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cent Ostrom:为什么二十世纪有这么多的宪政失败? （上）
【大纪元3月10日讯】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文章的第一段，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社会是否能够真正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Hamilton, Jay, and Madison [1788] n.d., 3)。现在距离写下这些话的时间已有214年了。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经验，在这新千年开始之际，我们面临着一项沉重的任务：从事关于建构政府体制，或更广泛地说，构建社会秩序模式的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以改善人类的状况。
如果人类有潜力建立更接近在规范的意义上是好政府的治理制度，那么一些重要的条件就需要达成。这需要有共同的规范探究方法以认识“好”的性质究竟为何。如果人类社会要在连续几代人中实现和保持上面说的潜力，那么组成社会的个人和公民们就需要知道在变化着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自治，这些变化着的条件是和新知识的获得、生产性的潜能、关系社群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些社会实现了这种潜力，其他社会的人们可能因此获得反思类似潜力的便利。反思和选择开启了这样的可能性：人的条件和人类的未来能够被转变，以在所有人中都达到实现自治的能力。这样的可能性在人类的大部分中还不是现实。
我们需要探索在二十世纪的主要发展模式。我曾经在《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1973] 1989)阐明，美国二十世纪初的一位领导人物伍德罗‧威尔逊如何拒绝《联邦党人文集》和其相关著作中的教导，认为它们是“字面理论” ([1885] 1956, 37)和“纸上图画” (同上, 31)。威尔逊自己的创造体现在国际联盟之盟约的设计上。国际联盟是现代联合国的对应物，但是因为忽视了早期美国联邦主义者政治理论的诊断，它在应对上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的挑战时失败了。威尔逊的政治家眼光实际上处于一种詹姆斯‧斯科特在一本书中所揭露的幻觉当中，这本书叫《像国家自己那样观察：一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确定方案是怎样失败的》(1998)。那些不能看到个人具有自治之潜力的人们太容易陷入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称之为的“体制化精神”，把其他人视为生活之棋盘上被动的棋子，要由体系的掌管者来移动，他们则视自身为象国家自己那样观察和行动的政治家。
这样的幻觉又被对帝国的渴望所加强，使欧洲的主要民族深受折磨。法兰西共和国的几部共和宪法草案可以放进复活了的集权政治和拿破仑式帝国的政体形式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她69年的生命中共更迭了98届政府。站在国家角度上观察和行动使欧洲人和其他民族在塑造社会生活时成为机遇和强力的牺牲者。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棋盘
卡尔‧马克思断定社会就像棋盘，其形态为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阶级斗争为社会的发展动力，它导致资本家取得对社会的统治权并为自身的利益而剥削工人和剥夺其他人。懂得上述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家们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反对他们的压迫者，掌握国家机器，控制私人财产权，最终毁灭他们的压迫者，并创造一种导致国家最终消亡的社会生产方式。伴随着俄国革命的成功，这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式的人们承担起了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努力。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米洛万‧吉拉斯，发现自己为革命运动领导人的行为模式所深深困惑。在《新阶级》一书中，吉拉斯得出了下述结论：
在苏联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和领袖们的预测相去甚远，即使领袖们中的卓越人物如列宁、斯大林、托罗茨基和布哈林的预测也不例外。他们预期国家将很快消亡，民主将得到加强。但所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1957, 17, 黑体字是我的强调)。
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预计资本主义财产权的废除将导致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出现。但是，相反，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被创造出来了，他们履行具有旧时统治阶级官僚政治之特性的行政管理功能；而且他们同时还履行具有独裁政治之性质的功能，这一独裁政治是由作为先锋队投身于改天换地革命事业的共产党所支配的。
传统的国家理论，追随霍布斯，困扰于一种统治者－被治者关系中，这种关系认定主权者行使控制和命令社会的基本特权。在治者－被治者的结构中，具有等级－命令式的官僚行政被认为是维持法治的一个方法，而法律本身又处于主权者的超级权威之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中，国家权力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制行使对社会之生产性潜力的控制。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真正科学的论断，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垄断信息和教育机构。
同人类解放的实现相反，吉拉斯认识到共产党在变成“从旧日的被剥削阶级诞生的新剥削和统治阶级” (同上, 42)。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出现了，继续进行对工人的压迫性控制，在对统治集团不满的人们中清除异见分子。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完美社会的狂热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幻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执行国家管理职能时变成了新的压迫者。
在《不完美的社会》(1969)一书中，吉拉斯反思了 他个人艰苦的思想历程，包括对他作为一名献身共产主义的党员所坚持的信仰的重新思考，和对可能的改革做的诊断性评估的努力。实现改革的努力本来就应该隐含着，对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好”但“不完美”的政府之可能性的肯定回答。吉拉斯的判断是否定性的。旧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再加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模式阻碍了实现改革所需要的努力。依赖于生产资料国有制和工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式企业，不能产生一个生产性的社会。按照吉拉斯的说法，人类知道怎样忍受邪恶，但拥有自由的工作者的精神才永远不会向邪恶屈服。顺从的工人们不会实现生产性的潜力。
吉拉斯预言，更长远改革的实现将取决于两个条件，共产主义的瓦解和在小型加工业、服务业和商业自由工作者中诞生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独立的技师、小业主和商人具有生产性的工作精神，他们为了顾客的满意，在机会降临时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标准来追求利润。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治理的。改革的过程更多依赖于在长时间中历史的自发演进而非有意识的设计。演进性的变化是改革的一个重要补充。
吉拉斯得出结论，一个非暴力的完美社会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更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却是可能的(同上., 257)。但是，在南斯拉夫极度行政控制和经济自治的结合，在不同地区间造成了极度不同的地区性目标。
…… 对斯洛文尼亚人来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对克罗地亚人，则是克罗地亚的自主国家权利；马其顿人追求智识发展的机会；塞尔维亚人中有两个完全相反的目标：一个或多或少是统一的国家的保存和完全脱离南联盟的愿望(同上，213)。
使用暴力手段追求第一种塞尔维亚人的目标－保存一个统一的国家，导致了其他共和国从前南联盟的脱离，最终使塞尔维亚彻底孤立。强力和历史的偶然机遇充满了所谓“南斯拉夫”的创立和消失。极权主义的领导人占据了克里姆林宫的皇帝宝座，前苏联最终解体了。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宣称统辖一个俄罗斯联邦，但是联邦的立约者们不为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契约所制约，这只是一个联邦的伪装物。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仍然是很容易失败的。 ──转自《右派网》(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