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4日讯】有一个非比寻常的现象，中国爱滋病高发人群绝大多数是贫穷卖血的农民，他们因在医院救治的被输血而感染者，而不是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是吸毒者和卖淫、乱性者。早在一九八八年，河北省主治医师孙永德已发现血库存血已被爱滋病病毒污染，这起源于九十年代初政府提倡的“血液经济”带来的恶果。
“中国民间防爱第一人”的高耀洁认为这是一起世界罕见的由于政府渎职而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想致富吗？你们想和贫困来争拼吗？要是想富裕起来的话，我就给你们提个建议，那就是‘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想致富，那就是到我们县防疫站和公疗医院血站去卖血，每天都能挣到五十元钱，难道还有比这样的买卖更好的吗？”——这是九五年时，河南省的一个小县的领导向农民宣传卖血致富的讲话，也是中国农村卖血盛行的最重要原因，从中中共政府所提倡的血液经济也可窥见一斑。
河南爱滋患者曹小年夫妇与他们年仅九个月也感染爱滋的婴儿。（AFP）
政府提倡卖血脱贫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一共才三千多人口的村庄，在政府号召下光荣献血的就有二千多人，感染爱滋病的就有七百多人，现年四十多岁的农民李霞，就是该村卖血感染爱滋病众人之一。
她向《新纪元》表示，当时村庄卖血比较盛行的是九三、九四、九五年。因为农村要交税收、交公粮、生孩子超生也要罚款，而且人多地少。政府提倡农民光荣献血，每天用喇叭车、广播、张贴标语做宣传。因此农作完了之后，我们就上血站有偿献血。当时八百cc的献血我们得四十五元钱。
她说：“国家卫生部规定在九二年、九三年单采血浆都停止了，但是当地一些官员仗着自己有才有势，就在我们县、村庄私自开设几家血站。直到在九六年的年初，上面颁布了红头档，违法血站都被暂停。我们村的血站也被查封了、不让献了，很多人也就不再去献血了。”
血站爆棚 卫生条件差
河南省睢县城关镇东关村爱滋病感染者赵勇介绍了当年自己卖血为生中一些血站的情况。他是一九八一年的退役军人，分配在县外贸局工作，由于改革开放，企业由私人承包，效益更差，最后倒闭和解体。为了养家糊口，没有办法走上卖血之路。他说：“没有钱就意味着我们没饭吃，孩子也要失学，就别说其他的了。”
当时在河南平顶山有一个部队的血站——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二医院血站，那里不查蛋白，卖血的人每天有四、五百人的样子。卖血者每天早上三点半就起床去血站挂号了，挂号费五元。
河南省周口地区太康县防疫站有一个血站，每天挂号的就有一千多人，实际合格的占九成以上。采血员每个人要管五到六个人，跟他们换血带，扎针。如果扎穿了针的，采血员不用酒精消毒，而是用手去擦，擦完之后，也不洗手，就再去给别人。
一九九五年赵勇他们自己县也办血站，这个血站卫生条件可以算是全国最差的一个，在给卖血者回输红血球时，也不管是不是本人的，就那样混合著别人的就给你回输了进去。不过混合的也都是同一血型的。血站一直持续了有一年多，直到一九九六年下半年才停止。
李霞表示最疯狂献血的时候是九四、九五年，我们县有三家血站，从来都不做什么检查，去一个采一个。
不正常死亡大量出现 自费检查揭开真相
李霞沉静片刻、陷入痛苦的回忆——灾难降临，死亡之神顾眷卖血的农民时，人们开始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她说：“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双庙村就开始发现不正常的死亡了，但那时还不知道死亡原因。一直到二零零零年，死亡率太高了，而且死的人中99％的都是献过血的。因此好多买过血的人都自费掏腰包去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得了爱滋病。那时候真的是人心惶惶。每天都有死亡的，有时候一个二个，有时候死几个。二零零二年时我们村庄死亡人数都达到二百多人了。因此大家都去卫生部门、政府那里讨说法。”
河南省睢县城关镇东关村也是相似的情况，从一九九九年下半年，他们村有了第一个死于爱滋病的人，当时并不知道是这种病，只知道每天都拉肚子，发低烧，身体慢慢的消瘦，最后剩下皮包骨头。有的从发病到死去，上下没有十天的活期。后来就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了。全村共有七百多户人家，感染上这种病的有三十五户以上。
单采血的99％都感染了爱滋病
到二零零二年六月份，柘城县的卫生局给所有献过血的人进行了免费普查。李霞说：“八月份结果出来了，二千名卖血者中共有七百多人得了爱滋病，有过单采血的99％都被感染得了爱滋病了。但是政府也没有什么相关的政策。”
她表示，之前在县级、市级等一些医院献血，卫生条件还算好一点，一旦下放到村的血站，就立刻不行了。根据当时的普查结果，在九四、九五年买过单采血的，得爱滋病感染率就很高，他们既不检测、也不化验，去一个拿五元的手续费，乙肝什么都不检测。
现在双庙村七百多爱滋病人还存活三百多人，大约年龄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李霞表示听一个当地官员说，河南现在存活的因为卖血或者输血感染爱滋病人还有五万多人。
李霞表示政府现在只提供献血感染爱滋病的免费治疗，但是也只是一些基本的药，如果你想用好一点的药，也要自己掏腰包。如果是卖血得了甲、乙、丙肝之类的，政府不给免费治疗。
赵勇介绍他从一九九三年夏季开始卖血，采全血每次400ml，每100ml是二十五元，一共是一百元钱。
李霞介绍，九三年代开始当时有偿献血采单血八百cc只有四十五元钱，实际上不止这些，大头都被“血头”也就是血站经营者们拿去了。这些人本身是官员，或者出钱买通了官员，拿到批文建立血站，上下联手进行分红。
二零零五年卖血行情，每次抽血四百cc，得一百六十至二百元。因此有的卖血者一月抽两三次，每年就走两次，每次全省转一圈大概三四个月，一次下来能卖三四千块，并认为一大家子种一年的地也收不了这些钱。
去年上半年被曝光的中国的广州一血液中心聘请的物业管理公司主管姜学荣，利用职务之便与“血头”（卖血召集者）联手组织人卖血给急需输血治疗的病人家属，明目张胆地在血液中心进行交易，非法谋取暴利。价格是每单位一千至一千八百元，但有多少真正到了卖血者手中？据介绍血头一年赚几十万、甚至赚上百万元。
国内媒体还曾披露贵州镇远血站原站长骗人卖血敛财数千万。
不允立案 上访被拦截 重要日子被看管
李霞气愤表示在河南，政府规定凡是跟血液有关的案件，无论是输血的或者是卖血的都不允许立案。而且血头、血霸们并没有因为出现大量感染者而得到制裁，至今逍遥法外，有的甚至做上了高官。
她说：“在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我们曾经告过血头、血霸，但是河南法院不肯立案。以前的这里的医院院长，他在经营血站时赚了很多的钱，现在用钱买官，在市里上班。”
因为卖血、输血感染爱滋病的问题，他们不但上告无门，上访也遭到拦截，多次上访都没有走出河南省就被拦截了，唯一一次到达北京连信访办的门也没有摸到就给当地政府给截了回来。每年的重大日子前夕，当地政府要派一些工作人员进驻村庄，将他们看管起来。
李霞曾经因为带人上访，而遭当局关押。她说：“如果有人带人上访，要是被政府知道了就要被关起来。我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带了二百人上访，想跟河南省政府要低保，走到半路被拦截了。当时一个国安就把我和另一个病友拉到公安局了。他们就是有理不让你说嘛。”
爱滋病患者的凄凉人生
河南省感染爱滋病患者每月政府给与的生活费原本才六十元。后来由于他们二零零七年上访跟政府要低保之后，就多追加了低保五十元。李霞表示现在农村一般生活费每月至少也都需要四、五百元，而且爱滋病人还有很多的并发症，而政府给的免费治疗都是有限的，自己还要购买一大堆药品，因此这点补贴根本就不够。
所有的感染家庭的情况都差不多，爱滋病感染者丧失了劳动能力，因此子女们为了父母的，有的十三岁儿童就开始外出打工。
四十六岁的山西省翼城县农民李建军卖血四次后患败血症身亡，在农历新年前死亡，留下两个孤儿。而他每次卖血后换到的仅是一百四十元钱加一桶油或一袋米。山西一家单采血浆站违反卫生部的《单采血浆站品质管制规范》采血，且缺乏必要的身体检查，加上村民献血知识匮乏，靠卖血为生，让村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李建军在死前一个月内曾在曲沃康宝单采血浆有限公司连续卖了三次血浆，换回一百四十五元和三份“奖品”。死前李建军的血红细胞几乎全部消失，白细胞高得异常。山西医学专家称，出现此类症状，很可能是被病毒感染。最后出现败血症、胸部积水导致呼吸系统衰竭而死。◇
本文转自第149期《新纪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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