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世人皆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命根子。打江山依靠的是枪杆子，保江山依靠的更是枪杆子。枪杆子不仅仅用来对付国内外的“敌人”，而且也用于镇压自己的人民。但是，迷信枪杆子的中共中央自己也知道，用枪杆子来屠杀老百姓毕竟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事，所以它总是不会忘记，在杀人的同时给被杀害者扣上一顶“敌人”的帽子，证明他们杀人有理！
当年，邓小平搞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一个“从严、从重、从快”的指示就使五万多名所谓罪犯的人头落地，尽管其中有许多是罪不当诛的，或者压根儿就是冤假错案。
我在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我有晨练的习惯。几乎每天早晨都出去跑步，经常路过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门口有布告栏，上面张贴着各种通知和公告，其中就有来自各地的死刑判决书。我曾看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张判决书，大意是，有三个年轻人到一家饭店吃饭，和女服务员发生口角。他们把该女服务员的衣服剥光，将她绑在凳子上，扬长而去。这当然是流氓行为，而且性质恶劣，应该受到惩处。各位读者，你们认为应该怎样量刑呢？那三个青年全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就是“从严、从重、从快”的具体落实！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中国处决2468人，占世界执行死刑的81%，2004年处决3797人，占世界执行死刑的90%。2005年处决1770人，占世界执行死刑的80%以上。但是根据以往经验，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实际执行死刑的数字远远超过上述数字。这里还不包括在看守所、拘留所、劳教单位和劳改队、监狱里被折磨致死（其中有许多是被酷刑致死后被谎称是自杀的）的大批所谓非正常死亡者的数字。多年来，中国的公检法部门习以为常地采取逼供信的刑求手段，把许多好人打成罪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监狱里虐待犯人，特别是虐待未决犯的事情是极其普遍的。而这些做法往往会将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可是，中共当局总是拒不承认，把事情说成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污蔑和捏造。
远的不说，最近暴露出来的三起冤案足以让人们叹为观止。
第一个例子是：丘北县农民王树红被怀疑强奸杀人，因此被羁押达299天。在真凶归案后，重获自由的他已经成为一个浑身是伤的残疾人。报导写道：“王树红，现年30岁，丘北县锦屏镇马头山村民委员会磨依村农民，小学文化。三年前，他体格健壮，随便就能扛起一百多斤的东西，是家里的头号劳动力。而现在，他是七级残疾，胸11、12及腰1、2椎体轻度陈旧性压缩性骨折，腰部呈130度弯曲，无法直立，走路必须拄枴杖，，活动能力严重受限，至少丧失了85%。看上去就像一个憔悴的小老头。”
关于是否有过酷刑逼供行为，请看双方在法庭上的的辩论。“首先是王树红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我告诉他们，我天天在家放牛羊，从没杀过人。李光兴、卢梁甲二人就用绳子勒我，用木棒打我，还用电话电我，逼迫我承认杀人。我被逼承认后，刘自春又强行拉着我的手在笔录上按手印。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押着我去指认现场。当时我被戴上手铐脚镣，不去怕他们又打我。来到现场后，因为人不是我杀的，我不知道指哪，刘自春便拉着我的手教我指，并给我拍照。”在王被关进看守所以后，刘自春和卢梁甲又对其进行了一次审讯，跟他说了死去女子的体貌特征，并叮嘱他，“检察院的人来问你时，你就要这样说！”。李光兴等3名被告的辩护人对此均表示，王树红的陈述仅是一份孤证，不足以证明3人确有刑讯逼供的行为”。
“我和李光兴共事多年，全公安局的人都知道他的办案风格，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都是被他打出来的，局里的人都戏称他为’测谎专家’，因为他办公室里有一步老式的手摇电话机，如果嫌疑人不认罪，他就用电话线绑住其手指，然后使劲摇话柄，用电击的方法来逼供，那部电话被公认为李的’测谎仪’”。这是丘北县公安局一名干警的证言。
此外，卢梁甲也被同事描述为是“跟着什么人就学什么人”。“刘自春把李光兴安排在第一组进行审讯，就是考虑到李的’办案手段多’，无非就是想给王一个下马威”。昨日庭审中，当公诉人宣读这几份证据时，旁听人员无不为之动容。这名干警同时还提到，他当日去接班审讯王树红时，看到王“一脸恐惧的神情，浑身都在冒汗”。对此，李光兴的辩护人称：“几名作证的干警都未亲眼看到过李、卢二人打人，明显是夸大其词，证据没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王树红被送进看守所后，腰疼发作时，看守所的医生曾给他开过止痛和消炎的药。还有，王的家人及乡邻都证明王在出事以前体格健壮，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可从看守所出来后，年不满30的他就变成了一个弓腰驼背，行走都必须要拄着枴杖的沧桑男子。另外，与王同监被关押的嫌疑人也证明其到看守所后并未被打过。公诉人昨日当庭列举出了以上证据。对此，3名被告的辩护人还是以这几份证据不足采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两名专业鉴定机构的的法医昨日也出庭作证，两名专家称王树红的伤情构成轻伤(甲级)，其腰部脊椎骨折的伤是因为间接性暴力所造成的”。
亲爱的读者，事怕颠倒理怕翻。如果你是王树红，你明明不是强奸犯。如果不是一再遭到无法忍受的酷刑的话，试问在什么情况下你才会把强奸的罪名承担下来？
再看第二个例子。佘祥林原来是一名保安人员，十三年前，他的妻子离家出走，恰巧附近地区发现一首女尸，公检法根据女方亲属的认定，断言死者就是佘祥林的妻子，并且武断地认为是佘祥林杀害了她，据此判处佘祥林十五年有期徒刑。过了十一年后，佘祥林的妻子从外地回来，这才真相大白。佘祥林终于被无罪释放。据佘祥林说：“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在出狱的第一时间，佘祥林面对众多媒体，出具了自己多达数十页的申诉材料，并不止一次地讲起他4年看守所生活的“不幸遭遇”。据佘祥林称，他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
曾经有媒体报导，佘祥林在看守所期间左手一根手指断掉，双腿也被打坏，以致于现在走路行动都不便。
据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总医院的医疗诊断，佘祥林目前主要发现眼部视力严重低下，两眼视力都在0.1左右，视力非常差，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另外，佘祥林的胸部正常，但腰椎和□椎明显呈现病状，而通过腿部检查，并没有发现腿脚有骨折历史。
对于佘祥林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回答都很含糊，至今尚没有一个明确答复。京山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表示，不相信会有刑讯逼供的事件发生”。
真所谓”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明明没有杀人，如果不是忍受不了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谁会主动地把杀人承担下来？说“不相信会有刑讯逼供的事件发生”的京山县公安局有关人员究竟是智商太低，还是心术过于不正？
第三个例子是李久明案件。李久明捕前担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2002年
7月12日郭某夫妇在家中被人致重伤。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确定李久明为犯罪嫌疑人。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27日报导，在刑事拘留期间，“南堡分局办案人员经唐山市刑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聂晓东同意，将李久明提至该大队三楼办公室讯问。因李久明坚称“7‧12”案与自己无关，聂晓东示意使用本队的磁性手摇电话机对李久明进行电击。南堡分局局长王建军、副局长杨策组织卢卫东、黄国鹏、张连海、宋金全等人，让李久明背铐坐地，将4把木椅分别坐上人背靠李久明，将其挤在中间，将手摇电话机导线拴在李久明的脚趾和手指上，轮流摇动电话机进行电击逼取口供。李久明痛得大声喊叫，张连海就用拖布堵住他的嘴。7月21日夜间，李久明受刑不过，承认“7‧12”案系其所为。因所叙述情节与现场出入较大，李久明又多次被电击。在审讯期间，有的民警还给李久明戴过噪音耳麦。2002年8月26日晚，王建军、杨策等人将李久明提到玉田县刑警大队一楼审讯室，继续讯问“7‧12”案的情况。在实习民警刘某、毕某的配合下，王建军、杨策强行给李久明灌辣椒水、方便面调料、抹芥末油，并一次连续灌李久明10多瓶矿泉水，打其耳光”等等。
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李久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提出上诉。就在此期间，“7‧12”案出现戏剧性变化。河北警方接到浙江省温州警方协查通报，在押人员蔡明新供诉出“惊天秘密”：他曾在2002年7月12日凌晨闯入冀东监狱家属区郭某家中抢劫伤人。蔡明新的供述被查证属实。2004年11月26日，李久明被无罪释放。
事怕颠倒理怕翻。亲爱的读者们，为什么说在中国人人自危呢？即使你当上了“政治部主任”，官不可谓不大了吧？一旦碰巧不幸被当作了犯罪嫌疑人，面对种种酷刑，又将如何？你们中间有几个敢夸口能够挺得住的呢？又有几个有幸重见天日的呢？由此看来，在普遍存在的种种酷刑面前，中国大陆被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不可避免地比比皆是，换句话说，像王树红、佘祥林、李久明这样的冤假错案绝非个别。不仅仅是政治案件，就连刑事案件，冤假错案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是最起码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
我无意详细分析这三个具体案件。因为冤假错案古今中外都可能发生。问题在于，像强奸、杀人这类案件，一旦定案，除非以后找出了真凶，蒙受冤枉者是很难翻案的。可是，只有当极其个别的冤假错案得以真相大白时，记者才有可能比较真实而具体地报导当初公安人员竟然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劣手段摧残犯罪嫌疑人。广大读者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些无辜者会老老实实地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的。而当时由于采取包括残酷刑讯逼供、伪造证据、徇私枉法在内的种种严重非法手段，终于迫使犯罪嫌疑人承认犯罪的办案人员则因此立了功，升了官，到现在追究他们的责任时，却一个个像缩头乌龟一样，拚命地赖账，怯懦地不敢承认自己曾经使用过残酷而卑劣的审讯手段。
同样的道理，只有当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之后，只有当李九莲等被确认是错杀、他们的冤假错案获得平反之后，人们才得以知道，那些巾帼英雄们在监狱里、在临刑前以及在被处决后是怎样蒙受任何有良心、有一点人性的中国人也无法容忍的兽性摧残的。
请看：张志新被捕后，在服刑期间多次被犯人们借批斗之名尽情地欺负，不仅对她拳打脚踢，而且几乎薅光了她的头发；管理人员多次剥光她的衣服，把她塞进男牢房，让犯人轮奸她，折磨得她神经失常。她被判处死刑后，因为害怕她喊口号，就强行把她摁在一块砖头上，用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外面包上一块羊肚毛巾，掩人耳目。
李九莲处决前被用铁丝穿住嘴唇和舌头、死后被奸尸并割去双乳。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个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有条规定：被处死刑者的家属必须交纳子弹费，否则不准收尸。找不到死者家属或者家属付不起子弹费的，尸体就可以任意处置，李九莲被杀害后又惨遭奸尸并割去双乳的双料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据老家在黑龙江省农村的杨光介绍，犯人被处决前，先用铁锤钉入他们的嘴中，再用铁丝从两侧勒住，为的是不让犯人呼喊口号。和电影里的中共党员临刑前居然能高呼所谓革命口号相比，那些“反动派”们比起咱们中国共产党来，实在是太仁慈、太无能了！
杨光还介绍说，东北地区斗地主时，活活剥皮是经常的。而更加残酷的是把犯人拴在马后面，让马在割过的高梁地里横着茬来回跑，几个来回下来，整个尸体只剩下了一具白骨。
《中国的眸子》一书还介绍了一位女中豪杰钟海源的遭遇。且不说她在监狱里历尽艰辛和摧残，最后被判处死刑，单说她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医务人员竟然就在警车里，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将她的肾脏给活活地取了出来，为的是使内脏保鲜，好用它来救治一个特殊的不是有权就是有钱的患者！至于犯人死后立即被摘取器官，更不是什么新闻了。
当我引证以上灭绝人性的行径时，我的手不禁痛苦地颤抖起来。。。
至于今天的法轮功信徒们在看守所、监狱和劳教所里遭到的虐待和虐杀的案例更是举不胜举。什么电刑、什么轮奸、什么剥光女“犯人”的衣服，塞进男牢房等等，都不是什么发明创造了！这里仅举一例。报纸报导说，哈尔滨市监狱一天里居然有十五名女性法轮功修炼者集体自杀！人们要问，如果像政府当局所说的那样，她们是被李洪志迷了心窍，想要升天所以才自杀的，那么人们当然要问，既然如此，她们为什么不在家里争取升天，而要到监狱里来做这么伟大的事情？
我曾有幸见过已故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的夫人黄葳同志。1981年我感谢她主持正义，珍惜人才，特地到北京去看望她。我们之间有过一次短暂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大家知道，他们的唯一的儿子欧阳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是哈尔滨第一大案的“首犯”，曾经在北方大厦蒙受万人大会的批斗。可是，后来的事态是怎样发展的呢？说他跳楼自杀了，按“自绝于人民”结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得到了平反，可是那自杀的谜却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黄葳噙着眼泪对我说：“我的孩子知道他是正义的。他被捕以后怎么会自杀呢？比如说你陈世忠吧，处在他的位置上，你会自杀吗？”问得好！大凡蒙受冤假错案的人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走上绝路。一个是被那些披着公安干警或群众专政的外衣的歹徒们整死后再伪造成自杀现场的（其中尤其以跳楼自杀最方便：把人推下去，就说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来个死无对证。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哈尔滨市前副市长朱胜文，他因贪污罪被捕判刑，后来就死得很蹊跷。当时他即将保外就医，公安人员为此带他去医院进行体格检查，他要求上厕所，可是就在厕所里他居然“跳楼自杀”了！你能相信这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吗？）。另一种可能就是被害者被折磨得实在无法忍受，被打、受电刑、面临被强奸或轮奸的危险，实在别无出路了，只求一死！刚才我说了，这种事往往是死无对证的事，而中国当局的惯用伎俩又是“没有抓到不算贼”，你无法证明的事情当然作“无罪推理”论，然后给你反扣一顶诬陷的帽子！“我们广大公检法干部怎么会这么干呢？”是啊！问题就在于，他们干的这类伤天害理的事情大大超过了正常的善良的人们能够想像和能够相信的程度！可他们恰恰就是这么干的，而且绝非个别现象，绝非少数公安干警的违法乱纪，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这就好像许多年轻人不相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普遍发生的极其可怕的事情。例如，十五、六岁的造反派，尤其是女中学生，居然忍心用铜头皮带抽打自己老师和校长的身体和头部，甚至活活打死；用滚烫的一桶开水向被批斗的老太太身上灌下去，将她活活烫死！
农村里一个17岁的女共青团员替她的被冤屈的父亲鸣冤，结果村革委会主任带着六个男青年来到她家，说：“你不是替你的父亲鸣冤申诉吗？现在我代表革委会回答你！”接着就命令把姑娘绑在长凳上，由六名青年轮奸了她！后来，他们全家悬梁自尽，留下了遗书，大家才得知真相！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还有一批例子，讲的是共产党的开国元勋们是如何被折磨致死的。刘少奇被医生用听诊器敲打，护士用针在他身上乱扎，他的腿被打瘸了，还得自己走很远的路去打饭，双手把一只塑料瓶捏成了葫芦形状，整个关押期间见不到一个亲人，死的时候头发和胡须有一尺多长，连个衣服裤子也没有，以无业人员刘卫黄的名字被火化，不留骨灰！陶铸在北京最后一次挨批斗后，人们只看见他额头上肿起一个大包，显然是被打的结果，此后被押到安徽仅仅四十天就死了，怎么死的，又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贺龙临死前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凡此种种，仅仅因为官方需要具体实例，证明文化大革命如何如何不好，企图激起广大群众对文革暴行的愤慨，才揭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官方公布的材料，你我一说，不又成了恶毒污蔑了吗：“我们共产党能这么干吗？这岂不是比土匪还要坏了吗？”
此外，中共还有一个绝招，说是这种事虽然有过，但那是过去，是文革时期；是个别人干的坏事，应该相信，我们的干部和公安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好的。违法乱纪的仅仅是个别人！你如果不相信，你就试试证明去！在高度的中央极权垄断之下，你们中间有谁能够掌握全国的信息资源呢？既然你证明不了，那么你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故意夸大我们前进中的缺点，分不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其实，从他们如何虐待张志新的，就知道他们是如何虐待其他犯人的！这决不仅仅是逻辑推理。我的一位亲属告诉我，这有什么稀奇的？在甘肃省处决犯人前有许多人都是被事先割断喉管的。真的，当时大概认为这样做能够有效地预防犯人喊口号，反正犯人是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又有谁会为死刑犯鸣不平呢？既然如此，这么行之有效的办法怎么会不被作为经验交流而推广呢？张志新的悲惨遭遇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仔细一想，即使是货真价实的、罪有应得的犯罪份子，难道就可以这样对待（不，是虐待和虐杀）吗？在广大的公安干警心目中关于人道主义的概念究竟有多少份量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再比如，从他们如何从钟海源身上取肾的做法，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待其他死刑犯人的。中国大陆公安部门和医院勾结，利用死刑犯的器官牟利早已经普遍到不新鲜的程度了。我认为这是中国判处和执行死刑的人数在全世界二百个国家中始终高据榜首、遥遥领先、一支独秀、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最近，中国当局拚命否认“苏家屯集中营”的活体摘取器官等血腥罪恶行径，恰恰证明他们是故伎重演，又在搞“没有被抓住手腕子不算贼”的把戏。否则，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许多医院在招揽器官移植生意的广告里强调说要抓紧呢？就是因为过了这段黄金时间，国际组织要来实地考察了，新的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就要开始生效了，再要从活体摘取器官就不那么方便了。赶快抓紧突击吧！
从他们如何虐待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等就知道他们是如何虐待俘虏的，是怎样对待法轮功信徒和民运分子的。同时也绝对不要忘记，他们是搞欺骗手法的顶尖高手。你们人大代表或国际组织要来参观或视察我们的劳改工作吗？请吧，我们这里有的是现成的模范监狱等，包管你们参观后十分满意，赞不绝口，中共当局实实在在是人道主义的典型啊！最近消息是一个国际代表团来到中国，指名要求视察某个监狱的某些人，终于被拒绝，结果代表团只得提前撤出。让你看到的是故意安排的百分之一的花瓶点缀，你永远无法看到的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真实！
顺便说一句，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是本世纪一大丑闻，已经被国内外的众多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所戳穿。它的虚伪和卑鄙完全足以和当年纳粹一手包办的国会纵火案相媲美！中共中央亲手策划的这种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下流手段让我们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再次蒙羞丢丑！
用共产党的教科书上的经典说法来说：历史上的反动派总是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古今中外的反动势力全都迷信武力。毛泽东不无自豪地自称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到了邓小平执政时期，更是变本加厉，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迷信武力和镇压。他奉行丛林法则：谁有武力谁就有理”。而且对内对外采用同一个原则，曰“强权即公理”。对待人民群众正当诉求的态度竟然是用武力来强行镇压下去。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干出了连毛泽东都不敢公开干的事情。六四以来，他动用武力屠杀和威胁屠杀人民大众的暴行层出不穷。
就说六四屠城吧！在和平时期出动正规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是破天荒的事情。说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当时，就连许多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和高级将领也不同意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家还记得，六四惨案前几天，许多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人物还曾信誓旦旦地向学生表示：“祖国理解你们”、“母亲懂得你们的心！”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元帅和许多将军们也纷纷出面保证人民子弟兵决不会向人民开枪。这说明他们既不主张向老百姓动武，也预料不到最高层领导居然会作出如此丧心病狂的决策来，因此，他们向社会的承诺在客观上起到了麻痹人民的作用，这是连他们自己也始料不及的。随之而来的是陈希同、李锡铭制造谣言，说学生冲击新华门和中南海，李鹏则谎报军情，推波助澜，进一步促使邓小平最终下决心向人民大开杀戒。但是，一旦作出了错误决定，邓小平照例是不敢承认错误和罪行的。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说：不惜要用20万人的生命换取20年的稳定发展。而且狂吠说：不怕骂街，不怕制裁，联合国能把我怎么样？我们历来就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起来的。敌人越是反对，我们越要坚持云云。活现出一付“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反动本质。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斩尽杀绝，倒打一耙，栽赃陷害，说学生搞动乱，全国通缉学生领袖，进行大逮捕，搞人人过关，企图斩草除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各地大搜捕的过程中惨遭杀害的人数远远超过六四当天牺牲的人数。这里当然不包括像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遣送到四川去劳教，一天里三次遭到当地农民的轮奸那样的悲惨事件。应该说，那位女学生是不幸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有人会问，被如此摧残的她怎么还能说是幸运的呢？因为，她的厄运被一位西方记者公开提出来质问，而江泽民第一次以新任总书记的身份亮相，就毫不犹豫地诏告全世界说：那是她罪有应得！就这样，她的不幸终于被全世界人民知道了，而且也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对这种罪行抱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她的不幸导致了所有的人进一步了解中共中央是个什么货色！它的总书记的道德观念是个什么货色！她的不幸激起了一切善良人们的同情和愤怒；这件事将永远载入史册，起到“唤起工农千百万”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比起其他无数惨遭摧残而不为人知的女性同胞们来，还是比较“幸运”的。
大家或许还记得，当年曾经参加过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或绝食斗争的学生和市民后来的遭遇吧？每一个单位都搞人人过关，说清楚自己是否去过广场，都做了些什么？要求每一个人证明，自己不但没有参加，而且不曾同情学生运动。比方说，不曾捐款给广场学生等等。而且号召大家揭发检举，甚至“大义灭亲”。知情不举等于包庇纵容等等。
就拿因公因私出国访问来说吧！中国共产党在出国问题上本来就控制得极严，这一来更加变本加厉。除了本单位公章和负责人签字，除了上级单位公章和负责人签字以外，还增加一项要求：由单位的政治部门出具专项证明，证明此人既没参加学生运动，也没有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的行为。哪怕缺一项，你就甭想获准出国！同样，在评定职称、升级、涨工资等等方面，这都是压倒一切的首要条件！因此，当年的应届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普遍极惨！美其名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其实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对你们这批忘恩负义、不听党的话的大学生的惩罚！
中共中央的斩尽杀绝和无所不用其极还表现在它甚至不准海内外捐款救援失去亲人的天安门母亲和伤残人。可以说，在北京大屠杀中丧失生命的全部是平民百姓，有的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人一死，全家就断了生活来源，有的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人一死，全家就断了指望。侥幸没死而遭受伤残的不但不能工作，而且无钱医治。人民政府当然不会出钱救助他们。可是境内外的华人和有人道主义爱心的外国人集资赞助呢？居然也被扣住不发！这不是斩尽杀绝又是什么？这个例子和上面提到的女学生被轮奸的事实，特别是当局对此所抱的态度–这就是对于邓小平所说的“对这些人连百分之一的同情心都不能有”的最佳注释，其它的话都是多余的！
从邓小平起，到江泽民、胡锦涛等等历届领导人在镇压人民群众面前，实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确实做到了镇压人民决不手软！人们惊讶地发现，今天的当权者竟然发展到大搞特务绑架、制造车祸或其它事故等卑鄙行径，进行秘密逮捕，甚至直接送往精神病院，又迟迟不通知家属；然后给他们不喜欢的人士随便扣上个诸如“泄露国家机密”之类的莫须有罪名，企图以此来堵住国内外的正义人士声援之口。其手段之高明和阴损，比起他们的老师苏联克格勃来，实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大家从许多历史影片里曾经看到，当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是怎样凶残地对待老百姓游行示威的。
就拿北洋军阀时期来说吧，军警开枪打死几位参加游行示威的女学生。鲁迅先生悲愤地写出了“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檄文。后来怎样了呢？鲜为人知的是：政府总理段祺瑞公开道歉，之后不出半年，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又如一二九运动，五卅运动，国民党时期国占区人民举行的“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等等，那些我们一直称之为“反动”的政府们进行镇压了吗？当然镇压了。在我的记忆中，国民党曾经制造了一个南京下关事件，打伤了几位民主人士，再就是搞特务活动，暗杀了闻一多和李公朴，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仅仅如此而已。到了毛泽东掌权时期，即使到了四人帮横行的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所谓的工人纠察队也仅仅是动用警棍而已。也从来没有一届政府像邓小平、李鹏那样，居然出动正规的国防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众。要知道，北京真正是块福地、宝地，至少有好几百年没打仗了，就连国共内战时，北平也是“和平解放”的。这段长时期祥和的北京历史终于被邓小平、李鹏等屠夫们所中断、所腰斩！
我总是奇怪，为什么天下的暴君们不学学中共中央的成功经验呢？举起屠刀一见血，老百姓就老实了。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不就坐稳了？不是说“一切反动派总是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吗？不过现在刺刀太落后了，有的是坦克、机枪和开花子弹，还有毒气哩，管它什么国际法？能够和中共中央媲美的恐怕就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列宁、斯大林了。一位苏联作家的著作里曾经引用过一个沙皇军官的话：“当年我们如果也像你们今天对待我们那样对付你们，你们的革命绝对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共和俄共在这方面真不愧为一对难兄难弟。只是中共中央已经当之无愧地做到了“弟子不必不如师”。谁说我们共产党不虚心、不善于“以俄为师”啊？天天喜欢给别人扣帽子的中共中央，一口一个“反对全球的帝、修、反。”动不动摆出一付“唯我独革”的架势。可是，人们只要仔细看看，六四的悲剧和法轮功修炼者们的饱受摧残，就清楚不过地看出，究竟是谁在和平时期始终把枪杆子对准着老百姓？究竟谁是地地道道的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假若如此丧心病狂地屠杀自己人民的政权还够不上“反动”二字的标准，世界上恐怕也就不存在“反动派”这个名词了！
他们的倒行逆施就连他们最好的朋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都无法替他们辩护。六四以后，在全世界人民一片谴责声中，李光耀的声音恐怕是最柔和的了。他说：“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也不能容忍市民们长期占据首都的中心广场。但是，怎么也不至于动用正规军队来对付和平请愿的群众。对付他们顶多只需要高压水龙头和催泪瓦斯就足够了。”请注意，这是对中国当局最友好的外国领导人措辞最温和的指责了。
在六四惨案目击者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往事特别引起我的思绪万千。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人民子弟兵居然真的会向老百姓开刀。因此，在突发事变面前许多人惊慌失措，愤愤不平，四散而逃。解放军本来是奉命开赴天安门广场的。而当有的群众在逃脱了第一批子弹之后，就躲在一些隐蔽的角落里或胡同内。他们出于义愤，痛斥“法西斯”！这喊声惹怒了杀红了眼的士兵，就朝着发出喊声的方向又来一梭子子弹，于是又有一批手无寸铁、没有采取任何反抗行动的老百姓中弹牺牲。这说明什么？明明白白干的是十足的法西斯勾当，却不容许人们说破事实真相。这就是古今中外一切暴君兼懦夫的共同恶劣品质！
说到这里，我衷心希望“六四”惨案的功臣们、那些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人健康长寿！人民不会忘记，一定会清算这一笔笔血账！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伊拉克的萨达姆候赛因等等暴君的下场，在人民的正义怒吼声中，真可谓成打的王冠纷纷落地。因此，那些自称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共和国卫士头头们只要长命百岁，也一定能享受到同样的殊荣的！人民决不会忘记你们对共和国的巨大无比的贡献，一定会讨回这一笔笔血债！共产党可以不信因果报应，但是总应该相信陈毅元帅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善有善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言予不信，让我们后死者拭目以待！
而目前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少有：
1。让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人民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家属和伤残人至今得不到任何经济援助，而来自境内外的自发援助又被狠心肠的中国政府无理没收，真是名副其实的斩尽杀绝啊！
2。让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人民都知道：枪决犯人后向家属索要子弹费，否则不准收尸体！对被虐杀的“犯人”摘取器官是家常便饭，是“废物利用”，而且是劳改部门和医院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天安门广场自杀未遂者要判刑2-6年！现在更发展到规模越来越大的肆意绑架，不通知家属。
3。让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人民都知道：当代中国的酷刑，虐杀、广西人吃人、大兴县的大屠杀：灭九族，斩草除根等等千古荒唐事！
4。让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祖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为此，海外应该尽快成立：
一、文革博物馆。
二、六四博物馆。
三、中共暴行和酷刑博物馆。
四、九评博物馆。
2005年春在各地爆发了反日游行示威，人数之多，为1989年学生和平请愿后所仅见。而且游行示威者采取了许多过分的行动：焚烧日本国旗，推倒日本车辆，捣毁日货商店，往日本领事馆扔鸡蛋、砸玻璃，甚至将带有玻璃渣的鸡蛋扔进领事馆住宅，等等。这里，人们不能不问两个问题：这些人的游行示威难道不是得到当局批准的吗？在中国，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岂有不遭到当局镇压之理？再说，即使是经过当局批准的游行示威，但是在游行示威过程中出现了非和平行为，实际上是违反国际法和国内刑法的行为，当局为什么听之任之呢？为什么那大批严阵以待的军警仅仅维持秩序，却对暴力行动不加制止呢？怎么不像1989年那样出动正规军和坦克、机枪和开花子弹来对付这些名副其实的暴徒了呢？这种违法活动除了在国际社会上使中国丢脸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
其次，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滔天，他们的后代不思悔改和毫无反省之意，的确可恶。日本和德国同样为二战的罪魁祸首，可是61年后的今天，德国由于深刻反省当年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原谅和尊敬，而日本国呢？尽管其经济蓬勃发展，向联合国付款也多，但是总是引不起世人的尊敬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200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程巍写的文章《对待历史 日本为何自感无罪》。文章精辟地分析了日本当局的心态。其中说道：“要求某人谢罪，前提是此人有有罪的意识。若他自感无罪，那要求他谢罪，在他看来反倒是对他的刁难。面对一片要求其反省历史的呼声，日本漠然置之的深层原因就是，它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有罪。这一点可从许多方面得到证明。比如。。。某些“学问更深”的日本历史学家则更是认为日本当年侵略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是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赶走了西方殖民者，是亚洲的“解放者”，“岂止无罪，简直有功”。历史研究到了这个份上，真可以叫作“创造历史”了”。这是一段。
另一段说：“罪与罚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盗窃了别人的财物而没有受到惩罚，自然不会认为自己犯了罪。德国的历史犯罪感，是与盟军给予它的惩罚成正比的。这种惩罚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但对日本的惩罚完全是军事上的，而且惩罚者也不是作为主要受害者的亚洲国家，而是美国。更关键的是，惩罚没有过多涉及政治层面，比如仍保留了天皇制度和大部分政府机构以及作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地的靖国神社；也没有将每一个战犯都绳之以法，甚至大多数战犯在被短暂羁押后又予以释放；更丝毫没有涉及社会层面。例如没有清算战争的各类帮凶（军国主义的鼓动者、理论家、新闻记者等）。然而，自认为无罪就代表真正无罪吗？德国报刊认为，日本如果不学会接受邻国看待历史的视角，将永远不可能与邻国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视角的改变和心态的转变，是日本目前最迫切需要的”。
我感到奇怪，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怎么会看花了眼，居然让这样的文章登堂入室，占领了堂堂《人民日报》的版面。天呐，如果把日本二字改成中共政权的话，这些高论不是同样足以令人折服吗？
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犯罪行为，包括南京大屠杀，究竟比中共中央发动的北京大屠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面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大开杀戒，毫不手软！都是拚命掩盖罪行，缺乏起码的承认错误、承认罪行的道德勇气。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哪一点比日本军国主义强，又哪一点比日本军国主义好呢？当它发动群众对日本进行抗议时，又怎么可能理直气壮呢？我要是小日本，我就会说，谁批评我们都可以，唯独你们中共中央没有资格对我们说三道四，因为咱们根本就是半斤八两，一对难兄难弟嘛！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小日本只擅长屠杀外国人，却从来没有屠杀过本国同胞，特别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日本人杀外国人内行，而你们却是杀本国同胞内行罢了。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的区别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是六十多年以前犯下的，而中南海决策者的法西斯罪行则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
因此，我们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正告日本当局说“一个对自己的历史缺乏勇气进行反思的民族是得不到各国人民尊敬和谅解的”；另一方面决不能忘记：这段金玉良言同样完全适用于中国当局，中共中央！
我还在想，那些借游行示威的机会进行打砸抢的英雄好汉们(请注意,我指的仅仅是那些进行打砸抢的人,没有进行打砸抢的游行示威者请勿对号入座)怎么不把你们的勇气也用来抗议中共中央的倒行逆施呢？是不是在你们看来，只有那遥远的南京大屠杀是滔天罪恶，而近在眼前的北京大屠杀则是可以原谅的，可以对之保持沉默的呢？
我更理由质问中共中央，你们的一贯做法是：符合你们心意的游行示威你们就批准，不符合你们心意的游行示威你们就不批准，不但不批准，而且往往把申请游行示威的为首分子给抓起来，或者偷偷地予以绑架，这一回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铁腕人物怎么连个自发的游行示威都制止不了啦？岂不是太谦虚了？这是何等的双重标准？现在，被你们批准了的游行示威越轨了，闹事了，犯法了，你们究竟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没有？当暴力发生之后，你们的防暴警察哪里去了？就连对于和平静坐、秩序井然的青年学生你们都不惜动用正规军进行血腥镇压，现在面对打砸抢的真正歹徒们，你们的那些机枪、坦克、毒气和开花子弹怎么就变得仁慈起来了呢？从这里人们再次看到中共中央就是去年遍及全国的反日大示威的策划者、支持者和组织者。这里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以及袭击各国使馆的暴行，让人联想起文革期间冲击英国大使馆的野蛮行为。
又比如说，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是激起人民群众游行抗议的导火线之一。
日本是怎样篡改历史的呢？确切地说，日本是怎样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呢？我发现，原来人家日本是有权自选教材的。各中、小学校可以在七、八种不同的历史教科书里选一种，作为教材。据统计，选择那本我们意见最大的历史教科书的学校占日本全国中、小学校的不足百分之一。当然，即使是百分之一，我们也应该反对，有权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歪曲了历史，使读者，特别是日本青少年获得错误的知识，不了解事实真相。
但是，回过头来再看中国大陆，到处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翻翻中国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岂止是历史教科书？还有政治教科书等等呢！），看看它在多少关键问题上撒了谎，歪曲了事实，把是非完全颠倒了过来？据报导,最近又把”法轮功是邪教”塞进了小学教科书。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近五十七年里，有哪所学校，什么时候有过自己选择教科书的权利？没有！因此，中国的教科书所散布的谎言和流毒就不是什么不足百分之一，而是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南京大屠杀和北京大屠杀同是史无前例的悲剧，为什么我们就应该容忍双重标准呢？你们说：不清算过去的罪行就会使历史悲剧重演。真是雄辩之至！日本政府不敢正视历史，就酝酿着重蹈覆辙的巨大危险。因此，这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什么算六十年前的旧账的问题！
但是，这一结论同样完全适用于中共中央。正因为中共中央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它还觉得做得不够，觉得没有杀够20万还不够过瘾哩。因此，当胡锦涛公然声称“六四平反问题不予考虑”时，这就等于向全中国人民宣布，今后一旦遇到类似问题，还会毫不手软地照此办理的，然后再倒打一耙，把暴徒、歹徒等屎盔子套在惨遭屠杀的被害者头上！还记得吗？西方媒体在前年曾经以醒目标题报导了“中国政府说六四镇压是必要的。”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歉疚或悔改之意。既然不认错，既然认为自己做得对，那么像去年汕尾血案那样，中共当局再次出动军警，血腥屠杀抗议的农民，就是意料之中的必然规律，丝毫不足为奇。
人们不妨再看看中共的枪杆子是怎样对待下岗职工、被强行拆迁的普通居民、矿难家属等等上访群众的。试问，他们中间哪一个不是告状无门的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又有哪一个是手持凶器的暴徒、歹徒？可是，中共中央每次动用暴力加以镇压以后，总是把事情说成是群众闹事，军警才不得已而进行自卫的。这是贼喊捉贼的中共中央的一贯伎俩。因此，我们今天的说理斗争，绝非纸上谈兵，绝非单单讨论六四惨案该不该“考虑平反”的问题，而是为了不使悲剧重演，不允许重蹈覆辙。
毛泽东死了，但是他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依然被中共中央奉为圭臬。是啊，两千年前的秦始皇曾经是多么不可一世？结果呢？既然是不可一世，就容忍它持续到二世，总可以了吧？再看，当年的德国和日本的武力不是比你中共厉害得多吗？还有，你们的老大哥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不是比你们强大许多倍吗？可是，现在它们在哪里呢？这就叫“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功过在于理”，又曰：“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还记得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那位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吗？面对苏军坦克，他敞开衬衫，高呼：“你们有坦克，我们有真理！”多么感人肺腑的场景，多么朴素的真理！想一想，如果仅仅依靠武力，就能把人民的悲愤和不平镇压下去的话，那么当初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又怎么可能胜利呢？同样的道理，那秦始皇、隋炀帝的江山岂不万古长存到今天了？远的且不去说它，就说不久前的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候赛因，还有波尔布特、平诺切特等等暴君，哪一个不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屠夫？又有哪一个逃脱得了人民公审和惩罚？
当斯大林的罪行被公之于众的时候，他那原来幻想得以“永垂不朽”和供万民景仰的尸体不是也被苏联共产党火化了吗？当“四人帮”的罪行遭到清算时，曾经身后哀荣的特务头子康生的骨灰盒不是也被中国共产党扔出了八宝山公墓了吗？既然如此，那么在自称比秦始皇还要厉害几十倍的毛泽东寿终正寝之后，他的后来者如果继续不思改弦易辙的话，除了走向覆灭之外，又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呢？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殷鉴不远，在夏商之后。
以史为镜，总是有益无害的，对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的领导人来说，对于像当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那样都是从大学生时代过来的人来说，更应懂得这样浅显的道理。
为什么许多国家许多人看不起日本？就是因为它缺少历史的反省和承认错误的勇气和诚意。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许多国家许多人看不起中国大陆的统治者们？就是因为它缺少历史的反省和承认错误的勇气和诚意。而我们揭露它、规劝它，苦口婆心地希望它以史为镜，改弦更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恰恰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爱护和挽救。尽管我明明知道，像这样的好言相劝恐怕也只不过是与虎谋皮罢了。
尽管如此，本着“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的一贯原则，我还得把积压在心底的真心话说出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明知不可能打动中共中央当权者的铁石心肠，但是或许能够赢得为数不少的良心尚未泯灭的中共党员的内心共鸣，我的文章就算没有白写。
当然，不能不看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导人。中共根本不需要凑够20万人。才屠杀了几千、几万人就足以使绝大多数老百姓老老实实，俯首听命！可是，应该懂得，这种暂时的可悲局面决不会长期持续下去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共产党和解放军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就连党内、军内的有识之士和良心尚未泯灭之士也决不会长期容忍这种视人民如同寇仇的倒行逆施的。
雪莱的著名诗句说得好：“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在北京大屠杀十七周年的前夕，谨以此文作为对六四死难者的沉痛凭吊和对六四伤残者的诚挚慰问。@
2005.04.25.-2006.05.30.(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