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慧剑法第二篇 伏魔十三式（6）-1
【大纪元6月16日讯】
谬论：马列主义共产党把自己在中华建立的政权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其名曰“新中国”；把他们毁灭中华民族的罪行粉饰为“建设新中国”；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挟持、绑架、奴役，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驳论：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属于中华，也不代表人民，更非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而是20世纪30年代苏俄控制下的“中华苏维埃”的法统在中国境内的延续与变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马列主义专制帝国”。所以它既不是“新中国”，更不会去建设“中国”，它的存在正是对代表人类最先进文明的真正“中国”的野蛮侵略和蓄意破坏，以把“中国”彻底逼入“亡国灭种”的绝境！
正论：所谓的“中国”，其内涵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地域、政治意义上的国号、人种意义上的种族，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所以，“中国”一词首先是指“中华民族”，她是我们祖先在历史进程中，面对人事变迁、江山易主、朝代更替、成败兴衰的社会时势，用以标记我们民族特性、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维护我们民族利益，而对我们民族的所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及精神文明在文化层面上做出的哲理性概括与总称。“中国”乃“中道”之国，是居于文化高位的“文明”，而非居于地理中央的“国家”，“中国”一词有着深刻的道德修炼内涵，她是人类文化永恒的“神灯”。
一，“国家”与“中国”的由来及历史演进（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为考察对像）
要明白什么是“新中国”，先得知道什么是“中国”，那就得从“国”的演变史讲起。
“国”起源于“封建邦国制”时代（以社会管理形式为角度界定的历史阶段可参照伏魔十三式第一式和第三式中的相关论述），是指诸侯的封地，其含义与“邦”相同。“国”（或“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清晰政治意义的社会单位”，也即行政单位，它的形成标志着人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简单社会系统开始向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复杂社会系统转变，从“氏族社会”开始走向“民族社会”，于是，社会管理方式也就相应地从“氏族治理”演变为“邦国治理”，之间对比关系标示如下（图1）：
（社会历史阶段）氏族族长制——→封建邦国制
（社会治理方式）氏族治理 ——→邦国治理
（社会联系纽带）血缘关系 ——→地缘关系
（社会形态标志）氏族社会 ——→民族社会
可见，“国”就是人类在民族社会形态下，对其所采取的邦国治理方式下的基本行政单位的称呼，其最初含义与今人所谓的“国”大有区别（今天的“国”正是在封建邦国制时代 “国”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期间经历了“国”的地域范围的扩大、政治含义的定型、以及文化内涵的统一等等复杂的历史过程）。
“家”是封建邦国制时代的另一个行政单位，指卿大夫的封地（一般由诸侯对自己的亲属近臣所封），在行政级别上稍低于 “国”（或“邦”）。“家”和“国”本是含义相近的概念，也由于其同属社会行政体系，所以常常互文连用以表示诸侯的整个封地，称为“国家”、“家国”（或“邦家”、“家邦”），其含义与“国”相同。但在历史的演变中，“国”与“家”却经历了完全相反的过程，“国”的意义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丰富，最终成为整个民族文明的总称，并在称呼上演变为双音节的“国家”；而“家”的意义则越来越小、内涵越来越狭隘，最后只用以表示亲属社会关系组成的最小社会团体，其地缘关系性彻底丧失，完全回归了血缘关系性。这是“国”与“家”在概念上的演变过程，下面讲讲“国家”的历史现实演变。
我们民族大概在黄帝时代就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吧！因为“民族”与“国家”是基于地缘关系、在不同逻辑角度下同时出现的、互相对应的历史形态（见上面图1所示），既然“中华民族”起源于黄帝时代，那么“封建邦国制”也应从那个时代开始形成出现。这个假设也很符合逻辑，因为到夏商周时期，华夏大地上已经成邦国林立（封建的产物），动辄数以万千计，推根溯源其发轫自然要追寻至黄帝时代了（可惜上古史料太少，作为常人中的学者只能依靠逻辑推演，而无法做详尽的历史考究了，但至少可以认为黄帝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开始，而西周时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期间自然有一个社会管理制度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过程）。
封建时代的邦国关系是一种“松散的地缘政治关系”，实力最强大的邦国君主以天下万邦的“宗主”而居“中央”（关于中央的意思涉及到中国的来历，下文有解）君临四海，其称号上也有别于一般邦国的“公侯”，而称为“王”，又尊称为“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子”对诸侯国有直接的操控权力，“天子”只是诸侯国名义上的“宗主”，它的意义只在于荣誉与号召力，并不直接管辖诸侯国内的具体事务，而诸侯国“公侯”对自己封地（国家）内政务的处置也无须通报“天子”，无须对“天子”负责。诸侯国对宗主国只履行一定的祭祀、纳贡及出兵打仗的责任，祭祀是封建时代的礼，也就是政治法律方面的责任，纳贡是经济方面的责任，征战是军事方面的责任。这样，诸侯国与宗主国之间通过祭祀、纳贡、征战的方式而形成一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统一性联系，以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下的“国家”的雏形。
封建社会末期，宗主国的地位逐渐削弱，天子已不能号令诸侯，徒具名号。经过诸侯国之间的征战与吞并，邦国林立的局面被打破，邦国的数目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实力强大的邦国成鼎立态势。在此过程中，历史沿着以下的逻辑线索演变：“松散的地缘政治关系”向“紧密的地缘政治关系”发展；诸侯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平行行政关系”向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垂直行政关系”发展；“邦国治理”方式向“郡县治理”方式发展，等等。这一切都意味着封建社会行将过去，而新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现代意义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新型历史阶段形成并定型的。各种角度下的历史阶段之对比关系如下图所示（图2）：
| （图2） |
一般来说，现代意义的“国家”应该具备以下基本特征：１基本稳定的疆域；２统一的行政系统（包含文政军事两方面）；３统一的标准体系；４统一的文化传承。
公元前221年，周朝分封以来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被秦所灭，秦国一统天下，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局面。秦的统一为现代意义的“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笔者不进行价值判断，即不评判大一统的好与坏，而只讲历史事实），根据以上的四个标准，秦帝国在当时至少完成了前三项工作（第四项由随后的汉朝来完成）：１秦朝时代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其所控制的疆域之辽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后世华夏儿女开朝立国的基本地域范围；２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后随疆域扩大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委派地方官垂直管理，统一了全国的行政系统；３统一了当时混乱的标准体系，如测量领域的度量衡，经济领域的货币，文化领域的文字等等。这些改革使中国历史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使传统 “国家”的内涵和实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时的“国家”不再是诸侯的封地，而是包含整个“王土”，在地理意义上近似于从前的“天下”，在政治意义上则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新王朝所建立的新型政治实体的总称。
当然，现代意义的“国家”还需要稳定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来支撑（这样，“国家”在文化意义上就近似于“民族”），但由于秦朝的短命（秦只会破坏文化，而不懂文化建设），这一最重要的工作只能由随后的汉朝来完成，相对于秦朝只是用暴力手段建造了一个帝国所需要的硬件系统而言，汉朝可以说是为这个硬件系统开发了软件操作系统，使之真正具备了可操作性。以儒学（实为外儒内道）为“立国之本”的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着经秦的暴虐混乱及汉的拨乱反正后，发源于黄帝时期的中华文化在汉朝终于迎来又一次的辉煌，中华文明开始进入了另一个成熟阶段，“外儒内道”的修炼文化以“国家”的形式正式成为我们民族的核心精神，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也于此基础上正式成型，并在这套软硬件良好结合的系统上一直稳定运行2000多年至20世纪初（后被共产党毁坏，这正是本文要讲的，见下文）。我们今天称自己为汉人，称中华文明为汉文明无不源于那个光辉的时代，承受她的文明之光的恩泽。
总结一下：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包含三层意义：１在地理意义上近似于传统的“天下”；２在政治意义上等同于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朝”；３在文化意义上等同于“民族”（民族是基于文化而言的，下文有解）。
现代意义的“国家”与封建制时期的“国家”之区别：在地理意义上，前者的范围远远大于后者；在政治意义上，前者是中央集权制王朝，后者只是封地，属于当时政治实体的一个基本行政单元；在文化意义上，前者担负着传承文化的主体责任，后者只是传承文化的单元载体。
现代意义的“国家”形态的形成，标志着“王朝史”的真正开始（相对应也可把封建时代称为“国家史”，那时“邦国”或“国家”作为封地是不稳定的，“国家”之间相互吞并或被迫举国搬迁是常有的事），由于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意义，“国家”在范畴上也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历史地位。我们今天常说：“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很显然，这里的“国家”不是指哪一朝哪一代，更不是指封地，而是对我们整个民族5000年历史的总称，那么此“国家”既非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地理上的疆域变动不定），也非政治意义的国家（王朝也是更替轮回），只能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只有文化是最稳定的），相当于“民族”的互文代称，所以，也经常把“国家”和“民族”连在一起使用，如“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其稳定的文化范畴的意义，这个越来越明显的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在历史上早有一个专用的尊贵名称，那就是让无数文人唱不尽赞歌，让无数英雄思之神往，让历代几乎所有王朝都想在法统上继承、在名号上标明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意义的“国家”可说是“中国”拓展的结果，是“中国”历史演进的第三个重要阶段（下文有解）。
什么是“中国”呢？
“中国”，顾名思义，“中央”之国，但绝非一般地理意义的中央。她的起源至少也应该追溯到“国”产生的时代，即封建制的开始阶段。“中国”的意义关键不在于“国”，而在于“中”，当我们的祖先凭借高于周边地区的文明而有了“居中央（或处中位）统治四方”的思想时，可以说“中国”已经产生了，解读“中国”其实就是解读“中”。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中”有着异常深远的含义，在方位上“中”表示四方之内，天地之心，在属性上表示不偏不离、阴阳合和的状态，这正符合“道”的要求，所谓“中即道也，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可见“中”在我们文化体系里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地位，儒家以中为道，守中之庸（庸为常），以“致中和”为入世修炼的最高境界。很显然，“中国”一词开始时就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她起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炎黄文明”开始的地区（既以炎黄为祖先，更早的文明就暂不追究了），她一出现就不是地理意义的，而是文化意义的，这就好比黑暗中的一支灯，无论放在哪里都是中央，并以此中央为圆心把她的光芒由亮到暗向周围辐射。所以，“中国”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是指最发达的地区、最高度的文明、最先进的民族，这样的“中国”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自然是起源于黄帝时期，属于黄帝开创的文明体系，因此，黄帝才是“中国”之民族的祖先。
可见，“中国”是居于文化高位的“文明”，而非居于地理中央的“国家”（邦国）。大陆一些学者在考证“中国”的来历时，认为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地理知识匮乏，祖先总是以为自己住的地方在天下之中央，认识上产生了误会，所以才叫“中国”。这真是无稽之谈，且不说在地理意义上我们祖先的认识也并没有与现代地学的结论相违背（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点都是地球表面的中心），就算以地学规律来理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叫做“中国”，那也存在一个名位竞争的问题吧！即谁才应该是“中国”呢？谁才可以配得上称“中国”？既然地理意义上大家都平等，那就抛开地理不谈，比一比谁才符合“中”的属性，拥有“中”的教化，以“中”之道来立国？惟有如此无处不“中”的“国”才可以配得上叫做“中国”，才能以其“几于道”的高贵文明来指导臣民、教化人类、辐射周邦。而这样的“国”除了我“炎黄文明”之“国”，还能有谁？“中国”乃“中道”之“国”，这正反映出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特征，也是我们“国家”与“民族”赖以存在、维系、发展、壮大的根本。到近代，“华夏族”（汉族）以“天下第一民族”的姿态傲立世界东方，不正是以“中道”为立国之本的“炎黄文明”之特别优秀的明证吗？
“中国”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如下：
１黄帝时期
由黄帝开创的以道德修炼文化为宗旨的人类文明是“中国”的起源，她像一盏神灯，照亮了50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于是这个地区就成为“中国”最初的疆域。“民族”从这个时期开始形成，“邦国”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中国”也应在这个时期有了她的实指。至于“中国”这个名号是不是在这个时期也已经存在？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无法考证了，但如果能懂得“中国”以“中道”立国的由来，这一名称的考证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实”已存在，“名”叫什么又有何妨呢？
２三代时期
从夏商周开始，名称上的“中国”逐渐现于史料。考古发现，“中国”一词在西周武王时已被使用，而更早的商人则称自己的国为“中商”，相当于“中国”的商代阶段。可见，“中国”之文明经五帝以后已逐渐发展壮大，一脉相承的道德文化体系已深入黄河流域各部落的民族心理之中，成为他们追求和实践的目标，并影响周边地区使加入到“中国”的邦国和民族越来越多（这个时期“中国”的扩大实际上并不是宗主国独立完成的，而大多缘于分封的边缘邦国对周边地区的经营与开拓）。
３秦汉时期
秦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邦国制时代，“国家”一词有了新的含义（见前文），地理意义扩大，政治意义增强，文化意义凸显。后经汉朝的经营，以外儒内道的立国之本继承了“中国”的正统文化，“中国”和“国家”渐成一体，文化意义的“中国”与地理意义的“国家”以“政治实体”的形式互结姻缘，于是，“中国”有了相对稳定的疆域，“国家”获得了文化的身份（文化居内，制度居中，疆域居外，三个层次关系下文有解）。“中国”的名与实、神与形、体与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至此已成为“名实相符”、“形神皆备”、“即体即用”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两汉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疆域、文化、民族主体等领域已基本定型，延续2000年直至中华民国时期。此间经历了外族入侵，王朝更替，政权林立，疆土分裂等各种复杂情形，但“中国”却一直存在，因为祖传的文化从来没有被入侵、从来没有被更替、从来没有被分裂，因此，“汉民族”才越来越壮大，成为当今天下第一民族。
４中华民国时期
20世纪初，由孙中山开创、由蒋介石继承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年的“集权专政制”，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民主宪政制”的新型“共和”政治制度，使“中国”进入了现代阶段。但这个时期由于日本侵略、俄共主使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渗透，“中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主权被割，领土被占，在文化上更被共产主义彻底地破坏，使“中国”处于亡国状态（下文再解）。
[注：传统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90年代又复活、壮大，以道德修炼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传播全世界，正使“中国”在21世纪走入全面复兴的阶段，扭转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局面，使人类文化的传播回归到东学西渐，由“中央”辐射四周的正常轨道，“中国”将又一次成为人类文化的神灯，先进文明的光源。]
顺便解释一下近代的历史，以解开许多人心中不解的结。“炎黄文明”既然那么优秀为什么近代又“落后”于西方，要学习西方呢？
首先，文明的优劣不是靠武力的强大来决定的。蒙古人在历史上不但侵占了我们的国家长达80多年，而且其势力远达今天的东欧，武力不可谓不盛吧？但没有人认为蒙古人的文明优于我们华夏族的文明。反过来，如果谁厉害谁就优秀，那么流氓比君子厉害（由于其不讲道德的手段），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流氓的文明比君子优秀？文明的优秀是由文明所处的道德层次来判定的，此为其一。
其次，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落后于西方。近代受欺辱只是历史的暂时，属于漫长历史中的正常部分，我们“中国”在历史上经常遭受周遍落后民族的侵略，丢土失疆、割地赔款是常有的事，但并不是由于我们文明的落后，而是由于政治集团的腐败与堕落使代表先进文明的“中国”国力衰弱，不能有效整合军事力量来抗敌所致的！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与文明的先进或落后是不能划等号的，此为其二。
再次，我们学习西方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比西方落后。“中华文明”在近代受到西方利益原则的冲击，道德层次下降，社会关系趋向利益原则，所以才学习西方利益平衡原则下的制度文明，这是学习比我们“中华文明”层次低的部分（可参读伏魔剑式第五式），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只是权宜之计，未来的“中华”还将是以道德立国，回升至道德社会关系，并辐射西方，此为其三。
最后，历史上所有侵略我们“中国”的外来民族只有两个下场，一是放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加入到我们“华夏族”先进文明的行列中来，二是被稍后奋发图强的“中兴”政权赶出“中国”。西方国家不也是这样吗？19世纪开始侵入“中国”，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国民政府的抗战（对百年来外来侵略势力的总反攻），其侵略势力被逐一赶出“中国”，近年来又被我们“中国”正统的道德修炼文化所影响，正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神光照耀的一部分。所以，所谓的“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只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及无神论毒害下对历史的误解而已，此为其四。
本章小结：
“中国”——人类文化的“神灯”，既是逻辑上的“道德国家”，也是历史中的“先进文明”，这么重要的事实，到今天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结论了！
二， “民族”与“华夏”的由来及历史演进（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为考察对像）
“中国”是我们文化意义的国号，而“华夏”（汉）则是我们文化意义的族号，二者互文对应，是“国家”与“民族”在我们文化体系中的具体称号，上文讲了“中国”一词的深刻内涵，下面再讲“华夏”一词的华美寓意。
“民族”，按照大陆教科书的理解，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社会共同体”。这一定义把凡是“民族”拥有的都包罗进去，却没有点明“民族”的实质是什么。“民族”实质是指在统一文化范围内的氏族联合体（民族出现后，民族之间又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多民族联合体），“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或者也可以说稳定的共同文化是“民族”唯一的特征。
从前文知道，“民族”开始于氏族融合的时期，社会联系方式从血缘关系纽带开始演变为地缘关系纽带，从前稳定的内部联系——血统——被打破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如此众多的氏族部落，如何才能把他们重新整合成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社会联合体，惟有用共同的文化来完成。可见，“民族”既不是血缘的，也非地缘的，而是文化渊源的，无论是什么血统，无论居于何方，只要是同一种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那就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
解释一下，以血统而论，今天的“华夏”族成员大部分已非“炎黄”的后裔，但都以“炎黄子孙”来共称呼，说明我们是继承了“炎黄”所传的共同文化，如此才有资格称“炎黄子孙”，否则这个子孙又是从何说起呢？以地域而论，今天“华人”的足迹遍布全球，国籍（政治地理意义的国家）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说着汉语、用着正体文字（大陆所说的繁体字）、信守儒释道精神、用天人合一的思维来看待事物、思考知行、舍取审美，继承我民族道德修炼文化的就都是炎黄子孙；以国外的例子来看，犹太人亡国后曾在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达一千年之久，期间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土，但犹太这个“民族”却一直保存下来，没有覆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这缘于犹太人在苦难中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坚守着自己的传统，所以才能等到20世纪回归故乡的那一天。可见，惟有文化才能使地域分散、血统有别的不同部落、不同人群形成具有共同心理（思维方式）、共同传统、共同制度、共同信仰的统一“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
我们“华夏民族”是以“炎黄”开创的道德修炼文化为根基发展繁衍出来的“先进民族”，环顾世界，惟有我们“民族”完整地保留着上古圣人开创的人类最正统的文化——道德修炼文化，这是“华夏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担负的特殊使命，是我们的无上荣誉。
“华夏族”（或“汉族”，近现代以来也可简称为“华族”），在其发展史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分明的时期，如下：
１黄帝时期
大约5000年前，居住在沿黄河流域今陕西中部、河南西北、山西西南一带（大概的范围吧，这个问题上不作细究）的姬姓黄帝部落与姜姓炎帝部落经过一系列的战争而融合成新的“炎黄”部落，并不断向四周扩展，逐渐影响征服了周围的黎、夷、苗、戎等部落，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部落联合体”（这大概就是“邦国”的前身吧）。这表明我先民正开始从“氏族社会”进入“民族社会”，“炎黄”遂成为我“民族”的始源，黄帝成为我们的人文始祖。
２夏商周时期
黄帝以后，“炎黄文明”又经尧舜禹时代，进入了“夏”时期。“夏”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的国号，也意味着远古“无为之治”的终结，近古“礼治”的开始。“夏”历经400年的发展，其文明辐射周边，文化影响日益深远，因此，虽然夏朝灭亡后历史又经商周两朝，但随后的商周却都以“夏”的继承者自居。此时，“夏”已不再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号，而成为一种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后继王朝及周边地区仰慕和效仿的楷模，因此，“夏”又被赋予了诸多美好像征，在原义（原义本文不考）基础上被引申为“雅大”之义。周朝分封了很多诸侯国，它们的势力强大以后，也都以 “夏”的正统而自居，于是就有“诸夏”之谓，与之相应的是“蛮夷”，所谓“明夷夏之辨”就是要明辨我族与异族、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区分。可见，“夏”在此时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代号，标志了从黄帝开始的一种一脉相传的先进文化系统。
“夏”后来又衍变出“华夏”一词。“华”字本义原为“花”，后来引申为光华、美丽、鲜艳等意思，那么“华夏”就是“光华鲜美高雅盛大”的意思，其寓意大概是说我们民族的文化既高大又先进，像阳光一样光辉灿烂、普照四方，像鲜花一样美丽鲜艳、芬芳四溢，如此看来，“华夏”实乃我民族最美丽最浪漫的称号。
３两汉时期
两汉以后，由于汉朝的盛世武功，“汉”开始成为我们民族新的称号，其意义也如“夏”一般被赋予了先进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文明”的标志，而“汉族”也以其高度的文明不断融合周边的民族，逐渐发展成今天全球最大的民族。
“汉”与“华夏”，二者在民族指称上本没有区别，仅在文辞上“华夏”有诸多美义，而“汉”只源于刘邦的封地地名没有特殊的含义。魏晋时人注重审美，古语的“华夏”符合魏晋人士的审美需求，于是这一逐渐废弃的称号又活跃于文章辞藻之中，并一直沿用至今。
４近代时期
“华夏族”发展至近代，文化意义更显，在含义上超越了“汉族”，成为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周遍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接受“汉文化”所教化）在内的所有“中华”疆域内的民族共同体的统称（在成员上也包括继承了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这反映出“华夏族”的文明之光在5000年后的今天依然影响辐射着周边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民族融合的过程在现代时期依然以历史的一贯规律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华夏族”这个世界上最具包容性，从不发生血统清洗、种族迫害的道德高尚、文化先进的民族正在以其无比宽阔的胸怀不断地接受着新的成员。
[注：1949年之后华夏族遭劫，内部已经被改造为非华夏族，但在海外真正的祖传文化依然保存完整，假华夏族与真华夏族共同影响着周边地区及全世界，情况异常复杂，本文此处只作简单处理，着眼于未来拨乱反正后的正常历史状态，而对华夏族遭劫的历史过程留在下文详解！]
略解“中华”的由来
“中国”与“华夏”在两汉以后逐渐统一起来，国号和族号合二为一，于是有了新的名称——“中华”，大概是取“中”之深义、取“华”之美义，哲理和审美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中华”一词既可用于“民族”称号如“中华民族”，也可用于“国家”称号如“中华民国”，近代以来，“中华”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成为“中国”与“华夏”的代称。
“中华”、“中国”、“华夏”是我民族独有的称号。放眼全球，综观古今，也惟有我们民族不仅能给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冠以如此意蕴丰富、如此华美瑰丽、如此寓意深远的名号，而且也能以此“中道”立国，传承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光华盛大的、完整体系的道德修炼文化，此实乃我民族之福，之德，之无上荣耀！（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