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21)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注：即使在八十年代，许多来自非盈利机构和大学院校的美国人，依然受左派空洞理念驱使前往中国，与中共的期待风马牛不相及。我之所以认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左派把中共理想化，不仅是由于那个时候对针灸和赤脚医生的神奇宣传，还因为我小时候有关中国的记忆。记得我在佛蒙特家中打苍蝇时，我姨妈，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教城市规划的教授，也是个左派人士，曾笑着对我妈妈说，中国最近开始了一个运动，叫做“除害虫”，其中包括苍蝇。看来中国苍蝇已在那里绝种。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她指的是“除四害”，是由毛在五十七年大跃进期间发动的活动，不仅要除掉苍蝇，还要除掉被国家认定为异己的人。）

在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人流变成了人潮。一些可能在中国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西方人物（比如，克拉克．雷德（Clark Randt），曾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和商务参事，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开始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屠杀的后果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被迫离开或解雇，他们主要是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职员、英语教师和为数不多的美国企业家，这一时期也宣告了小黄金时代的终结。

中国政府把天安门运动归咎于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因此，决定留下来的外国人，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者是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吸引外国人来参与中国建设的长远目标又出柜了，但随之而来的还包括：外国人要想得到友好回报，就必须首先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的朋友。贝彼得（Peter Batey），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的私人秘书有可能是待在中国时间最长、最聪明的外国侨民之一），他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新的变化，于是，在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没几天，他就向中国政府申请经商许可，那些惊魂未定的中国官僚起先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中共不会亏待她的朋友，现在，贝彼得是欧洲商会会长和在公关公司领域首屈一指的亚洲安可公司的主席。

贝彼得曾经公开对中国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表示有信心，这样做是为了虚张声势。对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的潜力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演讲后才开始显现出来，这时对西方商业投资者的政治障碍才被清除。从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所有理想中黄金国的因素逐渐依次出现：致富的可能性和东方热土所蕴涵的无限机会与褪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混为一体，与重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形成一种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他们反而认为新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

从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中国自我解放，成为一个异国情调的象征，提供外国人对她表示友好的一个新渠道。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仍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异国情调，这指的是毛时代摧残过的，流入民间的一切文化遗产。虽然杂乱无章，却保存了下来，北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辉煌，等待着艺术史学家、非政府组织成员和世界上前五百家财团老板们的光顾。

既然中共要利用中华遗产，即占主导地位的汉文化遗产，来达到它的目的，“五千年的历史”这句话就不再是随便说说而已了，而是闪烁着耀眼光芒，永不熄灭的火焰。美国侨民能感觉到这种火焰散发出来的能量，甚至以了解中国文化的鉴赏家自居。曾经有一出讽刺话剧（主要是攻击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年轻的演员以他们纤瘦的臀部为傲，还运用讽刺和挖苦等很多表现手法显示他们优于美国的同龄人。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名符其实的性革命－－把一切都搞得更性感和更悖于常理，与西方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中国古老文化遗产的美丽，被建设超级强权的气锤、起重机等机器设备所撞击而扭曲时，整个中国社会好像不约而同地对他们新发明的汉文化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并且信心十足－－尤其是在西方记者、史学家和收藏家眼中。

最后一批“粗俗和快乐的外国人”（这是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侨民对他们的称呼）开始如潮水般地涌入更开化且更令人舒适的北京。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传统的中国菜肴，还有咖啡、万宝路香烟、鸡尾酒和大批的白糖。但对于追求理想黄金国的人而言，条件依然存在：庞大的臭名昭著的国家机器、没有规则和诚信可言的血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固执而且愚蠢地操纵每一次为成交所进行的谈判，从以上千万元资金建立进口水果的销售系统，到街头水果店为单个香蕉的定价，无奇不有。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在冬天的北京可以买香蕉，而不只是冬储白菜。任何对新中国过多的抱怨和批评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真正了解它，还说明你来得太晚，不知道男人是男人，白菜是白菜。

（注：在八十年代，美国的国内机构非常热中于把代表派到中国来，然而那些代表们由于缺乏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工作条件，或者是对中国官僚制度的腐败现象无所适从，因此成效非常有限。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有所转变。随着中国外来投资的增长，要想在中国市场获得利润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外国商人也在提醒我们，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至少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虽然偏远的西部地区仍处于八十年代的生活水准，但我到中国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将北京从“艰苦岗位”的名单中剔除了（许多外交官员对此感到惊愕）。国务院的决定没有错，妻子带了一箱她爱用的品牌的卫生纸来中国，因为她误以为在中国买不到这个品牌；而我则带了一箱隐型眼镜清洁液，后来发现不仅在中国的药店有出售，而且价格比在美国便宜，还附赠眼镜盒。再举一些小例子，早在九十年代前，在中国的一般美国商人就远比在美国的商人过得奢华，家里有仆人、司机，充裕的金钱可负担儿童保育，可以享受成熟的社区服务，持有美国商会的尊贵地位、乡村俱乐部会员身份，打高尔夫，吃最好的食物，并有机会与那些贪图上述享受的人保持廉价的、不道德的性关系。因此，当美国国内机构对与中国打交道感到厌倦时，这些商务代表马上就鼓吹在中国“保持影响力”的重要性。）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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