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大卫专题报导）《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是由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真相研究小组召集历史、法政学者共同参与，历时年余而完成。这本书针对二二八事件当时政府决策层面、执行层面、“半山”份子、社会团体成员，以及新闻媒体工作者等相关人员的责任归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是继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之后，探讨事件责任归属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在这份责任归属报告中，将二二八惨案的发生，分为元凶、次要责任者、共犯与连带责任者，所以从决策者、军政者、情治人员、甚至半出、社会团体、新闻媒体，都有其相关的责任。
虽然事件的当事人今天已大多不在世上，但是责任的追究仍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就如同边沁所说：“政府是必要邪恶”、“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需要“制衡”，行政、立法、司法必须要“三权分立”。
那么当无辜善良的百姓受到公权力的欺凌时怎么办？也就是当政府杀人时，当政府犯罪时，该怎么办？虽然责任的追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只要不是采取暴力报复的手段，所有在公众领域的理性讨论、学术研究、历史反省、与司法审判，不论其结果如何，都是值得尝试的，都会是台湾走向成熟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极为珍贵的经验与教训。
这也是告诉世上掌握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为所欲为，甚至以权力欺凌、杀戮善良无辜的老百姓，不仅会被人民所唾弃，尚且还要下台负责，并面临司法的审判。
反观中国大陆，到现在已经是2006年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已经快六十年了，“禁忌”仍然一箩筐，甚且愈来愈多。从这本《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的出版所带给人们的省思，“六四”的历史真相，也必然是中共政府所必须要勇敢面的。1947年的二二八，1989年的六四，乃至于1999年的720，都是属于“政府犯罪”、“政府杀人”的确实案例。
二二八在走过悲情的六十年后，终于走到“追究行为人责任”的这一步，而法轮功学员在严酷迫害尚未结束时，就成立了“追查国际”，以“和平理性”与“诉诸法律正义”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追查涉案者的犯行，追究犯罪者的罪行，其勇气与智慧，不仅令世人钦佩与感动，也为世界文明竖立了不起的典范！
以下我们就为读者导读这本站在档案证据的基点上，厘清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的研究报告。
一、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
国民党长期以来，将二二八事件定位为台湾人要当家作主，脱离中国的叛国暴动，参与者是暴民、乱民。但近数年来二二八史料公开与研究成果，指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才是爆发二二八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缉烟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发的导火线。是国府治台政策不当，引起民众抗争，而要求改革的运动。国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乱”之名，从中国派兵镇压，实施清乡，逮捕枪决知识菁英和民众。事件之后，国府掩盖事实真相，严密监控异议份子，造成无形的恐布气氛，致使二二八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禁忌。
二、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应负最大责任
主要论点在于：事件发生前，蒋介石透过党、政、军、特等单位的报告，已掌握台湾讯息。事件发生后，许多台湾组织透过不同管道，向中央呼吁不要派兵来台，并要求惩治陈仪，赦免参与民众，但蒋介石仍然选择在3月5日指派21师师长刘雨卿率兵赴台镇压。3月8日，军队到台湾后，立即展开屠杀和清乡的镇压工作。
事件后蒋介石非但没有惩处陈仪处置不当，反而擢升他为浙江省主席，下令屠杀高雄市民的彭孟缉也高升为台湾省警备司令，这就表示蒋介石也认同他们两位的镇压屠杀的作法。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唯有蒋才能决定派兵来台，也唯有蒋的支持，陈仪等才敢漠视台湾民意，任意非为；也唯有蒋的默许，军队才敢任意逮捕，不经审判，枪杀无辜。因此，这份报告认为：蒋介石是事件原凶，应负最大责任
三、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军政人员应负次要责任
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三人自始至终主张镇压，只是陈、柯两人在援军未到之前，故意采取妥协态度。其实在事件开始，陈仪即向南京政府呈报，要求派兵镇压。此三人应负起镇压台湾人民的责任。陈仪更因施政不当，用人不明，造成社会乱象，要负起更大责任。
四、张慕陶、史宏熹、刘雨卿是镇压行动的共犯。
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整编第21师师长刘雨卿，此三人虽是执行任务，但不分青红皂白屠杀民众，纵容部下从中掠取钱财的行径，是镇压行动的共犯。
五、情治人员的责任
情治人员调查进步人士、制造黑名单、到处捉人、秘密杀害，因此被杀害的人民不下千数。在事件中推波助澜，做为日后罗织罪名、逮捕、枪决的证据，应负起共犯责任。
六、半山的责任
所谓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湾，在日治时代前往中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工作的人。在事件后，有些半山受到统治当局的倚重，实际参与镇压行动，成为镇压的共犯。如军统局台湾站长林顶立、曾任新竹长的刘启光、事件后接任警务处长的王民宁等。清乡工作的进行，多流传是因半山的协助，军警才能罗列名单，逮捕台湾菁英。
七、社会团体与媒体工作者的责任
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党政军特各种势力进入台湾，相互抢夺地盘、从事党国不分的派系斗争。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会团体，打压异已。
媒体责任方面，中央通讯社作为国民党的党营机构，也负有为中央收集情报的职责，其所传达的讯息对于蒋介石派兵的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应负起报导不公、曲解真相、传达错误讯息的责任。
八、线民、告密者、构陷者的责任
线民、告密者、构陷者提供情报资讯，扩大加深二二八事件的伤害程度，有其应负的责任。但情治单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证，即采信片面之词，以致酿成祸害，其责任应该重于线民、告密者、构陷者。
九、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伤害
台湾菁英受此摧残，几乎伤亡殆尽，死亡人数据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组估计约18,000至28,000人，但迄今仍无法掌握确实数目。幸存者则销声匿迹，不敢再过问政治。
十、人权与社会正义
二二八是台湾史上的最大禁忌，迟至1980年代，台湾民主乡动蓬勃发展之后 ，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才公开挑战国民党的威权。虽然过程中充满冲突、对立与紧张，终获致三大突破的成果。一为政治禁忌的突破，二二八不再被视为叛乱、暴动；二为历史禁忌的突破，从此二二八得以公开研究，台湾史研究从此已无禁忌，可以挑战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的历史观点；三为文化禁忌的突破，文学艺术家不再逃避，敢以二二八做为素材，创作出代表台湾文化特色的作品。这三项突破使得二二八成为台湾的重要文化资产。
政治上可以谈和解，但历史不能以和解来解决问题。本报告逐一检讨二二八事件镇压屠杀人民的元凶及相关者，是希望社会正义与历史公道能经由这个事件的反省，真正落实于台湾。
民法学者黄茂荣和刑法学者陈志龙指出，二二八事件的镇压者，不只有历史责任，也有民事与刑事的责任。二次大战后，犹太人追究纳粹屠杀的责任，是世人面对历史事件极好的教材，台湾历史也需要这样的反省，人权与社会正义才能真正在台湾生根。(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