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2日讯】众所周知，专制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专制社会，对言论的压制或封锁体现出了专制社会的不同的社会特色，尤其是新闻出版方面的特色。从前苏联到今天的中国，不管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其他，对此都有共识。
中国的类似的“封书令”并不只是从章诒和开始。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对章诒和女士的“封书令”无非是众多公开的和秘密的“封书令”当中的一个插曲。这是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国家的习惯了的“正常”的“官厅文件”。
只是，在今天这个资讯交流的时代，在世界传媒开始“一体化”的后工业社会，今天的中国一边是“网路很无耻，电视很无聊”，但一边却对正常的表达和写作进行封杀和干预（老实说该书在我眼里都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需要封杀的地方，这也正是全社会有志之士群起而攻之的原因）。在人民日益对民主需求和渴盼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的今天，显然，这样的言论封杀实在是一种倒退，是在此以前的中共承诺的对社会进步开放的一种倒退，是对已有的言论“宽容”的一种倒退。
“封书令”的无耻和无聊，在于体制内的那一帮人，竟然没有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和公德，出于一种“集体有意识”，试图掩盖生活中业已存在并早已众所周知的一些事实。伶人们的生活真实有什么不能见之于公众的嘛！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封书令”是要针对章诒和这个作者，因为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因为她的那些体制外的奖掖？因为伶人们的真实生活中似乎有对整个体制的暴露和个别人的羞辱？或许就是这样，类似的莫名其妙的来自体制内的极个别人的揣测和无端烦恼和指责，都可以导致“封书令”事件的发生。在中国今天建设法制社会的时候，法制站到哪里去了？
健全的社会需要言论和出版自由，依循法制的轨迹。从来，自由言论在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世界历史，或者说是改变了历史的某些方面。历史虽然有了不小的进步，就象从过去的“文字狱”到后来的“反革命宣传”，再到后来的“阴谋颠覆国家政权”一样，中国的历史或者说中国的“异己分子”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因言罹罪中获得解放的历史。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需要体制的开放和建设。没有民主宪政，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没有根本保障的。显然，在今天的中国还不是谈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时候，因为它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和最根本的政治基础，虽然近20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逐渐走出了中共的“控制”。正如笔者以前曾认为的，由于根本的垄断经济的存在，这种控制虽有削弱，但却并未根除。言论和出版自由仍然在一定的“尺度”之内。
“封书令”的荒谬在于“署”们本身职能的缺位：代表体制声音的“官厅”、“署”们所应该做的，恰应该是提供正常的言论畅达的管道，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回圈。而今天现实中的中国人的因言获罪，只表明社会还在继续被迫重复着历史中的那些不可见人的“勾当”──这也正是类似的“封书令”为什么会臭名昭著的原因。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就象今天网路和网路言论的存在，即使是“金盾工程”也在客观上挡不住如滔滔洪水般的自由言论。但真正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需要一种体制建设，只有如此，才能使类似的“封书令”不能再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潘朵拉的魔盒那样四处弥漫。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