这一切丝毫也不足为怪。而且，完全不出所料，罪名全是莫须有！这恰恰是中共中央无限虚伪，无限虚弱的丑恶本质的大暴露！不要看他们表面上气壮如牛，内心深处却是胆小如鼠，实际上是一群活脱脱的色厉内荏的泼皮加懦夫.他们手里只有权力，没有真理，所以只能依靠强权，迫使媒体封口，如果这一招还不能奏效，就只能对敢于说出真话的中华脊梁们使用赤裸裸的暴力，甚至不惜采取流氓手段和动用专政机器了。但是，卑鄙的目的还是同一个：迫使讲真话的人和报刊封口！这就叫做万变不离其宗：唯怯懦者最残忍嘛！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关于赵岩，我要多说几句。我不仅为我的忘年之交感到骄傲，而且也洋洋自得地发现我的预言的相当准确。请问：2004年9月17日，国安部门秘密逮捕赵岩，不就是因为他”泄露国家机密”吗？怎么又编造出什么欺诈罪了呢？如果真的是欺诈罪的话，几个公安不就足以搞定了？还有劳国安部门出手抓人吗？如果真的是欺诈罪的话，还有必要如临大敌似的不公开审讯吗？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不争事实。可是那个死不认错的中共中央是如何行事的呢？又一次万变不离其宗：不是实在找不到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证吗？那就给你安上一个别的罪名，把你变成一个刑事犯，让国内外舆论无可奈我何！这就是”有错抓的没有错放的”妙用！
可惜啊可惜，天下人毕竟不是阿斗。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因为赵岩的笔名是郑义剑(正义剑)，而且文如其人，名符其实！就是因为赵岩十几年如一日地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各级官僚的腐败罪行，维护弱势群体，不断地捅当权者的肺窝子，终于使得中共中央忍无可忍，于是把赵岩看成眼中钉肉中刺，非要除之而后快！你不是总是揭露我们吗？你不是总是说真话吗？你不是总是暴露真相吗？你不是总想”破坏”我们”稳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吗？别看我们手里没有真理，别看我们讲道理讲不过你;别看我们在各个方面，尤其在人品方面都远不如你，可是有一样比你强，我们有权啊！罗织个罪名把你关起来，让你禁声，不就一了百了啦？看谁还敢帮包括李植荣遗孤在内的弱势群体和受害者们打官司？看谁还敢去查年仅47岁的马洪才怎么突然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凡此等等…对待赵岩如此，对待程翔，陈光诚，高智晟等等等等也无不如此。这就叫杀一儆百！
最近，一个权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200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发表了一个<民主黑名单>，以打分数的办法公布了世界上44个最不民主国家的名单,其中中国大陆名列第五,仅仅比北朝鲜稍为”民主”一些。这是一顶多么让我国人感到自豪,让世人羡慕的桂冠啊！祖国啊祖国，我为你一哭！
中共中央口口声声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真理只会越辩越明。”可是，试问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上，有哪一块“特区”是可以批评你们那所谓的马列主义的呢？人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就连以邓力群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想要批评你们在哪些问题上背离或背叛了马列主义，也都再也找不到一块舆论阵地了。你们说，这是前进还是倒退呢？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对一个不想自拔也无以自拔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应该怎么办？
最近获悉，海峡两岸的高校学生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辩论，的确是有声有色。我忽发奇想，能不能让这些可爱的大学生们就以下问题来进行辩论呢？而且正方反方由抽签来决定，行不行？
1．“六四”是平暴还是屠杀？“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没死一人”是真是假？
2．法轮功是不是邪教？血腥镇压法轮功是对是错？
3．大陆民主和祖国统一的关系。
4．大陆媒体是否诚实？如果不诚实，原因是什么？
5．如何才能建立和谐社会？
6．中国共产党的功与过，
7．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8．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了？
9．苏联解体的原因，等等。
当然，这种奇想无异于与虎谋皮。就是打死中共中央的某个领导，他也是不敢的。
因此我认为，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健康力量，要继续团结斗争下去，用无数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确实有撒谎的癖好和恶习，用大量实际事例揭露中共中央不断向人民隐瞒事实真相的丑恶行径，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知道事实真相，看清中共中央的反民主的反动本质和领导人的低劣品质，逼迫中共中央逐渐开始学会“从猿到人”，迫使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再做“小写的人”，迫使他们学会尊重最起码的人权，包括尊重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和尊重新闻工作者的言论与报道自由的权利。统言之，就是从四面八方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中央停止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从取消报禁开始，从取缔那个靠人民的血汗钱养活（别忘了，中宣部下属的那些审读小组的成员们的工资决不是靠共产党的党费开支的呀！），却专门从事侵犯和危害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中宣部开始，还人民以说真话的权利和听真话的知情权，这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之道！尽管道路漫又长，黑暗毕竟有尽头。这也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共中央九常委进一言：不要一听到境内外的不同声音就火冒三丈。就马上扣上“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等帽子，而把许许多多打中你们要害的金玉良言轻易放掉。为什么？毛泽东不是说过吗？“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就不怕人民批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而目前的状况是国内万马齐喑，对于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你们是不改正，不照办，而且还要残酷镇压敢说真话的同胞。有比较才有鉴别，其结果是只有在大陆境外的中国人才“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因此也才“可以这样自由批评。”
所以，你们真的想要听真话，基本上也只有从境外的媒体上听到。也只有那里，说真话的嗓子才没有被你们领导下的那个万恶的中宣部套上枷锁而痒得发慌。
有人会说，你的这种建议还是把中共中央那么九个人想得太好了；你的这种奇想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啊，那么就让我再做一回东郭先生吧！以思想开明著称的万里同志曾经提倡过：“不仅言者无罪，而且言者有功。”我看哪，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媒体们不求言者有功，但求言者无过，就谢天谢地啦！借用何祚庥院士的话说：“谁叫你不幸出生在中国呢？”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自己总有一天要垮台！”尽管毛泽东本人生前并没有身体力行，但是对于那些正在实践中大力推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中共中央来说，这句话依然足以借鉴！
本文是献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同志的。烦请你转告以小胡为首的中共中央各位常委：我已经给你们开了治疗致命顽症的药方。到时候，可别说我没有想办法和开药方挽救你们啊！
我同时也将此文献给我的朋友赵岩和无数和赵岩一样因为讲真话，坚持真理，不向强权屈服，而为祖国受苦受难的民族英雄们！
050802-060827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