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苏共二十大与中国文革
【大纪元4月9日讯】编者按：本文探讨苏共兴亡与中共演变的关系。强调毛的反苏情结是文革的重要导因之一。而中共改革路向与当年苏共的差异源自于和苏共二十大的分歧。
今年是苏共二十大五十周年，中国文革四十周年，把这两个日子放在一起纪念，是因为二者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中苏关系不仅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影响巨大，而且，这种影响延续到新世纪。
二月间，我在纽约，曾和余英时教授通话，谈到中国的“民主转型”这个老话题。余教授说出一个许多人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还是要走苏联演变的路子，因为中共体制庞大而僵硬又没有国内第三势力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现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我们知道，苏联从一个共产帝国分解成民主俄罗斯，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三个阶段，勃氏时期以“停滞”为其特征，而演变的起点就是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苏共二十大。
但是一位活跃的大陆学者最近告诉我，国内自由派知识份子几乎已经完全放弃对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幻想，认为自上而下的变革已不可能，只有民间运动强大的压力，才可能突破体制的硬壳……这又是接近台湾和菲律宾的模式的另一种思考。一九八九年，北京爆发大规模的人民民主运动，很多人的民主期待被一场血腥镇压所淹没，就像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东欧暴动并未动摇苏联东欧的体制一样，八九民运迄今十七年，中共体制仍然咄咄逼人地扬威海内外－－说明研究苏联的兴亡，对于中国仍有借鉴意义。
苏共二十大历史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犹如美国九一一世贸大厦的崩坍一般惊天动地，令专家们跌了一地眼镜。千里之堤溃于蝼蚁之穴，五十年前的苏共二十大，就是第一个溃堤之穴。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在大会作了两个报告，公开的工作报告提出一系列反正统教条的新论述。在大会闭幕前的深夜，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则以大量内部材料，揭露斯大林专制独裁滥杀无辜的罪行。报告很快被美欧报章刊登出来，引起世界性大震撼，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纷纷退党，东欧发生波兰、匈牙利反共暴动，国际共运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挫败。斯大林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他的雕像除了其故乡，一夜之间被扫进垃圾堆……
赫鲁晓夫掌权十年。一九六一年的二十二大继续深入二十大路线，实现了政治体制的大翻新，宣称阶级专政结束，苏联已是“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十一年召开过三十四次中央全会，政治局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赫鲁晓夫每次见外宾要经过核心成员同意。社会自由化和人权保障程度大增，至一九五七年已有八百万人从劳改营与监狱获释，约六百万死者平反昭雪，甚至二战中投降和勾结德军的公民也一律得到赦免释放。
赫鲁晓夫革命性的政治改革，不仅令苏联国内的政治面貌改观，也缓和了战后美苏对峙的冷战局势，美苏首脑互访，联合提议全面裁军，签署部分禁止核试协定。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左派运动中产生了人道主义的深远影响。
但不幸的是，苏共二十大的进步意义，在中国不仅没有产生相应的影响，反而产生了负面的作用。最初鉴于苏共的老大哥地位，毛泽东集团曾相当程度地肯定二十大的成就。在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期间，毛在多次接见外国党代表团时，形容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能想问题了。”他批评斯大林“思想控制很严，深过封建统治，有些君主也比他开明些。不是今天杀人，就是明天杀人，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毛说到中国，“我们的政权，专政职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了。”“除了反革命一般的死刑完全不需要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中共八大史》1998年） 中共八大开成了中共史上迄今没有过的最开放、民主的一次大会。会上有六十八人作大会发言，每人二十分钟，新党章与报告均不提“毛泽东思想”，大会主席台没有毛像，甚至没有党徽〈镰刀锤子〉–显示苏共二十大反个人迷信的巨大影响力。
毛泽东倒行逆施的反苏情结
但是中共八大之后，不足一年，毛发动反右派斗争，至少打了五十多万名右派、五八年五月发动大跃进运动、五九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全国演成一场大饥荒，六二年又大兴阶级斗争，六四年四清反走资派、六六年发动文革－－毛以阶级斗争为旗帜，完全背离八大制定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政治路线，越走越远、越走越疯狂、越大规模，究竟原因何在？我以为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者，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解读，那就是毛泽东的“反苏”情结。
第一步是反右派。石仲泉等人主编的《中共八大史》，有官史的权威性，其解释反右的起因时指出：波匈事件后毛等人对国内局势“十分敏感”，看到鸣放中一些尖锐意见，便与国际反共风潮联系起来，当作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处理，“这是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最主要原因”。第二步“大跃进”。毛在五八年成都会议上，公然违背八大决议，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五七年冬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毛说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引起苏东各国不安。第三步，六零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共掀起反修运动，指苏联经济改革措施为“资本主义复辟”。第四步，发动文革。在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公然称“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文革正是在全国批斗大大小小赫鲁晓夫的口号下掀起狂潮。
这条明显不过的红线，足以说明文革的起因和毛集团反苏、反修也就是反苏共二十大开启的政治改革路线密切相关。在造神的同时造一个恶魔：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文革最重要的思想准备，然后把东方专制主义最丑恶、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搬上舞台，铲除死后被鞭尸的任何可能，让“红太阳”光照千秋……文革的可耻失败，不正是反证赫鲁晓夫的路线远比毛的路线高明吗？为什么中共给文革中的受害者平反，而不对赫鲁晓夫认个错呢？西方许多政治家在赫鲁晓夫逝世时，表示了诚挚的敬意，他们不会想到赫鲁晓夫已为埋葬共产主义挖了第一铲土，但他们知道在苏联战后复兴如日中天之时，作出拆毁神台自废武功的突破，那是需要何等的勇气与魄力，尼克逊说他“当然是世界性的大人物”，绝非虚言。至少为斯大林杀害囚禁的二千万人恢复名誉与自由，已可以看到沉睡在俄罗斯传统里的良心再现。
当我在文革后期读到《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内部大字本时，那种快感和幸运之情不可言喻。但被删去的关于毛和中国的章节，是来香港后才补上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一九七一年初在西方出版，赫尚健在；第二卷于一九七四年在西方出版，赫已于七一年谢世。这两本书在中国的译本公开出版，是赵紫阳时代的一九八八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没有删节，第二卷中译名《最后的遗言》，其第十一章“中国”，长达七十五页，是毛时代中苏分歧，苏方的第一手证词，极有史料价值。
中苏分歧真相长期被中共扭曲
然而，赫鲁晓夫长期在中国被妖魔化、被封杀的状况，至今未有改变，包括一些历史学者也是欲言又止，很多人的认识水准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而毛要维护主权独立－－是最普遍的说法。真相如何？不妨看看赫氏回忆录的陈述：
●西伯利亚输入劳工问题。苏方建议中国派一百万工人到西伯利亚协助开发森林，可以解决中国部分就业问题，毛为此大怒，说苏方像资本家一样要利用中国廉价劳力，是对中国的侮辱。苏乃收回建议，后来毛又改口说同意，苏方为照顾邦交，同意第一批接受二十万工人，期满时，苏方想了结，不再延长，但中方却逼苏方接受更多工人，苏方终未同意。
●解散华约问题。五七年毛访苏期间，有关战争和平问题，和苏方有多次不愉快。对苏联希望解散北约与华约两军事同盟以缓和东西方关系这一提议，毛大表反对，不同意苏从德国撤军。苏方声明若西方侵犯东欧盟国，将予反击，毛又反对，说应该退却，诱敌深入，退守三年，“如果你们退到乌拉尔，那时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参战了。”老赫一头雾水，不知道毛是否开玩笑。他对毛说在核导弹时代，战争方式变了……毛听不懂。
●长波电台问题：一九五八年，在中苏军事合作反帝的基础上，苏已在协助中共造潜艇，苏海军要求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和太平洋潜艇舰队联络，有利于共同防御，但毛极为愤怒，指为对民族尊严与主权的侮辱。赫鲁晓夫随即率军事代表团秘密访华，亲自向毛道歉。毛却提出要苏贷款，由中方自建，苏方同意，中方又不落实。苏方提出海军在中国港口加油与度假时又遭毛拒绝－－这就是被称为“游泳池会谈”的经过。
●原子弹样品问题。中苏五七年签订核合作协定，五九年苏方准备向中方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苏共高层专门开会议决，因两国分歧日剧，延缓提供样品。分歧之一是苏共已多次领教毛的好战言论及对现代战争的无知。中共则指赫撕毁协定是向美国讨好。
●“大跃进”的震惊。赫鲁晓夫看到中共五年赶上英国，再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口号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斯科不断传闻中国土法炼钢，包括宋庆龄也在院子里搞土高炉的笑话。赫鲁晓夫透露，周恩来大跃进时专程赴苏求援，诉说炼钢情况很糟，苏乃派一副总理去中国，该员回国向赫报告说：“他们把一切都毁了”。他去参观一个轧钢厂，见到的厂长竟是一名兽医。周恩来告诉他，冶金工程师都下乡锻炼思想去了。赫遂在苏共廿一大，不指名地批评中国的大跃进。
接着，赫氏描述文革，他说在影片上看到的中国人“白痴般地一遍又一遍地念毛泽东语录，看到人类尊严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我简直要呕吐。”他把红卫兵的野蛮暴行比作沙皇伊凡的恐怖御林军。赫在回忆录中不隐晦地表示“我始终喜欢刘少奇”（他不知道刘早在六九年已死于开封）“我也很喜欢彭德怀”。他对文革的评语是“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他和毛近距离接触的感觉是，毛就是斯大林再世：“他讲起话来那么像斯大林……我相信毛的一生也像斯大林一样，害着权迷心窍的自大狂”。
引述以上中共方面从未否认过的纪录，更具体的证实文革前中苏分歧已发展到非常深刻、水火不容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内部虽然没有亲苏派，更没有人敢挑战毛的大权，但是党内的明智人士一定不满毛的极端政策和独裁作风，而这是和苏共不谋而合的，毛对此当然是极为敏感，因此不可低估彭德怀给赫鲁晓夫送材料、马利诺夫斯基“策反”这类个别事件的影响。无情整肃刘邓走资派，不乏“勾结苏修”，“里通外国”的罪名，毛真正的打击对象无疑是冲着苏共领导而来。我直观地感觉到，如果毛没有对赫鲁晓夫主义的苏共怀有刻骨仇恨，断不应对那么多忠于他数十年的老干部忍心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应该知道，他在中国重复斯大林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深信他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对苏联，对苏联的“背叛”和来自苏联对他的反对，他明白是绝对无可奈何的。因此，他以消灭“代理人”的心态，出手赶尽杀绝，如果不是林彪叛逃，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文革！
可不可以这样概括一下：一场文革，从刘少奇、彭德怀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份子，都作了毛泽东反苏的牺牲品。而这段惨烈的历史，就源起于苏共二十大。
苏联二十年“停滞期”的特征
二十大精神在赫鲁晓夫六四年下台后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有中断之势，究竟怎样评价这段停滞期？它和中国目前被认为相似的阶段有何异同？被称为停滞时期的划分，以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为主（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二）另加后勃时期三年至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五年上任时止，共二十一年。停滞期的特征是：
政治方面。主旨是追求稳定，强化党的统一领导，一九七七把苏共的核心领导地位写入宪法（斯大林时代也从未有过）。废除赫鲁晓夫定期按比例更换干部的制度，导致领导层的老化与思想保守。勃氏终身制一干十八年至死才换人。另一方面，部分恢复斯大林名誉，强化专政权力，打击民主势力。苏联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不同政见运动，经打击分化至七十年代中期，已全部瓦解，国内活动沉寂，不少人流亡国外。但是，二十大自由化路线并未完全背弃。勃氏有突出个人崇拜的表现，集体领导制仍然保留，最高层亦是“三套马车”。
经济方面。由于斯大林强调重工业发展，造成农业长期落后，到斯大林死时还未达到沙皇时代的谷物产量，赫与勃都重视农业发展，有明显改善。一九七一年，苏共廿四大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也承认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实力比赫鲁晓夫时代已有多倍的增长。城乡差别大大缩小。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轻工业。而且官僚特权与腐败也明显加剧。苏联时代的经济发展完全是在一个封闭模式内实现的，主要手段是完善自主型的经营体制，而排斥所有制的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和外国资本与商品的引进。
对外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政策仍是赫鲁晓夫二十大缓和路线的继续，美苏关系仍在改善中，战争恐惧渐行渐远。但美苏军备竞赛没有得到遏制。停滞期的中苏关系处于冻结状态。勃列日涅夫时期和中国文革及文革后的“非毛化”时期相对应，苏共领导并未改变对中共的批判立场，中共也指苏共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可见停滞期二十年，虽然停止赫鲁晓夫式的激进改革，但也没有大幅度倒退，社会矛盾也没有严重激化。那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上台，从“新思维”开始不过四年功夫就把一个不可一世的红色帝国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北京学者马龙闪在他去年的新著《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提出一个解答：“斯大林和他确立的体制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树是根植在斯大林的土壤里才得以成长－－我认为这是一个一针见血而为官力极力回避的真理。马教授还指出，苏联解体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两条路线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是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最后胜利，虽然这不是赫鲁晓夫梦想的胜利。
中国停滞期不同于苏联的特点
如果中共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有点“准赫鲁晓夫时代”的意味，而江泽民踏着六四的血迹上台是中国的停滞期的开始的话，那么，两个中苏停滞期的对比就不难看出：
一、政治上，中苏极为相似。中共经过八十年代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充分利用苏共垮台的教训，自一九八九年以来，上层已经排除可疑的自由派份子，十七年来，没有呈现重大的权力斗争与政治突破，权力高度集中，党政军大权一人独揽，更甚于苏共。中共的稳定性相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有两个不同的制约因素：一是利益共同体的捆绑。中国经济急剧膨胀带来的财富，权贵阶层是最大受益者，江泽民以降，党政军系统，太子党集团，已经和国内外财团结成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盟，已不可能有意识形态号召产生的凝聚力。二是邓小平定的干部任期制与年龄划线退休制。一律照办，江泽民已是一例。这项硬规定是中共政治制度几乎唯一可以肯定的一项改革。其附加效应是，加剧官僚们以权谋私，明哲保身，很难设想有人去作有使命感的思考或策划深度的改革工程。
二、经济上，中苏差别极大。如前述苏联停滞期没有突破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束缚。中共则到江泽民时代已大踏步地推行利用国际资本加速经济发展的路线，大量引进外资、人才和设备，更加入ＷＴＯ成为西方世界市场的成员。十三亿人口的大陆，不仅成为世界工厂，也将成为宏大的世界市场，造成中苏经济分道扬镳的景观。经济基础不弱的俄罗斯一九九三年申请以来，迄今尚未加入世贸。苏联时代长期奉行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不仅排斥和外国资本的联系，即使技术上，也锁国自傲，造成电子技术等新科技的严重落后。中国一九八九年以来“非政治化”的物质主义浪潮，男盗女娼已经见怪不怪，也是不可低估的维持停滞的惯性力量。
三、民族问题。两国差异巨大。苏联的民族问题极为庞杂，俄罗斯族在苏联各民族中占百分之四十三，而汉族在中国各民族中占百分之九十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既有共产国际的民族理论为据，也有百族林立的现实需要。因此，苏联宪法为各加盟共和国保留自决权，随时可以退出联盟，这种双重主权制和实际上苏共的高度集权及大俄罗斯主义形成的矛盾，是苏联民族问题尖锐的根源，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各民族的自主诉求被压抑，关系亦呈表面的稳定。但停滞一过，民族问题立即爆发，波罗的海三小国成为苏联解体的带头羊。
然而，中国是另一幅图像。大陆有过藏族、东突、蒙古族的分离运动，但他们没有宪法依据，而且抗拒不了占绝对优势的大汉族的压制与同化，在江胡时代不成气候。按照广义的民族问题概念（包含马列学说），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也可视为中国的民族问题范畴。香港已经从英国统治一百五十年后回归中国，然而，北京中央承认她违背宪法第一条的资本主义治权。台湾则有相当部分的人要求独立，要求承认事实上已不同于中国的一个国家的存在。台湾与香港长时间地事实上独立和部分独立于中国宪政体制之外，即俗称的国家统一问题，是中国与苏联历史上一个绝不容低估的巨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将随着时间的延伸，越发显示它对未来中国走向的影响力。当然，同时也不容低估以占绝对多数的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过去和未来的强势地位。
本文回顾苏共二十大迄今五十年的风云变幻，显示苏共和苏联的消亡，是为斯大林严重罪行付出的代价，而不是他的几位继承人犯了什么过错。连苏共党员对此也无异议，当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活动时，“拥有一千八百万党员的党却很少有人出来抗争。”（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流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然而，罪恶滔天的毛泽东却至今没有得到清算，天地如此不公，是不是由于我们信奉“善恶报应”而时间未到？这大约是中苏停滞期研究吸引人的原因吧。中共和苏共在历史、政治与文化诸多方面，虽有许多渊源与相似之处，毛死也已三十年，但是中国没有二十大，没有赫鲁晓夫，也没有戈尔巴乔夫！即便认为中国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发展阶段相当于苏联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五年的那个停滞阶段，中共重复苏共的兴亡之路还是充满变数。（如果历史可以循环，二零一六年，我们就可以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放眼现实，似乎篇首提到的大陆学者的见解更值得重视。中国已失去了产生“戈尔巴乔夫”的条件，共产党也不同于国民党，因而也没有产生“蒋经国”的可能。那么，也许只有一个选择－－天安门模式。一个更为理性的人民运动（不是八九年简单的重复！），挑战共产党的独裁权力，迫使统治者放下武器，召开中国特色的“二十大”，改革政治，还政于民。
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香港
转自《开放》２００６年４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