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轩：专制极权与经济成长可以并存吗？
【大纪元6月5日讯】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香港参加“六四”游行的人数激增，打破近16年来的纪录。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立法会不当的言论引起了反对党严正的抗议，随后即公开承认用字有问题，并就此致歉。其实，曾荫权有问题的不是用字的问题，而是思维的问题，因为他沦入了最常见为中共“六四”暴行合理化的辩白──没有“六四”镇压后的稳定，中国经济就不可能随后高速成长。
中国在这20年来经济有所突破，藉由廉价的劳力与外来的投资，带动沿海地区出口产业成长快速，累积了近2兆美元的外汇存底，造成了一种繁荣的假象。有些人错把现在的情势归因于当时“六四”的镇压，认为因为社会稳定了，所以经济得以良性发展。然而，即便是持有这种论调的人，都不能排除“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可能会更好”这种可能性，因为许多新兴国家（如印度），便同时拥有自由民主制度与高度的经济成长。
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政府曾经一度遭受大规模的国际制裁，经济成长多少受到影响，后来各国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才又渐渐恢复与其关系。自“六四”以后，中共在政策上，要求政治绝对的稳定，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活动都要掐死在萌芽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则举全党和全国之力大力推动，尤其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同时，中国民众因为“六四”镇压阻断了他们对民主自由与政治清明的渴望，人们的政治热情遂转化为单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专制的体制得以牺牲公众利益来换取行政效率，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得到了一个特有的专制红利。
加上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与之后长期的汇率干预，使得中国的商品价格低廉具有国际竞争力，又恰巧搭上了这波全球化的浪潮，才造就了经济的高成长。而这是在许许多多的因素交错中产生的，并不能归因于单一的因素。评论者绝不能泯灭人性、昧着良心说“六四”的镇压是必要的。
而且，这种专制与经济发展并存的现象，其实潜藏着相当大的危机。城乡与贫富的差距持续扩大，地方抗争事件不断增加，只是抗议的声音都被高度管制的媒体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壮大富强的假象。
美国前联准会主席葛林斯潘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新世界》中提到：“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当经济快速成长，解放了许多人，不再只是追求温饱，而且有余裕去思考他们所观察到的不公平，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不公平。中国没有民主的安全阀来舒解这种不安。受到欺凌的人无法用选票把执政者赶下台，只好诉诸造反。…我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可以维持一个独裁式的半资本主义政权，并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相对繁荣。但没有民主程序这个政治上的安全阀，我怀疑这种政权长期可以成功。”
葛老同时预测，未来的中国，如果不是领导人的权力一代不如一代，终而被一个更民主的中国来取代专制的共产党统治；就是共产党为了保留其政治控制，让改革前僵化的经济制度得以复辟，开经济成长的倒车。
简单的说，只要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为了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谁都无法保证“六四”暴行永远不会再发生。没有共产专政，中国的经济会成长的更稳健、更茁壮。未来20年后的中国，乃至于世界会怎么样，关键就看中国人民现在如何作理性的选择了。(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