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之歌 他乡非故乡

【大纪元10月31日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故土有着深厚的情怀，漂泊流浪常伴着失根的哀戚。然而今日，中国正在离开其几千年来形成的根基，从一个传统的社会结构向一个新的未知的状态过渡。其中，人口流动和职业变迁是最重要的表现。

中国的流通人口，主要由农村流出的大量失业农民。全中国在外地漂流的人口，超过三亿人；另外一个流动的人口为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异地创业造成的人口流动，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规模人口移动浪潮。

在海峡的另一端——台湾也出现了同样的“流浪”社会。大环境景气不佳、少子化、学历贬值等，是促发流浪社会更为鲜明成形的关键主因。今年八月的台湾失业率达4.14％，意味着至少有四十五万二千人失业。

在这群不算少数的失业人口中，却包含那些学有专精、传统上被认为是“铁饭碗”的专业族群，特别是流浪教师、流浪警察、流浪博士、流浪教授等现象最受瞩目。

漂流中的中国大陆
文 ◎ 季达

广州火车站每年挤满准备回乡过年的农民工。（Getty Images）

据统计，在中国大陆流动的人口达到三亿，且大多数都是中下阶级的劳动人口，为了讨生活而流浪到大都市中。这些可怜的“流浪人”、“北漂人”，往往成为社会阶层中被漠视的一群。

对于中国目前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预测，可能是世界上争议最多、分歧最严重的话题。然而有一个问题，恐怕是几乎所有人，从最左的共产主义原旨信徒到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有太多的异议。那就是，中国正在离开其几千年来形成的根基，从一个传统的社会结构向一个新的未知的状态过渡。其中，人口流动和职业变迁，可能是最重要的表现。

流动人口达三亿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的数据，一九八二年全国共有一年以上常住流动人口六百五十七万人，到一九九零年上升到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人，增长二点二五倍。一九九五年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暂住人口为四千四百万人，二零零零年，约为八千万，而到二零零六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一点五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数字，是所谓的“登记暂住人口”。

在中国，只有在超大型城市和某些发达区域才需要进行暂住登记，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全中国离开自己户籍所在地而在外地“漂流”的人口，可能有超过三亿人。

中国的流通人口，主要由农村流出的“剩余劳动力”构成，按照社会学一般的概念，这个人口也可以称为失业农民。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一九八四年中国约有农业剩余劳动力九千四百八十五万人，一九九四年超过二亿人，到二零零零年为三亿人。事实上，中国农业人口目前仍有八亿，占全中国人口的60％。如果中国以韩国和台湾的发展速度，农业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则仍有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会继续“流动”。

和这些“农村人口”流动同时发生的，是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异地创业造成的人口流动，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规模人口移动浪潮，伴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中国大陆的传统型社会结构不断解体和重组，也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新问题。

大城市中的外来人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上海市进行了第五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每天有外来的流动人口三百三十一万，比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第四次调查的一百九十三万增加了一百三十八万，年递增率为11.4％。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市也进行了全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当天外来的流动人口为三百二十九点五万，接近于户籍人口一千零六十二点八万人的三分之一，比一九八零年净增加三百万，大约增长一点五倍。

毗邻香港的深圳，从一九八零年的一个人口几千人的小镇，到二零零四年人口一千二百万的大都会，其城市人口绝大部分都是外来移民。当然，深圳从无到有的历史是中国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现象，并不能代表中国大陆社会的一般状况。

深圳年轻的外来女工。（Getty Images）

根据中国公安部二零零六年的数字，流动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聚集了流动人口总数的近七成。而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湖北则为人口流出大省，流出人口占流动人口的五成。

从整体的情况分析，中国人口的流动趋势，主要是从中西部向东南部流动，从内地向边疆流动，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流动。

大陆官方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偏低，以初中、小学文化水平者为主。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调查显示，在上海的流动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高中占10.1％，初中和小学分别占48％和28％，文盲、半文盲占9.1％。但在农民中，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要高于非流动人口，一九九二年，中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为22.2％，小学文化程度者为45.1％，合计为67.3％，而流动人口中这一部分仅占35.6％，显示中国农村大批人才外流。

不过，在一些超大型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素质高，影响力也很大。但却未必被官方计算在所谓的流动人口当中。

表一：一九八零至二零零零年上海市流入人口与常住人口对比

资料来源：《上海人口发展报告》，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

“北漂族”达三百八十万

以北京为例，就有一个庞大的对北京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北漂族”。香港《明报》曾经报导说，演艺圈“北漂”族在一九九二年约二万人，二零零六年已达三十万。近年，“北漂”大军呈现多样化。资讯科技业、文学界、考试群体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张张年轻面孔，挣扎求存，追寻梦想。在二零零一年，在海淀这个高新科技区域，有十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打工。按专家的说法，目前有三百八十万“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

这种情况，在上海也同样存在。根据上海市政府的调查，二零零五年“来沪人员”（上海对外来人口的官方称呼）总量达五百八十一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十九个区县中，有三个区流动人口数量超过了户籍人口数。而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口素质，和北京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上海外来人口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表二：二零零零年上海市人口文化构成比重

资料来源：《上海人口发展报告》

广东外来人口占三分之一

广东省是中国最重要的人口流入地。深圳、东莞、广州是中国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三个城市，这三个总规模并不大的城市，外来人口的数量很可能高于北京和上海。

当地官方的数字显示，虽然二零零七年广东外来人口数量出现了二十多年来的首次降低，但仍然达到三千八百一十二万人之多，占广东总人口一亿两千万的三分之一。

广东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地区，由于这里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港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云集，吸引了数量巨大的外省劳工在这里工作，主要为低度知识性的劳动力。

不久前，广东官方的中华总工会的一名官员，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广东省的外来工总数，最保守数字也超过三千万。

“而在这个群体中，有一半人正处在单身状态。”与会的省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表三：广东外来人口占三分之一

户籍制度落后难改

人口流动加剧，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都相当普遍，尤其是在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时期，这个趋势被看成是一国经济起飞的起跑阶段。然而，在中国大陆，流动人口，通常是和中国自五十年代后建立的户籍制度相联系的。

以北京的所谓“北漂族”为例，界定“北漂”是否拥有北京户口是重要的标准。自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户籍制度起，凡进京工作的人必须由单位调入，其中涉及到食品供应、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各种有形利益，无不以无形的户口为前提。通常，很少有人将北京的农民工视为“北漂”，尽管他们同样没户口。因此，“北漂”通常指拥有大学学历，从事脑力工作的外地年轻人。

北京的农民工人数，大约也在两三百万之间，但大部分北京的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工作，居住在狭窄的工棚之内，生活消费极少，而且几乎被这个中国首都的其他阶层完全忽视。

在中国大陆，户口是一个控制和管理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社会服务工具。中国的户籍管理十分严格，在最严厉的时期，民众外出外地都必须携带单位证明或者是户口本，否则就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中国居民管理的这种模式，虽然受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变化的很大冲击，但仍然是有关当局对民众进行管制的法律基础。二零零三年三月，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殴打致死案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轩然大波，并直接冲击了中国政府整个户籍管理体制。

当局户籍改革的两难之局

孙志刚事件除了直接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之外，也引起了中国民众和学者对中国现行户籍管理体制的全面反思。在全世界，仍然对国内居民实行居住和工作地域限制的，大约只有五个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大国。

中共建政之后的一九五七年，颁布了中国的户籍管理办法，所有居民不得自由地在国内搬迁移动和工作。这个户籍，在随后五十年的时间里，不但是一个中国大陆居民的身份证明，更联系着他所有的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医疗、退休、房屋福利和其他社会福利等。因此，一个“城市户口”尤其是大城市的户口，是中国民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最直接的因素。

中国大陆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出现大幅度的增长，然而“以计划经济为背景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中国户籍制度，构成了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分立壁垒。衍生在制度之上的各种特权与利益分配使得户籍制度改革错综复杂，也给现行城市化进程设置了重重障碍，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发展的滞后，城市公共资源的有限，也构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唐克、杨汇泉《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反思》）。

中国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承认：“如果中国在未来十至二十年，不能成功将逾亿的农民转移到城市来，让他们安居乐业，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障碍。”

然而，放弃分隔城市和乡村的户籍制度，同样也会为中国带来许多现实问题。一些中国学者估算，大城市每增加十万名流动人口，每天就需增加五万公斤粮食、五万公斤蔬菜、十万千瓦小时电力、二千四百万公斤水和七百三十辆公共汽车。这些流动人口还会产生十万公斤垃圾，排放二千三百万公斤生活污水和污染物，流动人口的持续增长也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如在户籍、工商税务、劳务市场管理方面和城市规划、环境卫生等方面。

从这个估算当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的城市贫民化景象。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放弃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等于是加速人口流动的速度，或许可能出现城市贫民窟，甚至导致管理失效的结果。

根据中国的官方资料，一九九四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暂住人口中的违法犯罪人员五十六点九万，违法犯罪率高达12.8％，约为全国违法犯罪率的四倍。北京市近几年来（九十年代中期）外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案件逐年增多。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九九零年外来人口犯罪率为25.5％，一九九二年为37.6％，到一九九四年已达到50％。城乡结合达到70％，而且刑事大案、要案不断增多，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地区，赌博成风，逼赌、嫖宿、卖淫，甚至吸毒、贩毒等活动层出不穷，给北京市的治安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然而，中国的户籍旧体制同样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流动比例低，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表示，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在美国，每年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迁移，各类人才及劳动力的充份流动，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流动人口比例也近五分之一，欧盟超过10％，而中国不仅流动比例低，而且极不稳定并缺乏保障。

其次是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目前，美国城镇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发达国家也都在80％以上，全球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6％，而中国仅为33％。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但事实上进城限制却没有从根本上放松。

再者是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

此外，《中国经济时报》又指出现行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因此，如何建立新的户籍管理（服务）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

土地集体制束缚农民

土地也是中国流动人口维持流动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的宪法中，农村的耕地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农民不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其拥有权必须依靠一个来源可疑的“集体”体现。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大最重要的资产，这和城市居民的房屋性质一样。

在中国，农民依靠“承包”来使用土地，这种土地的使用权是以“人在农村”作为前提的。因此，中国农民虽然“流动”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却仍然要回到乡村中去维持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即农民由于没有对耕地的最终处置权，所以他们宁愿让土地抛荒，也不愿意让自己变成“城市人”。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农民一方面抱怨在城市中不能获得“城市人待遇”，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农民待遇”身份。

这种双重的矛盾，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城市化过程增加了障碍。如果农民的土地是私有，他可以考虑出售或者出租自己拥有完全处置权的土地，然后在城市中创业或者移居。但中国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改革，却面临另外更为严厉的障碍。

处理社会流动关系未来发展

在中国的历史上，“流民”一词属于贬义。大多会和四境不宁，民怨四起，甚至是乱贼峰起民不聊生等词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国历代末期，由于经济变化和工商业的增长，往往导致贫富悬殊严重，土地兼并加速，大批失地农民流亡，充当贼寇或者到城市谋生的情况，尤以明末为甚。

有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长期和平导致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导致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导致大量流民，大量流民导致政权瘫痪，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个死结。

近代西方国家同样有类似的问题。无论是十七世纪的英国还是后来的欧洲大陆，工商业发展和贫富悬殊，都带来了类似的问题。德国的史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把文明发展当成一个生命过程，同样，他也对德国工业化期间德国人的心态做出描述。

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世纪那种子承父业的生活方式大为改变，他们无法确知未来的谋生方式、工作技能甚至居住的区域。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总结说，德国人这种集体性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是德国纳粹上台的社会背景因素，“愿意放弃一些自身的权利来谋求安全”。

事实上，不确定感是人类焦虑的主要来源。目前中国大陆也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当中。经济学界把一个国家人均GDP一千美元到八千美元，列为是社会极度混乱和最可能发生彻底垮塌的时期，这正是社会从一个“确定”走向另一个“确定”的中间阶段。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人口流动并不比西方和日本更为严重，但关键在于中共的社会体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仍然按照全面管死不留漏洞的原则进行社会管理，最终必使社会总体效率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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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社会悄悄到来
文 ◎ 唐浩

每年寒暑假期间大批流浪老师赶往全台各地的学校应试，争抢绝少的教师员额。（法新社）

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一波“流浪”的风暴正在国际社会悄悄酝酿着。而在台湾，律师、教师、教授这些看似稳定且钱途看好的职业，也因僧多粥少，人气由红翻黑。想有个稳定的工作吗？先流浪吧！

“踏在回家的路上，未来的前途茫茫，曾经是我无知的选择，沦落异乡流浪……”九零年代初期，知名歌手王杰的一首《永远流浪》，曾深深敲击中港台三地无数游子的漂泊心灵。

今天，这首歌又悄悄在更多人的记忆深处，回荡而起。

二零零五年，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以《下流社会》一书勾勒出日本社会近年来经济不景气、导致年轻人生活失去希望与愿景，缺乏向上奋斗的动力，从而造成更多中产阶级向下流动、沦为社会底层阶级。此书一出，热卖畅销突破百万本，引发日本社会广泛回响。

二零零八年的台湾，同样受到景气冲击、造成中产阶级人数持续衰减，除了“下流社会”的现象在台湾浮现外，另一个“流浪社会”的现象也俨然成为新一波的时代趋势。

昔日风光，今日流浪？

“流浪教师”、“流浪警察”、“流浪博士”、“流浪教授”，甚至“流浪律师”等名词，出现在台湾媒体上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为什么？大环境景气不佳、少子化、学历贬值等，是促发“流浪社会”更为鲜明成形的关键主因。

根据台湾的张老师基金会一份研究指出，台湾的劳动参与率在一九八七年达到60.9％的高峰后，便开始逐步回落，失业率也相对随之攀升。二零零一年十月台湾失业率一度登上5.33％的历史新高，此后虽然失业情形略有缓解，但随着台湾产业大量外移至劳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地区，台湾失业率仍始终维持在 4％以上的局面。

台湾主计处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二零零八年八月的台湾失业率仍达4.14％，意味着至少有四十五万二千人失业。

的确，这些苦无工作、四处游走的流浪工作者在台湾、甚至世界各地向来不在少数，但因为他们彼此分属不同产业类别、较无共同的特殊专业属性，因此过去较少引人瞩目。

然而，今天的“流浪社会”现象，却是那些学有专精、传统上被认为是“铁饭碗”的专业族群也陷入大量失业危机中，遂而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其中，以教师、警察、博士的流浪现象，最受瞩目。

流浪教师

僧多粥少，全台应考为一职

“环境不景气，大家孩子越生越少，再这样下去，我们幼稚园也只能关门了。”位于台湾高雄、一位不愿具名的幼稚园园长无奈表示，少子化现象对他们这群最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可谓首当其冲。

台湾婴儿的出生人数，堪称每下愈况。从一九九七年的三十六点二万人，下滑至二零零七年的二十点四万人。而今年截至九月为止，更仅有十四点三万。

婴幼儿人数的衰退潮，率先冲击了幼教事业，紧接着层层向上推挤着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教育，也为各级教育体制埋下经营困顿的伏笔。不仅即将出现老师没有学生可教的难题，目前多数学校的教师员额也已经出现紧缩、遇缺不补，甚至部分私校还出现资遣老师的情形；同时，每年不断从大学毕业的大批准教师，也面临无处谋生的窘境。

台湾的流浪教师现象，便是由此而生。流浪教师协会理事长陈朝松指出，尽管教育部声称这些奔走台湾各地、争取正式教师职缺的流浪教师人数只有三点五万人，但据他估算，实际人数起码有七万人。

甫成为台北县某高中正式教师的许方瑜，出身台湾师范大学正规体系、甚至拥有海外硕士学位，但过去一年多，她也是众多流浪教师当中的一员。“之前听过许多人参加多年教师甄试都失败的案例，所以当我决定要走教师这条路，心理压力是蛮大的。”她说。

许方瑜表示，现在师资市场是彻底的僧多粥少。大批还没找到正式教职工作的流浪老师，每年寒暑假期间纷纷赶往全台各地的学校应试，去争抢那唯一一个的教师员额——甚至许多还只是任期一学期的代理教师工作，一旦学期结束，只能继续流浪。

台湾师资市场僧多粥少。（法新社）

“对参加教师甄试的流浪教师来说，在身心上、经济上都是考验。而接下来的放榜更是一次次挫折经验的累积。”许方瑜颇有感慨地说。

少子化固然是教育市场委靡不振的病灶，但大学过度设立师资培育课程，则是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

“现在几乎每个公私立大学都设有教育学程，造成拥有教师资格的人过多，供需失调。”退休教师刘秀绵观察指出。每年几万名准教师从学院里倾巢而出，不仅素质良莠不齐，也更加强化师资市场的竞争压力，对流浪教师们更为不利。

流浪警察

抢工作，警校铁饭碗四成不保

往年，台湾警察的招考任用，与负责招生培育的警察大学、警察专科学校连成一气，由警政署调查确认缺额员警人数后，再由警校开出名额进行招生，因此警校毕业后的警察或警官，基本上都能“一个萝卜一个坑”，顺利考上警职。警察也被认为是稳定的铁饭碗工作。

但因警察工作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体系，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八十五条〈公务人员之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的规定，警察不能只让特定人士（警校毕业生）报考，因此警察特考便逐渐对外界开放。首先让具有大专政治、法律、行政等科系学历的毕业生应考，而自二零零六年起，更完全开放给各科系大专毕业生报考。

考试制度的调整，致使本应智勇出勤的准警察忙于特考辅导。（Getty Images）

然而由于警校学生在学期间不仅学习一般科目，还有其他各类型的警备训练课程，因此在应付文科考试的准备上普遍较一般大专生薄弱，造成“警校生拼不过一般生”的落榜情形。而根据规定，警校生毕业后三年内未能通过特考者，将取消资格、不得再考，同时得入伍服役、并赔偿在学期间国家所支付的数十万元学费。对落榜的警校生，无疑是雪上加霜。

台湾老牌政论杂志《新新闻》在今年七月率先对“流浪警察”现象提出警告。而根据警政署透露，去年七百多名警校毕业生，便有三百多人未能通过警察特考。平均十个“准警察”，只有六个才能成为“真警察”。

“警专目前有举行模拟考制度，让学生能多熟悉考试的模式，一方面避免学生临场应考时失常，二方面也提醒学生要专心准备考试。”台湾保一总队分队长王士杰表示，警校对这个现象也正在设法改善，“此外，上级也会要求担任这些学生管理工作的队职干部，尽可能在能力范围内给予同学相关必要的特考辅导，例如帮学生收集历届考题等。”

流浪博士

奔波兼课，学术梦越来越远

“只要七点八分，就能上大学！”这项堪称台湾教育界年度传奇的现象，连总统马英九都忍不住说：“现在考不上大学比考上还难。”

然而，深究之后，许多教育界人士担忧，少子化现象造成大学招生严重不足，未来恐将连带出现大学收入不足而倒闭、教授无处可去的社会问题。换言之，这是“博士版”的高级流浪教师。

事实上，现在的大学教职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严峻局势。“十年前，教育部开放大学广设林立，学校对博士的需求也就大幅增加，公私立大学也纷纷设置博士班因应。”空中大学商学系副教授江启先指出，“但现在，学校需求减少，力求降低人力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博士无法在学界找到立足之地。”

多数选择攻读博士的研究生，目的就为了进入学院作育英才。但花上多年青春与经济成本后，却遇上就业市场的寒冬。有人被迫转往其他行业另谋他途，有人则持续坚持己志、但却过着终日赶场兼课的打工生活。

一名助理教授去年接受媒体访问，自曝虽然仍挂有“教授”之名，但实际上却在台湾四个县市的学校奔走、兼课，没有正式的职务保障。每堂课钟点费六百五十元，比部分一对一的私人家教时薪还低；寒暑假也没有收入，年度工资和工人差不多。

“我的工作是流浪教师与客车司机的混和，每周开车时数比教书时间还多。最惨的是周五，一天八堂课，上午七时三十分从台北开车到宜兰，下午再赶到苗栗，刚好绕北台湾一圈，回到家已是晚上十一时多。”他说。

台湾的大专院校每年生产出三十二万以上的毕业生，但就业市场有限，造成学历贬值现象，博士、硕士、学士在职场上相互排挤，博士只能找过去提供给硕士甚至大学生的工作，也令他们情何以堪。

登上网络，更是常常可见拥有博士学位、或者正攻读博士的网友们，在自己的部落格（博客）上抒发己志，大叹教职难觅，只能四处流浪，但许多学院老教授与行政高层却不知他们的民间疾苦。

沉潜莫伤哀 自励路定开

流浪社会，无疑是个结构性的趋势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社会课题。但是，切莫因为一时的流浪失意，而终生怀忧丧志。

“其实这也是个检视自己究竟只是有张学历、还是真的拥有‘学力’的机会。”江启先强调，拥有学力的人，终究不会被埋没；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也能借此看清自己的真正兴趣、继而开启人生新路向的契机。

“天生我才必有用，”大诗人李白的经典诗句，给着我们永恒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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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与政策转向 流浪教师雪上霜
文 ◎ 陈柏年

“小班化”是一个可提高学习效果，又能解决流浪教师的好方案。（法新社）

台湾教育部统计预估，国一新生人数将从九十六学年度起的三十一万七千人，逐年减少到一百零五学年度的二十一万四千人，如此一来，各县市国中将面临大量减班，班级数量达六千九百八十八班；扣除退休教师，教师超额高达近五千人。

针对此一问题，前行政院长张俊雄提出“五年精致国民教育方案”，预估五年后，全台新生总班级数将自六万一千一百八十九班减为四万八千七百六十二班。现任教育部长郑瑞城则公开宣称，成立专案小组研究偏远地区国小并校减班，大环境下教职缩减势在必行。
有鉴于保障现有教师职位，今年度台北市教育局的教师甄试仅招考缺额一半，明年即停办正式教师联招。然而师资教育年年仍旧培育出大量的准教师。

民国八十三年教育改革，大举开放师资培育法的结果，七十七多所大学院校争设教育学程，大专院校学生只要修习教育学分，通过教师资格检定考、教师实习，都可以成为“合格教师”。日渐稀少的学生对应每年膨胀的师资，使“流浪教师”雪上加霜。

根据教职人力网站统计，今年的公立国中联合甄试教师录取率，最高是偏远的金门县，虽有14.5％的录取率，但是考上后要求调回本岛的比例极高，使得教师职位仍然不稳定。而录取率最低者为台北县，仅有1.8％，国小教师甄试的录取率更低，仅有0.1％。

以今年嘉义县国小老师甄选为例，三十个缺额竟有五千五百九十二人报名；其中一般教师竞争类别甄选八人，报名人数多达二千九百五十人，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三，难怪有人笑说比中乐透还难。

严苛筛选下，既要缩编甄试名额，又企图以代理老师保障正式名额，自然制造出许多流浪教师的问题。

根据人力银行九月统计，约有逾十万名准教师上网求职，供需失调、学非所用的状况，形成社会隐忧。

或许在众多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小班化”是一个可以提高学习效果，又能解决流浪教师的好方案。

近日高雄市教师会，正积极筹备于十一月十五日举行“高雄市二十五人小班制”公民投票，这是台湾发起的第一个人民公投，他们提出呼吁：“多盖一间教室，总比多盖一间监狱好”，要追求更好的教育环境，提高师生比例。

然而这个提案在送审阶段就已经被延宕二年，多数市民仍然所知甚少。或许面对公部门行政效率低、国库困窘、教育多面棘手难解的问题下，“人民当家做主”，会是一条万难中的可行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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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胆识靠笔试 流浪警察隐忧多
文 ◎ 吴世泽

警专生受完两年警察养成教育，将有四成成为“训而不用”的流浪警察。（法新社）

考试院基于公平原则，二零零六年起不再限定警察特考的应考资格，然而由于高学历的普遍和经济的不景气，使许多拥有大学以上学历者纷纷投入警察特考，严重冲击警专毕业生的出路，从而继“流浪老师”后，也出现了“流浪警察”。

不仅如此，二零一零年起取消基层特考男女比例的限制后，不但可能对警专生进一步产生排挤效应，而且女警能否适任外勤的警察工作，也是警界的一大隐忧。

警察特考成为高学历跳板

依现行规定，两年警察养成教育的警专生毕业后，如果没通过警察特考，一样当不成警察。连续三年考不过特考，还要赔偿四十多万元受训的费用。

除了须面对大学、硕士学历的竞争者，加上坊间警察特考补习班的助阵，难怪“正统”警专学生录取率节节下降。

二零零六年名落孙山者就高达四百八十五人，去年和今年加起来也有五、六百名应届毕业生落榜。广开大门至今，流浪警察越来越多。

由于警专须完成两年学业，学生投考前对警察工作都有基本认知，从警意愿较高，不易受到挫折而影响工作。相较特考班仅须受九个月的训练，背景多半是法津系或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抱着准备考试或等待教师机会的心态，大都对警察工作缺乏认同感。

通过警察特考进来的人，依规定没有赔偿受训费用的压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以致造成警察成为部分找不到工作的流浪老师、高学历者暂时的跳板，反而有些有意愿当警察也受过正统养成教育的人，不仅当不成警察，还要赔偿费用的不合理现象。

“训而不用”的流浪警察越来越多，不只是资源浪费的问题，对警界和整个社会治安的影响，也都令人担忧。

取消男女比例限制 排挤警校毕业生

警政署为符合男女平权观念，两年后将取消基层特考男女比例的限制。然而就警大录取分数来看，女生录取分数平均高于男生约五十分。如此警察未来恐将出现女多于男的情况。

而且女警很多是一般生考进去，所以排挤到警校毕业的男警职缺，不仅使得流浪警察的问题更形严重，同时还会衍伸出其他问题。

例如当女警比例超过男警时，面对歹徒时怎么办？怀孕时，总不能挺着大肚子去抓歹徒，拿盾牌面对群众吧！实务上，现行女警在派出所大部分都是专责值班，也很少有深夜勤务，危险工作大都由男警包办，所以有女警的单位，男警都比较辛劳，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门户大开虽说是刺激警政产生质变的好事，可是如果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势必衍生更多的问题。◇

──本文转自第92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
http://mag.epochtimes.com/0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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