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2日讯】（希望之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连接收听
《九评之二》第三节《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李唐：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九评空中读书会》，我们在上集进行到《九评之二》的第三节《党邪恶基因的表现》，讲到了第一部分《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及第二部分是《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读的是第三部分《党是成熟的流氓》。
（朗读）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像、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朗读完毕）
李乐：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的了解，比如讲到王实味，他是北大肄业，因为没有钱读不下去，但是他的文采非常好。“野百合花事件”就是他在1942年 (李唐：延安时期的时候) 写了一篇《野百合花》，其实这篇文章并没有讲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顶多就是把延安时期的情况，就他自己的意见讲了一下。
李唐：对，里面的一些他看来不尽合理的地方，比如说那些受到感召而来的青年学生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很艰苦的，但是有些干部却觉得自己位置比较高，所以进行了一些享受。王实味强调，他并不是一个平均主义者，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子，但是他觉得这样总是不好的；就是说热情的青年来到这个地方，过得这么艰难、艰苦，但是这些干部没有去注意到这部分，事实上是不不太好的。
李乐：他也觉得好像没有真心去关心这些青年，只是一天到晚说：你要注意自己的思想啊，有问题呀什么的。
李唐：或者是在不经意之间对这些青年的热情产生打击的作用。
李乐：那时候共产党对青年人讲都是蛮清高的理想，所以很多青年人投奔延安之后，他也觉得在那边是可以讲真话的，可是后来就发现不是这样。所以王实味在1942年发表了《野百合花》，在1942年底就被关起来了，本来是大家认为他的思想有问题，后来因为毛泽东和康生介入，意思是说不能批判党，就加重了，变成国民党特务。因为那时候王实味不肯认错，所以共产党把罪不断的往他身上套，到最后好像变成他非死不可。
李唐：我们看到最后他是被斧头砍死的，这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残酷。这里也提到当初参加过、经历过延安整风干部的事情。我想到曾经看过另外一个资料，就是曲啸，这个人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被打成右派，在监狱关了二十年。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人大部分都是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份子，他们对党提出一些意见，在所谓“大鸣大放”的激励、骗局底下，也鸣了一下、叫了一下、放了一下，结果很多人就惹祸上身。
曲啸从监狱出来之后就到全国各地去演讲，还写了一篇报告“任何挫折动摇不了我对党的信任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报告里他诉说他半生坎坷，屡屡遭受挫折，二十年的牢对他来说是一个冤屈嘛，因为他不是右派却被打成右派，长期蒙受冤屈，但是他说他二十年如一日，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念，热爱中国共产党。
然后他还说，党和国家用监狱对待他，就像母亲有时候也会委屈孩子一样；或者是监狱管理干部拍打两下犯人，那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一种管教心愿。再讲到他被划归右派二十多年后，终于获得平反，他痛哭流涕，他说：“党啊，我又回到你的怀抱了。”
这真的很好玩，就说一个人受了不白之冤，坐了二十几年牢，结果他出来之后反而感激把他投入牢狱中的党。精神正常的人都很难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李乐：对啊，我刚刚已经快要昏倒了。可是我看到王实味他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被斗争之后，出来见记者时，这位才子神情呆滞，就好像在背书的样子，说：“我是个脱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处死，我应该被处死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的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然后他又告诉记者，他在监狱里没有受到任何迫害，生活的很好。不只王实味，还有其他像邓拓，他们到最后快要死的那一刹那，还是这么讲：只要对党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牺牲，我都心甘情愿。最后还要附一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李唐：这个王实味到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李乐：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最近有一位医学界的人提出，这种现象是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症”的现象”。
李唐：以前我们把它称之为“洗脑”。在几十年前，西方的心理学界就对苏联劳改营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洗脑作用，其实就充满了高度的兴趣，曾经研究过了。我想跟你现在所要谈的“斯德哥尔摩症”可能非常类似。
李乐：《九评》也提到“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
李唐：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一个名词“斯德哥尔摩症”，“斯德哥尔摩症”就是一个人处于一种时松时紧、又收又放的两面处境底下所产生的。以“斯德哥尔摩症”命名的例子来说好了，为什么它会叫“斯德哥尔摩症”呢？
在1973年的8月23日，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这两个绑匪对银行里一阵狂乱的扫射，一面扫射一面说晚会（party）开始了，然后银行里就有几个女行员被抓到黑呼呼的地下室里面去了；六天以后，这几个行员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还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是要害她们的。
李乐：就是那六个被抓下去的女行员？
李唐：对，认为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这几天当中，这两个绑匪除了对她们的生命进行威胁之外，还让她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
李乐：她们的神经是紧绷到极点。
李唐：对。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没有打死她们，也没有开枪，她们就会感激不尽；她们会觉得这两个人随时有这样的能力和权利可以打死她们，但他们没有打死她们，所以对他们感激不尽，不仅如此，这些绑匪还给她们食物吃，所以一下子在她们的心中这几个绑匪就变得好像神一样。
所以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就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得她们会去认同绑架她们的人；因为他很担心自己会被杀死，会因此而死亡。那这些人没有夺去他们的生命，他就会很感激他们。
李乐：这是一个正式的医学报告吗？
李唐：对，就是从这个案例后，就有“斯德哥尔摩症”的说法出来。加害者喜欢的，受害者也就会喜欢；加害者讨厌的，受害者就会讨厌。所以这几个女行员被救出来的时候，听不到她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还有一个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而且她最后还和其中一个订婚了；还有一个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建立了一个为绑架她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是“斯德哥尔摩症”。
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在新闻当中，听众朋友应该也不会陌生。在前年有一个日本的游客到伊拉克去，被伊拉克的恐怖份子绑架，后来没有被杀。那时候不是都用斩首的吗？伊拉克的恐怖份子绑架到西方人都用斩首的，一个西方记者不是被砍头吗？这个日本游客没有被杀，后来被放回来了。
李乐：那时候日本动员全国去救她。
李唐：对，她被放回来之后，反而在帮这些恐怖份子说话，而且要求日本政府不能出兵去协助美国侵略伊拉克。这也是一个例子。
李乐：她变传声筒了。
李唐：是，因为她认同他们了。
李乐：还有一个例子。一个美国籍的中医师，叫滕春燕。法轮功在中国受到很大迫害的时候，他想回去了解为什么法轮功会受到迫害，因为他跟法轮功扯上了关系，所以被关押起来。被关押起来之后，外面的人开始去营救他，因为知道他在里面会受苦；可是后来滕春燕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CCTV）说：觉得满好的啊！在监狱里面很快乐，他养花、看小说、跳舞！大家看到那个新闻，也都傻住了。
李唐：对，好像《国际大赦》当时一直在营救他，他出来之后在记者会上讲的这些话，连《国际大赦》都傻眼了。
李乐：其实这跟王实味、邓拓，还有文革时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当然文革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再也不可能碰到那样的事情。可是他们留下的案例，却让我们觉得人性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掌握不到的，比如在文革里被打死的人，嘴里都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李唐：是。这种一收一放之间，对于玩这种两面手法，在控制人心上，中国共产党真是玩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我们刚讲到王实味、滕春燕、曲啸，和斯德哥尔摩的例子，其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一个作家叫丁玲。
丁玲是在延安时期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在大鸣大放，就是百花齐放的时候，她也放了一下，结果就被打成右派了，后来她也获得平反了。平反之后，别人都觉得她应该对共产党会颇有微词，那时候搞了这个东西毛泽东还说这是“阳谋”，对不对？结果丁玲不但没有微词，而且还为共产党所做的反右斗争辩护，对同样在反右斗争遭受到迫害的人，她的言词比中共内部的左派还要左，批他们批的比中共的左派还要左，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李乐：那我觉得陈若曦比她还幸运多了，后来她还出来了 (李唐：因为她出来了)，所以你看她写的东西还满正常的。
李唐：我们刚才讲的这么多例子都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典型例子。根据专家表示，要产生“斯德哥尔摩症”要有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我们来看一看就知道，中国共产党所采用的方式，其实就是制造出很多患有“斯德哥尔摩症”的人，也就是一方面被它迫害，一方面又对它感恩戴德。
第一个条件，要让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就是让你感觉到，是不是会发生倒不一定，就是要让你感觉到是有威胁存在的。
李乐：比如说我看到别人被杀、被揍。
李唐：对，像溥仪就看到别人被杀，他自己也有可能被杀。第二个条件，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比方你肚子饿的时候，快要饿死了或快要渴死了，他给你一点水喝。
李乐：还有一种就是在神经高度紧绷之下，就突然对你和颜悦色，好像不那么凶狠了。
李唐：对。第三个条件就是，除了他所给你的，要让你知道的一些信息和思想之外，其它的各种信息都不让你得到，让你完全隔离。
李乐：封锁消息。
李唐：对。第四个，让你感觉到无路可逃，就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这四个条件一配合，人就有可能产生“斯德哥尔摩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底下，这四个条件是符合的。
如同刚刚讲到第三个条件，它的文宣部门控制了所有的讯息，你得不到其它的讯息，而且你无路可逃，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去，在中国大陆，要到哪里去其实不是那么自由的。以前有个笑话：如果在共产主义国家给一点自由的话，连电线杆都会跑走。就让你感觉到无处可逃。
这四个条件在中共的控制底下是具足的，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让我们很难理解的现象来，因为它玩软硬两面手法嘛！其实“斯德哥尔摩症”就是在软硬两面手法底下产生的，是一种对人心的完全控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洗脑”。
李乐：我又想到林晓凯 (编注：台湾法轮功学员，2003年赴中国遭上海市国安局非法拘留)，他才被关了二十几天，回来就已经开始没办法信任旁边的人。
李唐：不过还好他并没有产生“斯德哥尔摩症”的症状去爱上加害者。我们看到很多家庭暴力的案例里，有些受害或受虐的妇女，也都有“斯德哥尔摩症”的倾向出现，反而会爱对她施暴的丈夫，甚至会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他，自己没有做好事情。
李乐：满恐怖的。
李唐：是啊，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非常有意识的在使用这样一种手法。
李乐：它早已认知了。
李唐：是！
李乐：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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