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9日讯】今年9月24日（阴历8月14日）是我们的老师巫宁坤先生的生日。特撰此文为巫老师贺寿！
1964年8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毕业生呢？”随后高教部提出：“要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为了让我们进一步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1965年秋季开学后，我们和本省内其他院校的大三以上的学生被派去参加了四清运动或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后回校时，已是1966年的3月份。那时，我们已是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大三下学期的的学生。谁将教我们的专业课呢？这是大家十分关切的问题，人人在心中都有诸多期盼。后来听说是巫宁坤老师担任，大家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低年级学习期间，我们早就听说过这位巫宁坤老师：说他抗战期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翻译，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三十岁时就被聘为副教授，是系里教学水平最高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说他年轻时就声名远播，翻译了《白求恩大夫》一书。有的同学还到图书馆借来了这本大部头的译作拜读，对这位没见面的老师油然而生敬意。还听说他的夫人李怡楷老师是我们系的英文打字员，可以一边听英语广播，一边用打字机打下来……
巫老师来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了。他走进教室，我们忙不迭起身致敬。然而，面前的巫老师却让我们感到惊讶——他既不像系主任李东光那样高大魁梧，也没有姚企文副主任那样容光焕发，连杨巩祚那样的西装革履教授风度也没有，简直有点土气、寒酸。巫老师中等偏上的身材，带着近视眼镜，穿着褪了色的但干净整齐的蓝色中山装，由于身体瘦弱而显得衣服肥大。听说巫老师才四十多岁，然而皱纹却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脸上还有菜色。但因为事先对他有所了解，我们确信这位和善、不张扬的老师一定有他睿智的一面。
精读教材是巫老师根据政治形势自选的。巫老师教我们的第一课是Reminiscences of an Interview With Chairman Mao Tse-tung On the Paper Tiger，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毛泽东的采访回忆。巫老师讲课语速不快，用词平易，但他富于磁性的、极具感染力的优美语言，犹如润物细无声的丝丝春雨，点点滴滴流入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进入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那种平静、祥和的氛围和语境：夕阳西下，延安窑洞前的一蹲土台边，一棵苹果树下，两位大人物——一位世界名记者，一位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在聊天，在促膝谈心，在进行着和谐融洽的对话。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
此前我们所听的英语课都是语音、词汇、语法，我们课后所做的工作也是记忆和背诵。巫老师的教学使我们耳目一新，我们都被他的讲课深深吸引了。巫老师衣着朴素，貌不惊人，但一进入课堂便神采飞扬，忘却了自我，带着我们一起陶醉在文学的圣殿。在课堂上他最喜欢用vivid （生动的，栩栩如生的）来评价他所讲的文章、文章里的人物对话和精彩的句子，实际上，真正vivid的是他的教学。他的每句话、每一个面部表情和每一个手势等形体动作都在引领我们与作品中人物和作者进行心灵的勾通，把我们带入一个vivid的意境,使我们融入作品。直至今天，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谈的情景，他们各自的神态连同作者描写他们告别时的那个优美的句子“Bright，very bright were the stars over the wild，dark Yenan hills.”都记忆犹新。
是巫老师的讲课让我们感到英语不再仅仅是枯燥的字母、单词、语音和语法，它有着美仑美奂的东西，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作为“英国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的学生，我们第一次体会并感受到英国语言文学的美。我们的学习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单纯的知识记忆上升到对美的感悟，从简单的模仿升华到对文学的欣赏。正是巫老师带领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飞跃。
巫老师表扬学生常用的字眼是：very good、perfectly right、wonderful idea等，赞扬得很充分。在课堂上他从不批评学生，对于学生出现的语言问题，总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说事，不给学生难看，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既指出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办法。
为了提高提高我们的听力水平，巫老师想了许多办法，除了在课堂上用英语授课之外，还自办简易语音室。他亲自参与制作幻灯片，自己录音，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想的语言环境。我们终于坐在简易语音室里上课了，我们一边看着生动的画面，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感到十分新奇。在各种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的六十年代，巫老师课后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常向巫老师请教学习中的疑惑，他总是给予热心指导。有一次邢凌初问巫老师：“我在一、二年级时总觉得进步很大，怎么到了高年级反而觉得进步缓慢了？”巫老师微笑说，“你以前是近距离视物，觉得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你现在视野宽了，”他指着远处的大蜀山说，“你看那大蜀出，你现在看到的是它的轮廓，而不是一草一木。”他的这段话使邢凌初茅塞顿开。
一天，我冒昧去拜访了巫老师。巫老师住在三楼的一小套住房里，房间里摆放着几张旧桌椅，桌子上堆满了书籍。孩子们在地板上玩耍。巫老师和师母并没有嫌弃我这个农家孩子的唐突，巫老师端了个方凳让我坐下，师母给我端了一杯白开水。然后，巫老师笑着慢声细语地与我交谈，回答我感兴趣的问题。巫老师和我谈话的时候，不是居高临下，像是与一个朋友在交心，说到高兴处他会放声大笑。后来，我又借送作业的机会几次拜访了巫老师。
想到我们从此将能巫老师相处一两年，我们内心都充满了欢喜与企望。然而，我们的愿望却被一场大革命给无情地打碎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校，不，准确地说是全国，都停课了。这一停就意味着我们大学学习课程的终结，我们四年大学片片断断读了不到两年半书，巫老师的课才听了两三个月。
大家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覆盖了校园。一批批的教授、学者和出身不好的老师顷刻间变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横扫”、“炮轰”，巫老师当然不能幸免。
没两天，批判巫老师的大字报出现了，揭发他这个“资产阶级极右分子”的罪恶历史：当过飞虎队和国民党空军的翻译官，谴责他抵制教学改革，坚持用英文文学原著作教材，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思想腐蚀社会主义青年。还有一张漫画，把巫老师画成一个笑面虎，下面写着“死老虎还没死！”几个大字。更有一张大字报的大标题使用了惊人之语：“强烈抗议巫宁坤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字报以质问的口气说：“巫宁坤为什么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叫‘一毛’？这不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诬蔑吗？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个问题严重了。我们几个同学面面相觑：是啊，巫老师给女儿起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叫“一毛”呢？虽然我们认为写大字报的人肯定是“上纲上线”，但我们担心着问题的升级。那时候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近来，在互联网上读到了巫一毛写的散文《我的奇名怪姓》，始知她的名字来于杜甫赞颂诸葛孔明的诗句：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但巫一毛在文革中确实为了这个奇名怪姓而饱受其苦。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大名赫然出现在大字报上：“呼吁邢凌初、李世华、任予怀站出来揭发巫宁坤的问题！ ”
那张大字报就贴在冲着我们外语系男生宿舍208楼出口的一张芦席上。其作者独具匠心：这张大字报不仅是写给我们三人看的，也是写给整个外语系的人看的，要给我们施加压力。在有些人看来，我们这几个班干部与巫老师接触密切，一定知道他的很多“反革命罪行”。
当晚我们三人在宿舍楼西边的草地上进行了紧急约会。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以沉默相对。
对方见我们没有反应，第二天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这次在前面加了个副词，最后又加了两个感叹号，变成了：“强烈呼吁邢凌初、李世华、任予怀站出来揭发巫宁坤的问题！！！ ” 两张大字报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声势。
我们依然保持着沉默。
他们也是纸老虎，吓吓人而已——他们确实也没有证据。之后，没有再出现第三张大字报。我们相信了那句谚语：沉默是金。
6月6日晚上，紧急集合哨声宿舍楼里突然响起，在那筒子楼狭窄的走道里，哨声和着回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胆颤。紧接着68级姓X的一位小头目用粗哑的声音逐个房间地通知：“集合、集合、集……集……集合了！抓……抓……抓巫……巫宁坤！”他因过于激动而变得结巴。
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不去——在这“咸与维新”的时候，谁敢不“积极”呢？一个小队列迅速在楼下集合起来，然后有人带着往教师宿舍方向跑去。到了巫老师楼下，几个人窜上楼，那个小头目带着其余的人在楼下呼口号：“打倒巫宁坤！”“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
不大会，巫老师被两个大个子学生从楼上“揪”了出来：一个大个子男同学抓住巫老师的一个肩膀，居高临下往楼下推。巫老师低着头躬着腰，原本瘦削的身材显得更加弱小。“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声喊得更响了。那几个大个子男生拖着巫老师往篮球场走，一路又推又搡，拳脚相加。队伍紧跟在后面喊口号。
在微弱的路灯灯光下，我一下子认出了那个大个子男同学！“那不是大四的汪XX吗？”我用胳膊捣了一下旁边的任予怀说。
任予怀仔细瞅了瞅，然后说：“不错，就是他！”
篮球场已被围得水泄不通，里面已跪着一片“牛鬼蛇神”，巫老师也在挨了番拳打脚踢后被按着跪倒在他们中间。接着，那个X姓小头目站在一张课桌上讲话，大意说：我们的革命行动狠狠打击了这些反动学术权威的嚣张气焰，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云云。我没有注意听他的讲话，眼睛一直盯着操场上低头跪着的那些教授。天气暑热难耐，他们很多人却在瑟瑟发抖。不知为什么，我的腿也随之颤栗着。是的，这些教授们昔日的尊严、威风确实荡然无存了。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我在心里问自己。
接着，在“扫四旧”的狂潮中, 我们见到巫老师随着一群“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校示众。在球场上陈列的查抄物品中，我们见到了师母李怡楷老师经常使用的自行车和一台用白漆写着“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的手提打字机。事后知道，那白漆字是1951年在巫老师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动身回国前李政道博士帮他收拾行李时写的。
此后，我们在安徽大学没有再见过巫老师。巫老师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会把他搞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和邢凌初、任予怀不断地互相打问着，但始终没有谁说见到了他。1968年8月，我们被“发配”到全椒县的荒草圩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以后再未得到巫老师的任何音讯。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文革结束，“右派”得到平反。我们辗转打听到巫老师的下落：他先被调到安徽师范大学，1981年回到国际关系学院。
巫老师在安师大任教期间，邢凌初曾去拜访过他。巫老师看到他十分高兴，“啊呀，我们的班长来了！”（邢凌初曾任我们班的班长）谈话间，邢表示了进一步提高的愿望。巫老师建议他找些英语原文读读，不管什么都可以，并让他把阅读过程中能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通通记录下来寄给他。邢凌初回去后按巫老师的话去做，有一次把十多页的阅读笔记寄给了巫老师，巫老师详细批阅后寄了回来。反复阅读了巫老师的批语，邢凌初受益良多。
1982年，获悉巫老师回到国际关系学院后，我便写信去，巫老师很快回了信；随后，我又把自己翻译的本杰明‧弗兰克林的一篇散文《Too Dear for the Whistle》寄去，请他雅正。巫老师旋即寄来了他的修改稿，并提出了改正意见。这给了我很大鼓励。我随后翻译了十几篇小说和散文名篇，如：萨缪尔‧约翰逊《给切斯特菲尔德公爵的信》等等。
不久，任予怀告诉我他去国际关系学院拜访了巫老师。任予怀一见面就问巫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怎么能忘记你呢？人家贴大字报呼吁你和李世华、邢凌初揭发我的问题，你们三个不吭气。”说完，巫老师爽朗地大笑。
待我1990年冬天去京拜访他时，巫老师已移居美国，从此断了联系。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时常读到巫老师的文章和有关他的消息，于是到处发帖打听巫老师的下落：“我叫李世华，是巫宁坤先生的学生。……如蒙好心知情者告诉巫老师的联系方式，本人将不胜感激！”然而，我却始终未收到任何回应。2006年9月29日，我求助于在美读书的学生时雪蓓。当日深夜，时雪蓓电话告诉我她帮我联系到了巫老师，并已与巫老师通过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打开电子信箱，便读到巫老师热情洋溢的信：
“Dear Shihua:
I am deeply touched by your solicitude for an unworthy former teacher. A lot has happened to me since I was thrown out of Anhui daxue in 1970. I will tell you more when we start corresponding in cyberspace. Do tell me about your own experiences since we were forced to part some 40 years ago.……
Love from a very OLD teacher.……”
正在读信，电话铃响。我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你是世华吗？我是巫宁坤……”
“哪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巫——宁——坤，”他一字一板地说。
“你好，巫老师！”是，是我寻觅了40年的巫老师，还是那爽朗的笑声，还是那样富有磁性的声音，昔日巫老师的音容笑貌立时浮现在我面前。
我们都很兴奋，一直谈了四十多分钟。我几次说：“时间不早了，您该休息了。”而巫老师却说：“相隔了四十年，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没关系，再聊聊吧。”当我们双方最后挂断电话的时候，已近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巫老师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的午夜。
当日，我按照巫老师的建议在电脑上安装了Skype软件，晚上便又借助于Skype与巫老师通了话，并在视频上见了面。岁月的沧桑把巫老师脸上的皱纹雕刻得更深了，但那慈祥的面容和爽朗的笑声告诉我：面前正是我寻找了四十年的巫老师!
我在网上读到很多对巫老师的回忆录《一滴泪》的介绍和评论，遂写信给巫老师希望拜读。第二天，巫老师便把全书通过电子邮件逐章发给了我。这时我才知道巫老师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饱受摧残蹂躏。1968年秋至1970年初，我在全椒县内乌江边的荒草圩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时，巫老师就在与我们一江之隔的和县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他和他的全家被贬成了人民公社的“贱民”，在政治上享受着“和大队唯一活着的地主平等”的待遇，接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洗礼”。巫老师从1962年9月开始享受的“合同工”待遇也被取消，全家五口人靠师母李怡楷老师57元的工资艰难度日。虽然巫老师在《一滴泪》的前言中说“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沧海一泪而已”，但我却每每为之动容，不忍卒读。巫老师在该书的的前言中以从凯撒的名言脱化而出的隽语归结自己的一生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我为巫老师得以幸存于那场浩劫深深感到庆幸——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却没有活过来。我们在1970年元月被重新分配工作，离开了荒草圩农场，而巫老师一家却在那里一直呆到1974年。
此后，我们保持着频繁的E-mail来往。一次，巫老师来信说：“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你多年来在英语教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为你感到骄傲。说来惭愧，在安大我们教给你们的东西少得可怜，我们也是有心无力。你的成就是你自己奋发向上的成果。”
我把与巫老师取得联系的事告诉了邢凌初和任予怀。邢凌初给巫老师发了Email，巫老师很快回了信：
Dear Lingchu:
Most delighted to hear from you after so many, many years!
Hope to see you again when I return to China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后来，邢凌初写了一篇回忆巫老师的文章寄给我，题为《和巫宁坤老师相处的日子》，我把它转发给了巫老师。巫老师看过后给我回了电话，深沉而略带内疚地说：“你发来的邢凌初的文章我看到了。他把我说得那么好，回忆起来，我那时候给你们上课简直是误人子弟，无论是教材的选择还是教法都不能由着自己。”我赶紧说：“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为是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但又为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后来又亲眼目睹了您的不幸而感到遗憾。”
2007年4月的一天，任予怀来访，我事先与巫老师约定时间让他们通过Skype见面通话。那天晚上，巫老师先出去参加一个活动，准时回来主动呼叫了我们。电话接通后，从视频里可以看到巫老师显得特别激动。任予怀问候他的身体时，巫老师说：“我没心没肺的，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所以什么病也没有。听说有一种饥饿疗法，也许是我的病那些年在中国都给饿好了！”我们三个人同时大笑了起来。任予怀说：“很遗憾，在安大的时候，我们都没能够很好地关怀你、保护你……”巫老师打断了他的话：“那时候你们是保护不了我的，那么一个大运动，你们有哪个力量吗？”不巧得很，我这边视频出了问题，巫老师看不到任予怀，便催促说：“叫世华赶紧找人把视频修理好，我要看看你变了没有?”
那次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其间，看到此地的时间已是上午十一点，巫老师那边已经接近午夜了，我们数次请求中断通话，但巫老师一直很兴奋，坚持说：“不要紧，多聊一会吧！”当我们双方最后挂断电话的时候，已是北京时间十二点多、弗吉尼亚州的次日凌晨。
后来，我告诉他我想写一本回忆录时，巫老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我随即发去了一个写作提纲，巫老师马上回信说：“A very good outline! ”接着他又给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My advice: Give convincing concrete details. Avoid abstractions and sentimentality. Mak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
2006年11月，我完成了部分章节后，我多么想请巫老师先看看以得到他的指导啊，但我不忍打扰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我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冒昧写信给他：“I’d like you to read it, but I’m afraid it’ll be too much trouble…”，当日我就收到了巫老师“命令式”的回信：“I’d be very happy to read it. Do e-mail it to me.”我发去了三万多字的几个小节，第二天上午，我就收到了巫老师打来的越洋电话：“世华，你写得太好了！你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比你以前写的任何书都有意义。坚持写下去，写完一部分发来一部分，把其他事情统统丢掉，专心致志把这本书写好。出版等其他事情你都不用管，我帮你联系……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东西写出来！”巫老师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我听得出，巫老师的语气里洋溢着年轻人的激动。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巫老师给了我很多具体的帮助：给我提供许多细节，帮我回忆起大学期间的许多人和事，提出修改的建议，指出我的文稿中的错误。比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引用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句名言，是英国诗人雪莱说的，不是裴多菲说的，要改过来。”衷心感谢巫老师的热情鼓励和耐心指导，使我最终给这本书画上了句号。
我们取得联系后不久，巫老师发了一封E-mail给我，说：
“有件小事想请你帮助一下。
1974 年秋,我在芜湖安师大外语系任教,带领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 到繁昌郊外一个仓库兵军营学军，结识了一个来自如皋的小兵，名叫尤身良。他十分淳朴，对我这个 “牛鬼” 毫不歧视，和我成了忘年交。……后来到徐州旗山煤矿打工。
1979年,我两次从芜湖上北京办理 “改正”, 每次从北京回芜湖途中都下车去煤矿看望他。后来我经常出国, 90年后又在美国定居，和他失去了联系。如方便，请你打听一下他是否还在煤矿。如已还乡，打听一下地址。”
几经转折，我终于找到了尤身良。他早已离开徐州而回到如皋老家，如今开一家小饭店谋生。我把有关尤身良的消息、生活状况和电话号码告诉巫老师后不久，他就给尤打了电话。不久，巫老师又要我打听尤身良的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显然，巫老师是要寄东西给这位当年“不歧视”他的“小兵”。
在《一滴泪》中，巫老师写道他在和县乌江公社被贬为“贱民”时，有一位负责“监管”他的学生小孙，这个年青人有一颗“经历了三年的红色恐怖而居然一尘不染”的“好心”，巫老师跟他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小孙是大一的学生，大学的课程还没读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面临毕业，小孙为自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感到茫然。巫老师很一边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一边帮他补习功课，“警告他不能靠背单词、抠语法的机械的办法学英语”，并同时“试着教给他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 巫老师还鼓励他多读中国古典文学，“希望优美文学作品扩大他对人生的视野。”
书中说这位小孙家住良梨公社。我以为巫老师早与他断了联系，便写信问巫老师这位小孙叫什么名字，并告诉他良梨公社与我家所在的唐寨公社比邻，我可以打听到他的下落。不料巫老师回信告诉我：“他叫孙绍如，退休后住在李庄﹐一直有联系。”接着便告诉了我孙的通信地址、家庭电话和手机的号码。这时我才知道，巫老师之后虽几经辗转飘零，直到定居国外，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从来不教训我们，不提高嗓子跟我们说话” 的小孙！
2007年5月19日，正当我在巫老师指导下集中精力修改回忆录的时候，我妻子被查出身患重病。6月11日，我写信告诉了巫老师，说：“我不得不每天在医院陪护着她，再没有时间和心情写一个字。”
当晚，我接到了巫老师的电话。巫老师用低沉的语调向我详细询问了妻子的病情，然后问我在哪里就诊的，大约需要多少钱，医药费能不能报销，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医药费，需不需要他从国外帮我买药，要不要他帮我从北京请专家；还问我孩子们回来没有，请了保姆没有，等等，等等，巫老师问得很细很细。最后，巫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世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一定告诉我，千万不要客气。我和李老师会每天为你的爱妻祷告。你要保重身体。再说一遍，务必记住：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把自己拖垮了。”挂断电话，我热泪盈眶：在我身心交瘁的时候，一个大洋彼岸的八十七岁的老人这样慈父般事无钜细地关心着我，怎能不让我感动？
一次，在电话中，孙绍如高兴地告诉我：“巫老师明年会回国来。到时候我们会见面的。”我在Email里转达了孙绍如的期盼，并说我们也有这种愿望。巫老师回信说：“Hopefully we will return to China sometime next year, either in spring or in summer. I’ll try to meet you all.”
我们和巫老师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大学里的日子记忆渐渐模糊了，唯独和他相处的日子常忆常新。我们都企盼着早日见到分别了四十多年的巫老师，那位智慧的长者，诲人不倦的老师，充满大爱、感恩之心的仁者，善解人意并与我们推心置腹的大朋友。
──原载《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