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 徐四民这个名字，很多关心香港和中港关系的人都不会不熟悉。他是香港政界亲北京的元老级人物，前政协常委，常常在香港发表爱国言论，或者被邀请回北京教育中国人爱国，虽然有报导说他的外孙和外孙女都在欧美留学。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徐四民并不是在香港起家的，香港不过是他和中共之间漫长关系的最后一站。在回顾文革的历史时，徐四民在文革前后的遭遇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所谓“活侨”和“死侨”就是一个对今天的海外爱国人士仍然大有参考价值的个人经历。这里的“侨”指的是华侨。那么，什么是“活”的华侨，什么又是“死”的华侨呢？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个故事。
徐四民祖籍是福建厦门，但出生在缅甸仰光。他的父亲在晚清时期在缅甸从经商到办报，成了华侨中东知名人士，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徐四民自己在青年时期参加了缅甸的抗日斗争，受到日本宪兵的搜捕。抗战晚期，英国军队占领仰光后，徐四民办了一张《新仰光报》，后来还参加建立华侨中学、南洋中学和其他成为缅甸华侨界的一个重要人物。1948年1月，缅甸宣布独立，徐四民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标志独立的升旗典礼。徐四民后来回忆说，当他参加这个典礼时，心里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内战的结局和谁将主宰中国大陆。
到了1949年，中国内战谁胜谁负已经日益清楚。很多海外著名人士都受到中国邀请去北京参加建政，徐四民作为缅甸侨领，自不例外。1949年6月，他受邀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委员。回到缅甸后，徐四民发起了用五星红旗代替青天白日旗的斗争，奉北京政权为正宗，1954年被定为第一届人大代表。从此后，徐四民成了缅甸华侨界和北京之间的桥梁，他在缅甸的橡胶和贸易也蒸蒸日上，在中国广东华侨投资公司也有股息。他的身份也非常奇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时是“持中国护照而以缅甸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回到中国。他不但是中共大使馆的坐上客，而且每逢中共高级领导人访问缅甸，他都出席作陪，享尽了娘家的风光。
本来，徐四民可以利用他在缅甸的资产和在北京的地位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1964年，缅甸发生军人政变，开始采用被徐四民所拥护的在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对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徐四民从来没有料到被他奉为正宗的共产政策会在缅甸实行，一夜之间他的橡胶公司、进出口公司和拥有股份的电影院都从姓资变成了姓社。徐四民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回北京，回他心目中的“家”。
但是，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徐四民就立刻感到了世态炎凉和今不如昔，就像一个在旧时代被婆家踢出来的媳妇走投无路回到了娘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似乎和解放后八次回国的接待情形大不相同了”，不但被他称为“廖公”的廖承志、当时中国负责华侨工作的领导人没有在机场露面，就连一个中级干部都没有，只有一个素不相识的华侨旅行社工作人员等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带到内部宾馆，而是送到华侨旅行社住了下来。面对这样的现实，徐四民只能无奈地这么想：“既然是回国定居的，当然不会向过去那样作为贵宾来接待了”。 然而，更不给面子的事还在后面。过了几天，中共侨务委员会里他的老朋友们登门拜访了。他们并没有热烈拥抱这位被共产受委屈的海外赤子，而是异口同声地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回来？”
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徐四民心里马上出现了一种预感，毕竟他与中共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载。他说“当时，我很想说一句华侨回国常说的老话作为答案–爱国才回来么！”但他立刻意识到在这些人面前，不能也没有必要说这些漂亮话，“否则人家会问，你早不回晚不回，偏偏在你的商店被当地政府‘国有化了’、你在海外的资产被没收的时候才想到了回国。这如何解释？”于是他只得实话实说：“当地没有生意可做，不能谋生就回国啦。”
这个大实话一出口，贵客们立刻告辞。过了几天，那个在机场接待他们的普通工作人员上门来要护照，留下了一句话：“既然是单程回国，那么护照就交给我们吧。”
徐四民把全家三口的护照上交后，心里七上八下。第二天，护照就被冷冷地送了回来。这时他心里恍然大悟：“有关部门”是要核实在他的护照上没有被缅甸政府加盖“回头签证”，这就说明他在缅甸以没有后路了，确实是死心塌地回国。这样的华侨，在中共当时的华侨政策中被称为“死侨”，即不再有利用价值了。
这个从“活侨”变“死侨”的经历，对徐四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20多年后，当他重新被中共发现利用价值而“起死回生”时，仍然禁不住要在回忆录里大发牢骚，矛头直指党中央的华侨政策。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