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日讯】这段时间，矿难瞒报、封口费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人们看到地方官商勾结、记者出卖良知的丑陋现象。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我一直认为，由于没有制度性的监督机制，能够报导出来的其实只是少数，还有大量的事实被瞒住了，还有大量的嘴巴被封住了。
当《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点名揭露“三鹿”奶粉有毒的时候，我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有关部门至今都没有坦然正视三聚氰胺的问题；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揭发娄烦“8‧1”垮塌事故瞒报的时候，我也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就在高层领导批示之后，网络删帖还在继续；当《中国青年报》记者戴骁军报导真假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时候，我还是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就在他拍摄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官方的通报仍然有大事化小的倾向……
不过，当这些特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眼前时，我不得不改变看法了。从这些丑陋现象的腐尸中，我闻到了信息自由的春天的气息。
我有一个猜想:如今我们看到瞒报越来越多，并不是事故责任人突然之间都瞒报起来，事实上他们从来都在瞒报，只是现在瞒不住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发放和收受封口费，也不是一夜之间的创造发明，事实上这种交易一直都在进行，只是现在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我问了一些知情人士，他们都证实了我的猜想。谁也不能列出实际瞒报的数量，因为能够列出来的都是被揭露的瞒报。但是瞒报从来都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媒体报导，就有6年前的广西南丹矿难瞒报，3年前的山西宁武矿难瞒报，两年前的山西左云矿难瞒报，等等。就拿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封口费来说，9月20日发生的矿难死亡人数为1人，而且死者拥有培训合格证书，就为了瞒住这个事实，据官方通报，该煤矿向已公开点名的6家媒体支付封口费12.57万元，仅9月24日、25日两天，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领取。按照这个标准，该煤矿发放的封口费不少于50万元，而揭发者戴骁军认为还远远不止于此。凭常理就可以推断，那些更多死伤的矿难责任人，更会想方设法瞒报，也愿意支付更多的封口费。
这些封口费有的给了真记者，有的给了假记者。其实记者的真假并不重要，矿主心里明白，凡是了解真相的人，都可以发布消息。有些敲诈者并没有谎报身份，他们威胁说要把消息传给真记者，也得到了封口费。在我看来，矿主支付的更多的封口费，用在了和地方官僚的勾结上。为了得到官员的“保护”，他们送礼送钱，甚至送出干股。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地方上由此形成了事故瞒报机制。一旦出事，此机制“自觉”启动，“自动”运行。那些负有监管和救援责任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帮凶。他们组织调查组，其实是阻止调查；他们组织救援，往往见死不救；他们发布“权威信息”，却又隐瞒真相。
由此可见，瞒报现象的确是越来越严重。然而，另一方面，封口也越来越困难。媒体市场日益多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简光洲、孙春龙和戴骁军三位记者，至少在这几件事情中，他们的嘴没有被封住，他们所在的媒体也没有和别的媒体一样沉默不语。更重要的是，网络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的生态。发不了稿的记者，可以通过博客来释放自己的良知。就算所有的真记者的嘴都被封住了，无数的假记者也可以上网发帖。此外，根据新的规定，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已大大减少，他们的报导在网络上“出口转内销”易如反掌。因此，消息的出口越来越多了，要想封住这所有的“口”，不要说煤老板不惜万贯家财，就是地方腐败官员滥用国家暴力，恐怕也比登天还难了。
习惯于收受红包的记者们要清醒，媒体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拿人钱财再也不能替人消灾，这桩生意做不下去了，而且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其屈辱地被收买，不如堂堂正正去报导。习惯于控制舆论的官员们更要清醒，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唯有改变策略，正视舆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唯一该得的报酬，就是纳税人付给你们的那一份薪水。那些多拿的东西，迟早也封不住口的。与其事后狼狈不堪地东遮西掩，不如事前清正廉洁地尽职守责。与其徒劳地限制媒体发声，不如顺势支持舆论开放。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