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成都读书会【蜀行记(二)】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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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5日讯】◆第二站:成都读书会

我与谭作人、陈云飞一道,到送仙桥一处茶馆。车上,谭作人提及陈道军被抓,说”故意激怒当局要不得,不能更大空间地做事”。到茶馆时,读书会的周钰樵、杨雨、李栋柏、唐诗林等人都在。传说中的成都读书会,当中精干人物,一一在此。2003年3月,周钰樵、张义奇等十余人发起读书会,从自由散漫到专题讲座,从狭小圈子到公共平台,从公平平台到深度、高度,并关注、表达、参与民间努力,这里面活跃着许多敢言敢行的身影,学者、教授、精英、教师、退休老干部、在职干部、公务员、画家、商人、退休演员、工人、农民、市民、失地者、失业者、乞丐,甚至包括国安、公安。人心涣散过一次,即”排郭事件”,在2006年6月17日杨雨主讲《从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看社会起落》之后,停顿了四个多月。当年10月28日,读书会始得恢复,直至今日。

读书会的规模,大则两三百人,小则数十人,其成员”不查户口”,来源复杂,有比民间还民间的,有比官方还官方的,有红极一时却遭当面哄笑与批判的人,也有岌岌无名却能获得广泛尊重的人。读书会各人表达各有千秋,不但口述笔写,还印制讨论纪要及经典文章汇编,广泛传播于成都周边的市、县、乡、村。某些会员甚至直接参与维权事件,使得一些底层民众对其颇为瞻仰。一些回国的人,更发文认定:中国须去三处,其中之一就是成都读书会。读书会倡议人(或曰创办人)周钰樵,经历传奇,现年63岁,却老而弥坚,凝聚力量,获得首届”自由文化奖”之哲学奖,与杨雨一道,在今年四月被格外批准出境,到台北拿奖、参会(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2008中国苦难文学暨戒严与后戒严时代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并为同时获得新闻自由奖的黄琦代领奖项。

哲学奖颁奖词如此表达:”最近两三年,这个读书会在思想文化和社会领域中提出许多值得思索和研究的问题,对这些涉及伦理、哲学、文学乃至于政治领域问题的探求中,周钰樵先生及成都草堂读书会显示了一种独立的力图超越党派意识形态的研究的进步努力。他的这种努力给那些参与的哲学和思想领域的知识份子、失望的年轻学人带来新的冲动和新的探索的视角。他这种试图冲破思想界的封闭现状的努力,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获得自由文化奖与诸多”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奖项不同,其影响规模乃是空前的。当时,法学奖获得者高智晟失踪,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被拘捕,诗歌奖获得者江婴、政论奖获得者周勍未能成行。

在这送仙桥茶馆中,一个个看上去散漫轻淡,但细数起来又都各有来历。唐诗林是公务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六四事件亲历者,刚从灾区回来,已去过北川、汉旺镇、旋口镇、红白镇、洛水镇、聚源镇等地。他眼睛浮肿,极度困倦,言辞豪放而凝重,胸中热血不亚于青年。于饭局之中,唐诗林与我谈及雨果的《悲惨世界》,执著而忠实的警察沙威一直没有停止对冉阿让的追捕,紧要关头,沙威却放走了自己苦苦追捕一生的良心逃犯冉阿让,极度矛盾的沙威跳进了身旁的塞纳河。那追捕良心犯的警察的内心,乃是何其痛苦,这就是体制内的良心。他说:”文字从血管里流出,我们都曾经历过。”

杨雨是读书会主持人,今年32岁,2004年从德国归国,典型的黑色幽默,是少年老成而锐利的例证,不但主持能力颇佳,思想也有着与年龄、形象所不匹配的过度早慧。李栋柏是大学英语教师,又曾是《成都晚报》职员,网上笔名”沧狼客”,有时会在《自由圣火》出没。饭局之中,周钰樵问我:”你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吗?”我说:”我是第一批。”周钰樵说:”我们在场的,大多数都是。有个自由文化运动徽章,我们都有,以后给你一枚。”时间真是仓促得很,没来得及深度问访,就已散到各处。其中的谭作人,直到我离开成都也没再见到,聚会当日我才得知:谭作人又到灾区去了。

◎周钰樵口述速记(简略)

有人提倡对官方驯服,我不同意。我们已经驯服到了极点,没有驯服的道理。西藏问题,我们读书会还没有人开专题来讲,因为成员里还没有发现哪个人能讲得清楚。对民间正义力量的打压,不仅来自官方,也来自民间。排郭事件就是一例。郭飞雄进了监狱,还有人继续指责,这是卑劣的。有人想把我们读书会组织化,还准备拨钱给我们,我们不要,这个钱千万不能要。我们在某些时政和公共话题上表态积极,向公权发难。

这次地震的官方表现,有的要肯定,不是作为公权,而是作为个人的肯定。不能不承认,新闻开放度有所增加。个体很感人,比如一个女警察拿自己的乳汁喂养其他的孩子,这是人性的光辉。没有三个代表,人性照样灿烂。默哀的时候,有个美国人是跪着默哀的,跪了三分钟。温家宝,这个70岁的老人,这个弱势总理,他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得分非常高。而且,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为平民下半旗、设立哀悼日,有认错的精神。温家宝是真动容,其余的政治局官员,那样的冷漠表情,真是巨大的差异。温家宝代表不了共产党,连当年毛泽东都不能代表共产党,他被逼急了,还要拿出《宪法》来当利剑。

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不能被我们忽略。一些老房屋没垮,新房屋反而垮了,这说明什么?有个地方,垮掉的学校与垮掉的政府比例是10:1,学校能不能修得跟政府一样?中央电视台有个捐款的老板说:我保证以后不搞豆腐渣工程。这是明白无误的批判与讽刺。关于垮掉的学校,他们学校的校长名字,要记录下来。有个小学,死了200人,只报了80人。这些建筑质量,这些瞒报,这些定数和定性,是要追查的。

基督徒的维权,这次有些是只为受难的基督徒维权,这是不够的。现在也不是祷告的问题,是吃饭的问题,要让物资到他们的手里,这才是真理。祷告不能解决及时的问题。我刚去了北京,在天安门那里,一切都是被安排的,全是愤青,喊了两个口号,一个是”加油”,一个是”雄起”。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不成熟。地震之后,四川和周边省份,也表现出许多无序的状态。

官方媒体一直以”把丧事当喜事办”的手法来处理灾情,企图以党性来取代人性,这需要被纠正。这次需要特别体现的是人权,人权到底是如何体现?需要展示。我收到别人发来的消息,说中宣部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是不要讨论地震为什么不预报,二是不要讨论捐款捐物的具体去向,三是不要讨论豆腐渣工程。如果是真的,那么这就是新闻纪律大于法律,大于宪法。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中宣部都还在发出这种声音,那真是无耻之极!(完)

◎唐诗林口述速记(简略)
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这是人间惨剧。六四天安门屠杀时,我没哭,但这次哭了。尸横遍野,腐臭的气息扑鼻而来。全部是废墟,全部是垃圾。我在灾区走了五天。在北川,我呆了两天,5月15日、16日,就在北川中学教学楼垮塌现场。实在是太累了,撑不住了。看到这些拍下来的图片,我非常失态,号淘大哭,当着我的儿子的面。这种心灵重创,也许一个月也恢复不过来。尸体的手和脚,被砸扁的人头,那些血迹,还有课本、笔记本、作业本、试卷、塑料尺、钉书机、团员证、学生证、小饰品、发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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