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1日讯】最近我接到一个农民工老乡的求助电话。他上班时晕倒在机器旁，老板送到医院治疗，但医疗费从他未领的工资里扣除，并让他马上走人，没有任何补偿。他的医疗费一千多元，加上应得的解聘补偿，共三千多元。我让他去找劳动仲裁，他说找过了，你知道没有用的。是的我知道，但是找媒体也没有用，这点钱太少了，不算什么新闻，没有记者会感兴趣。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解释，对于他们来说，这钱已经够多了。
大多农民工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没有任何积蓄。疾病缠身之后，他们只能身无分文地离开工厂。按照某些专家的设计，这时候他们应该抱病还乡，守着那未因私有化而卖掉的一亩三分地养老。但事实是，我这位老乡并没有回去，他正托人另找一份工作，继续在城市苟延残喘。因为他非常清楚，城市里的生存机会还是更多一些。
那些以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的专家们，是在可笑地拨着小农经济时代的算盘，这就好比给城里人一小块地，让他们自己建房子一样——算一算他们的收入和原材料价格，每个人都住得起一套大房子。事实上，农村早已经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之内了，谁也不可能再抽身回到过去。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只能按照市场价计算。如果他们从事的种植业或养殖业的产值不能平衡这些支出，那么他们只能破产。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都是农业生产的破产者。他们把土地撂荒，头也不回地来到城里受苦。
好了，现在传来好消息，村里的干部通知他们说，政策又要变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买卖了，说不定会卖个大价钱呢。你要赶紧把拖欠的计划生育款交了，赶紧交点手续费把第二代身份证办了，否则你可能保不住户口了，那一大笔钱你就得不到了。此外，咱们那里不是有点偏僻吗？为了让大老板们看得上，村里计划修条公路，每人集资一千元……
毫无疑问，每一次政策变动，都会让乡村干部们聪明许多倍。他们会挖空心思“用好政策”，小变小挣钱，大变大发财。道理也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别的财源，为了党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守在农村，而不能像别人那样进城打工。如果不能“用好政策”，不仅行政无法运转，家庭生计也难以为继。何况，既然当了干部，日子总不能比别人过得差吧。
这三十年来，农村土地政策也有若干次调整，每一次都成为乡村干部权力寻租的狂欢派对。土地值钱的地方，他们就大玩“流转”牌，什么两田制、三田制、反租倒包制、股田制，结果无一例外地是，干部的权力越“流转”越大，农民的权利越“流转”越少。土地不值钱的地方，乡村干部就变着花样搞行政摊派，除了修公路、建办公楼之外，还出现了什么秸秆砍伐证、养猪证之类的“证腐”行为。从理论上说，政策调整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但是专家已经论证，农民并没有从土地上获得任何增收，甚至只有负增长。那些所谓的收入提高，除了统计上的窍门外，几乎都是农民工在城里卖命挣的那一点钱。
我并不是要反对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改革，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天理良知之所在。而且，不用任何经济学知识，也知道扩大中国农村内需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多么大的贡献。因此没有必要理会那些“姓公姓私”的争论，很快你就会发现它跟当年“姓资姓社”的争论一样无趣。但是，如何让改革成功，不可不深思而慎行。
在我看来，“土地流转”是一个奇怪的词组。如果我们跟城里人说，你的房子可以去流转一下，他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其实《物权法》中所说的土地“流转”——转包、互换、转让、入股、抵押，都是交易行为，城里人也可以拿自家房屋干这些事。为了权利和法律的一致性，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应该实行城乡二元体制。据说乡村干部很喜欢这些含混的词，因为“交易”就意味着清晰的权利概念。从语义学上说，“权力流转”、“土地（使用权）交易（买卖或租赁）”更通顺一些。因此，我提议，在土地（使用权）交易之前或者同时，进行民主改革，让权力流转起来。而且，期待权力越流转越少，权利越交易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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