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8日讯】最近一个月来，从美国的次贷风暴，到中国大陆的毒牛奶风暴，一连串的事件让市场中的投资人与消费者人心惶惶，而不管是金融市场，还是牛奶制品相关市场，都受到重挫打击，短期内甚至看不到谷底何在。
造成这两起重创市场风暴的主角，一边是美国华尔街的“金童”，另一边则是中国的牛奶农与收购商，这两者可能在日常生活上没有交会，可是他们却共享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道德约束的贪婪与投机”。
有人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不是肯定人的‘自利心’可以产生有利社会公益的结果吗？而这些人的动机无非也就是‘自利心’而已，但是其结果却明显伤害了公众利益，请问经济学家要如何自圆其说？”
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其根据，不过也有些误解的成分。自亚当‧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明确指出，人的自利心不只可以跟公共利益不相冲突，甚至还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改善大众生活的“发动机”。但是要达到如此境界，必须有重要前提，那就是个人的“自利心”需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或者说，藉由竞争市场中的价格机能与利润机制，能够驱使追逐最大效用与最大利润的个人与厂商，努力寻求资源的最有效率应用，而其结果自然能促进社会整体利益。
无论如何，不少批评者—例如“有闲阶级论”的作者，鼎鼎大名的韦布伦 (Veblen) —指出，这种观点有一个潜在的盲点，就是：万一人的自利心，会诱使他去破坏“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机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保证自利能够与公益相调和吗？
举个极端的例子而言，今天如果有一家厂商，发现他的产品不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市场机制或者要求他降价求售，或者驱使他提高品质，或推出创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他办不到的话，那么无情的亏损就会迫使他退出市场，以让其他更能有效运用这些资源创造利润的厂商取而代之。
但是，今天如果这个厂商可以采取其他的方法来“消除”市场竞争，例如说：行贿官员，让自己的产品取得独卖特权；用不实谣言来打击竞争对手；甚至用暴力手段来胁迫对手与自己勾结，或威胁对方退出市场。在这种“逐利手段毫无道德边界”的情况下，从自利心到社会公益之间的连结，就再无保证可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济的高度发展与高生产力有赖于高度专业分工，而高度的专业分工要能顺利进行，则有赖于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不能太高。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今天如果一个社会中生产牛奶跟生产蔬菜的人，两者能够分工，社会就能享受到比较利益与专业化生产的好处。但是如果今天生产牛奶的人，不能信任他所买到的蔬菜会不会有大量农药残余，而生产蔬菜的人，不能确定他所买到的牛奶是不是被添加了三聚氰胺的话，交易必然萎缩，而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不如两样产品都自给自足，是比较妥当的做法。
面对交易成本，当交易规模还小的时候，大家还可以透过“跟自己熟识的人做生意”，来降低交易中的风险。但是以现在高度发达，跨国交易稀松平常的大规模市场而言，我们的交易对手往往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商誉很重要，政府介入维护交易安全与契约履行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个人心中的道德感不能“崩盘”。
诚实、守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这些看不见，摸不着，似乎“不值钱”的道德感，其实正是一个国家要能高度发展经济的首要“社会资本”。个人心中的道德底线一旦崩毁，品牌商誉就会失去意义，司法行政都会疲于奔命，政府扮演“公正第三者”的裁判角色可能被收买沦陷，甚至市场机制本身，都可能被侵蚀瓦解。一言以蔽之：道德败，市场焉能不败？从这一点来看，不管是次贷风暴，还是毒牛奶事件，所透露出来的警讯都不仅止于短期市场损失而已，值得我们严肃加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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