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3日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愈加明显，中国政府对统计数据不实的担忧愈加深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统计工作新条例公布时，声称：要对涉及统计数据做假的责任人及相关领导者给予严肃处分，“在查处统计违纪违法方面，国家统计局当仁不让”。知情人调侃说：“看来马建堂是要把国家统计局办成第二个中纪委了！”
吊诡的是，马建堂话音未落，国家统计局却不得不为假数据出来辩解——回答关于“一季度工业生产值同比上升，而用电量反而下降”的矛盾现象。国家统计局解释得很专业，普通百姓不太懂，但中国电监会的前副主席邵秉仁则说：经济衰退，用电量下降是事实，地方虚报经济增长数据也是事实。
习惯于按政治需求造假
在世界政治谱系里面，共产党是个习惯于搞运动的左翼政治力量，宣传煽动与敌工情报是其看家的两大“革命本领”。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而不惜造假，又是共产党敌工情报工作的见血封喉之利器。如一九四六年圣诞夜北平发生的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案，是中共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借助这一事件，中共发动平津大学生及知识界驱逐美军的抗议运动。相反，此前发生的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强奸几十万中国妇女的系列恶性案件，却只字不提。
中共不仅在重大政治事件上造假屡试不爽，而且在建国后的文学创作中更是如此，如高玉宝所写的小说《半夜鸡叫》，被周扒皮人物原型的后代经大量考证揭穿，结果是“半夜没有鸡叫”。还有，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收租院博物馆里的水牢、刑具，都是后来为制造宣传效果添上去的。即使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著名作家丁玲，在一九四六年的华北平原温泉屯搞土改时，也降低划成分的标准，把不该列为地主的人家“圈进来”，使无辜的人饱受政治迫害。到她暮年之时还厚着脸皮去访问温泉屯，而不向受害者的后人道歉。
政治造假由于取得掌权者的欢心而疯狂化，如目前不得不因经费与环保因素而停下来的南水北调工程，起源于毛泽东的一句突发奇想的话，毛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可以调一点来。”随后，成百上千的专家、工程人员论证，直到强行开工。比之于由造假而致的大跃进、大饥荒之人为灾难、几千万人的死亡，南水北调工程的危害是隐性的，但是其为害后果会殃及数亿人、时间上要长达数百年。
公共人物有权信口雌黄
二○○九年三月份的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对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投了大量不信任票。这一现象被外媒认为是中共体制内民主的一大进步。然而，更多的人大代表说废话、说虚话、说胡话的势头却丝毫没有变化。比如全国人大代表、社保部副部长张小建就二○○九年就业形势谈话时，随意说出“约有一千二百万城镇人口不能就业”。其实，这个数据是二○○七年该部前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属一个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即便研究方法没任何问题，仍然没考虑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
拿全球经济危机当借口，隐瞒自己为利益集团说话的真实动机，也成了一些大牌经济学家的好技法，如北大某经济学教授与深圳官场及房地产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出来赌“深圳房价只涨不跌”。在赌局失败后，他敷衍说：“没预料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这么严重。”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一直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因此国务院在年初就下发通知要求大学和有关部门做好工作。到政治敏感日“六‧四”前一天，社保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高调公布：“我国高校毕业生签约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五，有二百七十五万实现就业。”实际上，许多学生如果不与一个公司签个名义上的就业协议，就拿不到毕业证。有的学生干脆花三五十元私刻一个本不存在的公司名字的公章，签个所谓协议。真正的就业数量尚达不到一百五十万人。换言之，有四百多万应届大学生无业可就。人社部如果据实统计，那就不言自明地证明了人大代表、副部长张小建的一千二百万之说显系信口雌黄，除非把大学生排斥在“城镇就业人口”统计范畴之外。
恶政总以人民为“善马”
中国俗语讲：“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个俗语更能刻画恶政对人民的心态。先是浙江杭州飙车案，警方公布肇事者时速七十公里∕小时，而后又说“经勘察，确定在八十四点一至一百零一点二千米∕小时之间”；后是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先以故意杀人罪批捕，后又以防卫过当罪起诉。
当权者自以为聪明无比，但迫于公众压力又不得不自搧耳光。飙车案的七十公里∕小时的速度测定会大大降低行为人的责任，很可能赔钱了事，到了后来出了“八十到一百”后，杭州官方不得不做样子称“严肃查处肇事者”，而此前杭州当地报纸无一例外地被禁止报导该事件一天。外媒称：杭州官方受到了民意的巨大压力，才公开讲话并放开报导。
对于邓玉娇案件，任何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面对两个男人欲施暴的行为，采取强硬防卫是绝对正当的。仍是在舆论压力之下，官方改由防卫过当罪起诉并定罪，但免除处，当庭释放。
在良心与功业之间徘徊
保护官员的面子乃中共政权的一个重要目标，如央视大火“烧走了恋钱的赵化勇”，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发言人则说赵“由于年龄原因，正常离任”。实际上呢，赵在大火烧起的四个月前就该按任职年限离任，只是他想主持央视新址全面落成的典礼，“人生再辉煌一把”，才落得“引火烧身”的结局。
据了解这位新闻强人的央视高管透露：“赵化勇最担心自己在老江的指挥棒下，用舆论工具镇压法轮功，落个出国被抓的下场。”另一位知情人士则说：大火之前赵时常一个人发呆，有时关在办公室里一天不出门，电话都不接，“人们认为他的精神方面出现了病变”。
中共宣传系统把赵化勇恋栈而致的“软处分”以及本身精神失常的个案，推广开来议论，称之为“赵化勇现象”。在良心与功业之间徘徊是这种现象的经典，但它从一个侧面上说明赵化勇虽有罪恶，还未至丁玲那样的厚颜无耻。
转自《争鸣杂志2009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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