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7日讯】季羡林去了，任继愈去了，有人称他们是中国最后的大师，并说中国从此再无大师等等。心情可以理解，说法不敢苟同。
说的人或者是悲伤过度，或者是失魂落魄，我觉得大可不必。等追思会追悼会过后，他们就会好转起来，依旧该扒灰扒灰，该起圈起圈，该嫖的嫖，该剽的剽，只是每年此时再把大师抬出来晒晒，说学生难忘啊，学生感恩啊……
最可怜的就是一天悼念两个，半天季老，半天任老，追忆那个时想着这个怎么纪念，追忆这个时想着那个怎么回顾，累得不轻，不过收入还好。
大师是只饭碗，文字是根拐杖，中国这样要饭的人很多。此时的许多人或许感到了日子艰难，而且今后越来越难。大师去了，招牌没了，蹭吃蹭喝的日子不再，如何是好？于是他们就悲伤过度，或者失魂落魄了。本来应该一个个哭，仿佛歌手赶场一般，结果只好把两个混哭到了一起。可以理解，成本需要。
不过或许正有两拨人高兴着：一是盗窃字画有关人等。事主去了，这事可以了了，再纠缠也是死无对证；二是那些依旧苦熬的“准大师”们。中国文化——或者所谓“国学”——现在正是真空，需要有新的大师补缺，类似填房。
其实大师就是为了去的，老的不去，新的怎么出头？君不见余秋雨等已经按捺不住，急于请官寻托儿为自己加冠正名了？所以不要杞人忧天，说日后再无大师等等。我对中国的什么都有担忧，惟独对大师的诞生保持着百分百的信心。去了季羡林，还有翟鸿燊；去了任继愈，还有余秋雨吗。何愁何惧？
中国本来就是一块盛产大师的地皮，从这块肥沃的地皮上诞生的大师比起大师傅来并不歉收，而且有时我也分不清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喂脑袋这点上他们确无区别。
我生平最仰慕两种人：孩子时我最仰慕的是大师傅，后来才是大师。我觉得一个有大师的时代是幸运的，能与大师同世是幸福的。我们是幸福加幸运，刚好赶上了一个大师云集的世道。我走过的地方也算不少，每到一地，我都能或多或少地邂逅大师，这样的好运气渐渐令我毛骨悚然。体育的不必说了，人家本来就有“大师赛”；音乐也是一样，人家有“大师班”。至于中国足球中许多队员都有着“大师般的脚法”，或者“我铲球更像大师”等等我也心悦诚服——你不服就是和自己的身心过不去。
我所恐惧的还是文化大师、国学大师、国画大师、书法大师、气功大师、算命大师、取名大师等等。朋友常说：今天给你介绍一位元大师认识。于是介绍，我也终于有了机会就近仰视大师。一来二去，我就看到了一些连人还没有做全的标本，我由仰视转为了欣赏。
也许大师本来就不是凡人，所以他们不屑做人。这样一想我就通了，知道了所谓大师与人的差别。拿一个不敬的比喻，它很像二奶与妓女的差别。二奶绝不屑做个妓女，她们宁可降格去做小三。大师也是一样，他们宁可由“国学”而委身“企管”、“行销”，也绝不会去做些真正的学问。
这样的现实多少令我觉得有趣，我私下断定中国只要活的根本没有大师，我们也只能目送着费穆、傅雷、马思聪、钱钟书、杨绛……渐渐远去。或者我们眼光向外，感激于能与帕尔曼、帕瓦罗蒂、米兰‧昆德拉、索尔仁尼琴、斯皮尔伯格、马拉多纳、罗伯特‧德尼禄、梅丽尔‧斯特里普……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大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真正的大师？陈丹青以为是环境与体制的缘故。环境与体制确实重要，比如马友友在美国能够成为大师，要在中国他只能成为马之友；傅聪在英国能够成为大师，而在中国他只能成为死尸。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但我想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人本身。
就以电影为例，中国为什么不会出现罗伯特‧德尼禄或梅丽尔‧斯特里普？因为中国的女演员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婊子或戏子的标准来定夺的；中国的男演员好些，不是按照嫖客流氓的标准，却是按照小白脸、小白痴、吃白相的来挑选。在这样的规则与潜规则下，他们个个都不能长大成人，何况成为大师？有人会说，不对啊，他们都老了啊，不都“德艺双馨”了？那是另外的标准，与本题无关。
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大师级的导演？原因也在这里——当初决定演员的就是他们，所以他们也被演员决定了。没有大师级的演员就不会有大师级的导演，相反也是一样。
中国的导演喜欢追求电影之外的一切，所以他们可以成为“文化专家”、“色彩专家”、“场面专家”……，惟独不能拍出有人性的电影。没有人性，便无所谓大师。
中国的教育也是一样。按说大师最与教育有关，没有产生大师的教育，那就只好绝育。
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庸才的乐园——老师以培养庸才为天职，学生以成为庸才为己任。全世界的教育都是教人如何独立而优秀的，惟独中国教育是教人如何学乖，如何狡猾，如何装傻的。由此也就奠定了中国没有大师——或者只有惯于欺伪诡诈的大师——的现实。
大师当然不能从庸才、从学乖中产生，于是只好一乖到底，请上面来任命。但任命也不能产生大师，如同自我吹捧或雇托儿炒作一样。于是还有第四法，就是熬年头儿，当熬到了人瑞的地步不是大师也只好尊为大师了——敬老也是中国文化的灵根，所以中国的大师一定要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谐。
我一直在想季羡林先生坚辞大师称号的原因。我想他该是个活透了的人，他是不希望自己成为食物，既不愿被人翻炒，更不愿被人来吃。事实是想要吃他、正在吃他的人太多，不光是关门开门的弟子，门里门外的徒孙，也还有卖房子的、贩字画的、弄媒体的……，这就是大师的命运，不是他自己愿意被吃，而是大家愿意吃他。
实话往往不敬，我从不认为季羡林先生算是大师，因为我没有读过哪怕一篇他的文字。光是看到他弄的文字全世界只有两位元数的人能懂，我就对他敬而远之了。他应该成为老年“风语者”，而不是大师。假如辛格拿意第绪语写作，他也不会成为大师，影响世界。我没有读过季羡林，也算不上遗憾，只要那些“大师长大师短”的人读他就好。
我想真正的大师取决于他离人心究竟有多近，人们了解他的欲望究竟有多强。大师能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他们的挚友与导师，人们能在他那里得到最好的慰藉与感奋。正如罗曼罗兰评价贝多芬所说：他不仅依靠伟大的作品，更依靠伟大的人格取胜。空有作品的不是大师，或许是个坏种；空有人格的也不是大师，或许是木乃伊。
所谓人格并不是一个教授必须的，所以我们并不奇怪有如此之多的嫖妓加剽窃的“二PIAO教授”，而这些也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做着教授博导，把自己的学生着力培养成“二PIAO弟子”。但在大师不同，大师的人格无须完满，而是魅力。大师不必成为完人，但也一定不是猥琐、欺诈、乏味之人。这也正是我们缺乏真正大师的另一个原因——他们总是衣冠楚楚后才能被端上台来，展示着陈老乏味的“国学”与“文化”的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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