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6日讯】查尔斯‧斯坦（Charles Stein）长于奥地利，梦想着成为一位医生。麦可‧马果西斯（Michel Margosis）原本认为他将会继承父亲的步伐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事与愿违，他们二人耗尽了许多年搜索签证，还要小心防范纳粹的间谍。最终，二人抵达了美国，在这儿他们找到了安全，躲过了迫害。
根据华府本地一家报纸The Connection网站7月5日的报导，他们两人，现今是维州春田镇绿泉社区（Greenspring in Springfield）的居民，是逃脱躲过纳粹大屠杀存活至今，并透过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生存的故事（Living History）”计划，向人们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故事的数千名幸运犹太人之一。
对斯坦而言，他对纳粹存在的第一记忆虽然历经近60年，但仍然非常清晰。他以平常的口吻述说他的过去：“1938年3月13日，当天有个大游行，虽然我的父母亲告诉我别去，我仍然像个傻瓜一样的跑去看。”
他说，在那天之前要是他看到他的大学同学戴着纳粹党的十字标志会觉得十分奇怪，因为当时在奥地利，纳粹党是不合法的。斯坦说：“后来我们才知道，纳粹已经进入奥地利了。”
在游行的队伍中，他看到自己国家的人民踢着正步走往前走，手臂以向纳粹敬礼的姿势伸直着。
斯坦说，几天之后，他住的城市里到处是穿着制服的奥地利纳粹，将犹太人从家中拖出来。斯坦形容他当时看到的景象：“他们的衣服挂在背上，预备用来刷牙的牙刷擦洗着人行道和路面。那一刻我知道我的时间完了。”
他开始恳求各个大使馆给他签证，希望由奥地利到某处方去能安全的通关。斯坦说，当时他并不知道他只符合条件申请无国籍签证，虽然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奥地利出征，但并不生于奥地利，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奥地利的军人，所以不觉得有需要申请奥地利的正式公民。
斯坦说，当纳粹接管奥地利后，犹太学生被逐出大学之门，所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与他的朋友在街上游荡，比较各个大使馆，看哪个愿意给签证，哪个国家给予最多的配额，以及哪个国家同意提供最多难民的安全通关。
到了1938年7月，斯坦已经拿到了安全的无国籍签证，允许他去卢森堡（Luxembourg）。
就在他准备前往卢森堡的前几天，他的一位朋友被纳粹带走了，那位朋友的妻子请求斯坦等到她的丈夫被释放后再一起离开。
斯坦说：“在那时候， 只要人们有护照，纳粹秘密警察仍然会让他们离开。当那位朋友被释放出来之后，我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离开这个国家。”
斯坦和这位名字叫马克斯（Max）的朋友隔天到火车站和斯坦的父母亲告别，准备搭火车去卢森堡。
斯坦说︰“我听到我母亲对我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将永远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儿子了。’这句话的每一个字深深的扣住了我的心。”
当他们到达卢森堡之后，没有一个栖身之处，也无法工作。但他们非常幸运的遇见了一位老朋友，带他们去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斯坦说︰“我和其他三个人共住一个房间，我们轮流睡一个床。”几个星期之后，他遇见了一些以音乐为职业的人，这是难民唯一被允许的工作。当他离开奥地利时，他把他的小提琴也一起带上了。他加入了以音乐为职业的这些人，有时也和他们一个星期唱三个晚上的歌。
斯坦想安排他的双亲进入卢森堡，因为他的父母亲持的也是无国籍护照，他为父母亲的安全吓坏了，特别是奥地利后来发生了犹太人经营的商店玻璃窗被砸碎的事件，让他更是胆寒。
他发现有个人愿意帮助他的父母偷渡过边境，所以他写了封信给父母亲，因为当时德国人检查所有的邮件，所以他以暗语告诉父母亲在某月某日某时与凡妮阿姨见面，庆祝她的80岁生日。
就在他们准备跨过边境时，被一个德国巡逻兵发现了，他们只好再回到奥地利。之后，斯坦收到他们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告诉斯坦他们已经安全抵家。
最后，斯坦被美国接纳为难民。他于希特勒入侵波兰三个月后抵达美国的纽约。
斯坦仍然希望能成为一个医生。一天下午他回家后收到两封信，一封来自基督教贵格教会（Quakers），声称愿意替斯坦支付学费让他进入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就读。另一封信来自美国征兵局（U.S. Draft Board）。
1941年10月7日，斯坦应美国陆军的征募加入了陆军。在珍珠港被袭击后，所有在国外出生的军人，都自动的在战场上被授予了公民资格。他的军旅生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审问德国战俘，之后他进入了五角大楼服务，并在那儿认识了他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她服务于空军。斯坦在14年前开始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当义工。
斯坦说：“我怎么能不把我的故事说出来﹖我们中那些被关入集中营或逃出来的人，他们在逐渐逝去。我们的故事在褪色，最终将无人能把我们的故事说出来。”
马果西斯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他是家中三个小孩中的老幺。他最初写下他的故事是因为他的儿子问他在纳粹大屠杀时在比利时的生活情况。马果西斯回忆他的第一次有关战争的记忆说：“有一天我和母亲在市场，我们听到铃响，德国刚刚入侵波兰。”
隔一年，当德国入侵荷兰及卢森堡时，他的双亲决定是该离开的时后了。有一次坐火车，一个半个钟头的行程却变成一次七天七夜的痛苦经验，因为德国的伞兵几次登上火车，检查乘客的身份证件。马果西斯说，有时，火车还成为战斗机的机关枪炮轰的对象。
最后他与家人到达敦克尔克（Dunkirk），这是一个在图卢兹（Toulouse）南边70公里的省份。他们搬进了一个空房子，从那儿他看得见比利牛斯山（Pyrenees）的山顶。
有一次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马果西斯一家人的身份证明丢失了。他的家人找到一个俄国老朋友接纳他们全家，直到马果西斯的父亲只身去了葡萄牙。
之后不久，他的母亲决定带着三个小孩去马赛（Marseilles），因为他们听说在那儿有位外交官在发护照及签证。
当他们抵达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那回事。马果西斯说：“在那儿我们没有一点儿食物，因为我们是非法停留在当地。”
马果西斯的母亲开始在黑市贩卖食品和小饰物，赚取微薄的利润来养活她的家人，但也只能居住在马赛的贫民窟。
马果西斯在法国停留的那一段时间，他形容那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那时他仅仅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学会了钓鱼、游泳、非常注意农场里的动物，经常与拉斐尔（Raphael） 忙的不亦乐乎。拉斐尔也是一个男孩，他的父亲来自喀麦隆（Cameroon），母亲来自丹麦。
提到拉斐尔，马果西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一起做，我们一起偷食物，他教我如何玩kayak。我们每天都到海滩去”
在法国近两年后，他的母亲决定再试一次，搬到安全的地方去。
在去西班牙的途中，他的家人在图卢兹（Toulouse）的营地住了一晚。到半夜，他的母亲对这个营地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全家就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个营地是人们被送往奥斯维新（Auschwitz）时停留的地方。
马果西斯的母亲不顾一切的想把家人送出危险地，她付给警察4万元，将全家人送到西班牙去。在班牙去，他们睡在一个酒吧的后面，虽然不是一个宽大的地方，但却十分安全。
马果西斯的家人有次触犯了法律，母亲、哥哥及姊姊都被逮捕并关入监狱，后来被释放了。马果西斯则被送到一家孤儿院，在那儿停留一段日子，后来全家又在Calderon de Malavella这个难民镇重聚。
1943年6月，马果西斯成为1,200个16岁以下的小孩被允许进入美国其中的一个，这一批小孩当时被称为“一千个儿童（Thousand Children）”。在坐船出发去美国之前，他在葡萄牙见到了他的父亲，这是在三年中他第一此与父亲见面。
马果西斯说：“父亲递给我一根香烟，并告诉我，我现在是个男人了。”那时的马果西斯不过刚刚14岁多。
马果西斯回忆说：“在由葡萄牙去费城的船上，我们对其他小孩恶作剧。”之后，马果西斯被转往纽约。
他的堂兄带他到无线电城（Radio City）去看了一场很大的秀。马果西斯提到他和他的堂兄当时都不说英文，而他的堂兄只会说一点儿法语，所以终其一生他们之间几乎都是用依地语（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沟通的。
在分离10年之后，1946年马果西斯在葡萄牙和家人团聚了。马果西斯在高中学习化学后，进入了美国食物药物管理局当药剂师直到几年前才离开。
他表示：“我几乎是在大屠杀博物馆一开始时就在那儿当义工。记得有一天，我看到一群人绕着圈子走，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人回答，那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聚会。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难民。”马果西斯想要把他的故事说出来的原因和斯坦很相似，他们都想为那些已经死去、无法说话的人发言。
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所以必须要说出来。人们想要忘记发生过的那些悲惨的事，但是只要我们有更多的证人，更多事实就会被人们所了解。”
大屠杀博物馆口述历史计划（oral history project）主任琼安‧凌国勒姆（Joan Ringelheim）说，为了填充大屠杀博物馆里的口述历史，他们已经在欧洲开始寻找证人、作恶者、以及通敌份子，那些纵容大屠杀发生的人。
她说：“我们有超过8,000个面试，其中1,800个是我们自己主导的，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的团体。听这些故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相不相信﹖并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很可怕的。”
由外围看大屠杀幸存者，凌国勒姆认为历史学家会齐心协力为那些遭受痛苦者和那些纵容者找出更完整的有关大屠真实情况的事实。
她说：“读一个能给人总的看法的故事是一回事，但这类的故事我们几乎无法难了解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斯坦和马果西斯则给了我们一个个人的、感性上的故事。”
大屠杀博物馆收集对提供故事的人面试的声音及视频的资料。凌国勒姆说：“没有一个人的故事是有关整个城镇的、或经验性的、或是有关一个家庭或集中营的。每个个人代表他们自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