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8日讯】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聚焦”，我是桑妮。作为一名作家，有一种惩罚比把他抓起来坐牢更为残酷，那就是流放。说起中文作家马建，在当今的中国，恐怕熟悉他的名字和小说的人并不多，因为马建就是一名流亡作家。自从一九八七年他创作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出版后，人们后来很难在中国大陆再看到他的作品或者说完整的作品。
马建是当代在海外坚持以中文创作为生的几个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有《思 惑》、《拉面者》、《九条叉路》、《红 尘》。他的小说被翻译成德、英、意、法、西班牙、荷兰等20多种语言出版。其中《红 尘》的英文版，获英国二OO二年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从九九年开始马建成为英国的签约作家，专门从事小说的创作，现居伦敦。八年过去了，他在创作方面都有哪些变化？他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有他对当今中国文坛的看法怎样，就这些问题最近我们采访了马健。
主持人：对于你的读者来说很久没有你的消息或没有读到你中文版的书，那么你能不能谈谈你出国这么多年你创作上的改变？
马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回到中国后，发现我不仅没有什么读者，还发现我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作家，但是我又是一个中文作家，我发现我这个角色会变得非常滑稽，这几年我在改变这个角色。我和我的读者失去联系，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这也正是共产党所要的它的目的，它希望一个作家和读者之间没有联系，我发现之后就在努力把这距离缩的越来越近。
作家与流亡
我觉得作家这个职业性质其实和政治家是一样的，他们要和社会沟通，他们要有读者。那么在历史上你会发现很残忍，政治家屈原他也是一个诗人，从那时候开始这种流亡就不断。甚至老祖宗孔子他也一直在流亡中活着。从这个国家流亡到另外一个国家，这种流亡是对文人和有政治意识的作家的一个很大的惩罚。我在海外呆了8年。这8年我可以回去，但我的压力是常年在海外过一种流亡生活，当你在描述那个社会的时候你很难把握住它，而且语言会越来越生疏。还有一点，你对你原来那个读者群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爱也会变淡。因为你常年和另外一个读者群体比如西方读者接触的多了，你不可能同时爱两个女人，你肯定有偏向，你娶了第二个小老婆了，你肯定是对大老婆不那么喜欢了，这是必然的。那么导致了我和我原语言的读者群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比较痛苦的。还有一个，我始终在中国的出版是受到限制的，那么这种出版的不自由也是我流亡在海外写作的主要原因。这两个原因加起来，这后面还有一点，一个作家你回到国内，你失去的是内心的自由。表面的自由那都无所谓像卡拉ok、 桑拿、性解放，但我觉得内心的自由是很重要的，你会受到控制，那在海外这种自由是完全开放的。
最近写的书和以前作品的比较，比如我写“拉面者”的时候，是因为六四大屠杀之后，我回到北京，租了一个房子，我在写中国人在一个大的运动之后，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我发现我现在的变化是会更加注重历史和社会的关系，而忽视一些个人的感受。我会以大量的社会资料为准，九十年代社会发生了什么。以前我认为我是个文学家，要以哲学和文学来看问题，而不是现实，因为现实可能是假的。我现在用大量的现实，所以最大的一个改变，是我的小说更现实了。
主持人：马健的小说中，总是能看到有关中国社会在某段历史时期真实的画面，那么他作为一名文学家，他最关注的是什么？对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马建：我写小说有很多经历，我最早的时候写小说关心的就是自由。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毛泽东时代，毛时代已结束后就是改革开放，像一个破罐头一样烂得裂开了，当时自由的概念就是，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西藏当时好像是中国之外的一个地方，我写了亮出你的舌苔，要表达的就是个人的自由。我觉得这一点我已经表达完了，现在我要表达的是我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对话。这关系也许是传统文化，中西方文化，也许是专制与民主，我会下功夫。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最大的关系不是作为个人的一种政治态度，而是像社会的一种空气一样，我们根本不可能躲开政治，我很讨厌有些作家说的，政治像一只嗡嗡飞的讨厌的苍蝇，我把窗户关上苍蝇不就进不来了嘛。我不这样认为，你应该有权利打开窗户生活，把苍蝇赶走。对我来说，政治就变成我文学里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我写到人物的命运，他的命运一定和政治有关。这内在的关系可能跟我本人的经历有关，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一种政治恐惧里面长大的。我们怕坐牢、怕被抓走、怕自己的父母犯错误，这种恐惧来自我爸爸给我讲过，我爷爷刚一解放就被镇反了，因为他喜欢喝茶，最后他死的方式就是把他活活的渴死，而不是枪毙，那个时候被枪毙是要给送好处的。对于我来讲，这种政治的气氛和政治的描述变成无所不在了。
二十五日我要去美国谈我的一个小说《你往哪里跑》，一个短篇，故事看上去是一位母亲追一个孩子，要孩子把钢琴弹好，她自己想当一个钢琴家的梦破灭了，她在追的过程中已经超过了她的孩子，她孩子反过来喊他妈妈，你往哪里跑？我的意思是他的母亲已经疯了。。。我的小说很奇怪，这本来一个很幽默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渐渐就写成了一个政治小说。这种政治和我文学的关系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文图。我很难想像将来中国社会共产党不存在了，我的小说是否就不政治了，我认为不是，因为它是这一代人的记忆。
主持人：六四，这个中共政权极力想让人们忘掉而全世界却在纪念的流血惨案，在当今中国的出版物都不可能找到任何真实的描写和记录。但在马健即将出版的最新小说里面，你能触摸到六四学生的灵魂，还能看到当今中国被官商勾结强行拆迁逼得没有活路的普通市民。十年磨一剑，马健的这部小说，写了十年。
马建：这可是头一次谈我刚写完的小说了。这个小说我写了十一年了，我自己都快成植物人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六四之后，人们变得麻木了，什么都不去关心，只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偶然一个机会在朋友家里面，脑子里突然有这么一个念头，一个植物人一天早上醒来，一只麻雀站在他的胸上，早上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回到家我就画，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种崇高感，还是对未来和生命的爱？我不清楚。我哥哥在六四之前摔成植物人了，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经常去看他和他聊天，他可以用笔写出来他的内心世界， 能用笔描述出来。我在想，这不就是我想要写的中国人的状态吗．我就开始写，一写就是十多年。我要写的是一个六四的大学生他被打了一抢，变成植物人从此活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内心世界的。他们匆匆忙忙的往前活，走到悬崖就掉下去了，他们没有时间走回来反思一下他的人生，就像你种了麦子你没有时间去收割，又往前走。植物人他的身体是固定的，他只好活在他的内心世界，最后他发现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地狱，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坟墓他的肉牢，他在肉牢里面回忆思考，慢慢的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灵魂的精神的东西。十年之后他慢慢活过来了，但当他就要醒过来的那一瞬间他才发现这才是最黑暗，最恐怖的事情。
我的意思这篇小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写呢？我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中国从九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我明显的感觉到，所谓的商业化也好，经济(发展)也好，有一个问题没解决，我们失去最多的是信仰。人们几乎什么都不信，这个不信包括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信佛教又信基督教，我问他怎么有这么多信仰，他说信多点没坏处啊，到时候这个保佑不了，那个还能保佑呢。我当时觉得怎么这么可怕。因为他已经不知道他在信什么，中国人把信仰变成了一种实用性的保护手段了。它可以让我发财，让我有安全感，ok 要这是信仰，那是越多越好，我后边又有佛又有天主，简直是越多越好。我觉得这是信仰危机，我的小说要表达这种危机。
主持人： 马健在这些年中一直在反思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学家的使命，那么他对当今中国文坛是怎么看的呢？
马建：文坛你也知道，作家协会开会跟开党的大会是一样的。所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全都坐在第一排的主席台上，所以你不要指望中国还有什么文坛，它其实还是个政坛，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解，老实说在中国什么书都可以出版什么书都可以看，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我的书也在里面出版过，但这种删改一直在有，删改是悄悄的，而且改的很漂亮。对我来讲，这只能看到原作者的一部分，而不知道另一部分在哪里 。
没有个人自由没有内心自由，我认为文学根本就是一个零。从共产党所谓解放了中国，我几乎没有读到什么文学。或者说在文学创作上基本是一个死亡时期。那么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民主才有能实现。 如果没有自由，我认为民主是一句空话，当然了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现有了民主那这更可怕。
主持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专制社会，我们的作家还能说真话吗？
马建：永远会有。你们记着，在一个专制社会总会冒出一些反叛者。两年之前可能还没有高智晟，多年之前还没有高耀洁，他总是会不断冒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否定，那个社会都不可救药了，否则再出来一个胡佳，你们会说这是从哪儿出来的，其实他们原来早就在那儿了，只是做了你不知道而已。一个社会在变化它需要里面的很多人，内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力量其实是平等的，都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作家都在监狱里，最近又有一个作家被判了六年。这些事实很让人气愤，这些作家的犯罪只是在网上写几篇文章而已。这对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作家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他们却要受六年牢狱之苦。这实在是太恐怖了，但这种情况的改变，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而这种努力不应该否定那些还没有冒出头来的人，我觉得，只要是做出来的人我们都应该鼓励。甚至不要说凡是体制里面的人都是帮着共产党的，完全是不可靠的，也不对。
主持人： 马健小说的取材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在谈到将来的打算时说：
马建：我正在打算写一个计划生育的，这对我刺激比较大。就是经常看到一些，还没出生的孩子就被弄死，出生的孩子又被吃掉。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对于儿童，对于女人怀孕到把孩子生下来的过程我太了解了。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但为什么在中国会变得这么肮脏。政府可以参与到你的性生活参与到你家庭的未来里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党跟你设计的，我必须把计划生育的题材写好。
主持人： 其实无论是六四也好、拆迁也好，计划生育也罢，所有这些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事实，迟早会在中国出版的作品中出现的，因为历史终究会还原于真实。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收看“中国聚焦”，我是桑妮，下次节目再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