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真相》的真偽 –《天安門真相》出版之我見（3之1）
第一次偶然听到《天安門真相》一書，是從一位与此事有關聯的朋友處。我立即感覺到：這是一件大事，必須予以高度重視。果然，消息一出，全球嘩然。人們對此議論紛紛。各种觀點、各种分析、各种立場盡顯無遺。連日來，我帶著將信將疑的態度，將所有能找到的、關于此書的中、英文報導，都仔細研讀了一遍。到昨日深夜看完全書（英文版）后，我才自信對應該了解的信息有了大致的掌握。作為一名89民運的參与者，我自認有必要在這個關鍵時刻公開站出來發表自己對這一歷史性事件的看法。
我想先談談一個熱門話題──《天安門真相》是真、是假。
從目前的种种跡象及我所查閱過的資料來看，本書可信度很高。理由有四：
（一）假設它是杜撰的，則這樣龐大的文字工程非一人所能辦到。而且，發表如此敏感的材料，無論是真、是假，都有面對极刑的危險。我相信，沒有人會愿意冒著生命危險并背上千古罵名，而与他人合伙杜撰這段令世人矚目的悲劇史料。因此，本書杜撰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二）從事這种高風險活動的人，一般可能出自如下兩個動机之一：一是為了某种理想或使命，二是為了獲得巨大私利。當然，還有一种情形，就是被逼得走投無路而孤注一擲。這种情形一般是個体行為，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在這次集体行動之外。而第二种情況，那是可以開出天价的。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選擇將它公之于世，讓世人來評論。可能有朋友會問，如此不也一樣可以坐收巨額版稅嗎？答案很快就會分曉。根据本人的了解，作者張良個人（或集体化名）等与此書有關的人，無意收取物質上的報酬。因此，第一种情況的可能性最高。既然是第一种情況，參与此事者當然不會去編造一個如此巨大的“謊言”了。
（三）無論是已經公開表態的中、外人士（包括鮑彤、嚴家祺、丁子霖、阮銘、陳一諮、黎安友、林培瑞、李洁明等）還是我私下接触到的朋友，都几乎一致地認為本書的真實性很高。他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此作了深入的分析。例如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就表示，他查証了文件中所提到的、當時部份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在美國舉行有關會議的情況，与事實完全吻合。其它例子不胜枚舉。而与此同時，除网上一位匿名人士及國內一兩、位御用文人認為這些文件屬于偽造之外，鮮少有人公開站出來對此提出質疑。而這些“來無蹤、去無影”的匿名“游擊隊員們”用來質疑本書之真實性的所有根据，基本上都不值一駁。而且，從他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不真正了解《天安門真相》的內容。因此，我不得不相信它是真實的，至少現在如此。
（四）從中國政府這几天的過度反應來看，本書應該有它一定的事實根据。否則，當局用不著如此緊張。我說的當局反應，既包括公開的，也包括非公開的，既包括官方的，也包括“非官方”的（其實也是官方的，這是他們的傳統做法。不過是換一种形式替自己粉飾、壯膽罷了）。他們依慣例首先讓所謂學者出面挑戰本書的真實性。其次是變換各种花樣，以匿名或化名的方式在网路媒体上展開連綿不斷的攻勢，既有講理的，也有謾罵的，當然，也少不了給作者扣上“賣國賊”大帽子的。接下來再在外交部的新聞會上辟謠一番。不過，細心的朋友也許會注意到，這次發言人朱邦造居然沒有直接斥責作者造謠，而是泛批造謠者（朱邦造原話：“任何人使用編造材料、歪曲事實的卑劣手法重新炒作此事，圖謀搞亂中國都是徒勞的”）。我曾与几位熟諳中共思維的朋友分析當局對此事件的可能回應。大家一致認為，假如此書确是根据真實文件及材料編寫而成，它無疑會給中共制造一個巨大的難題。當局要嘛回避問題，要嘛否認它的真實性。如果否認它的真實性，他們將來就要背上向全世界撒謊的臭名。因此，對他們來說，最無需費心的選擇就是回避。換句話說，如果他們含糊其詞，顧左右而言他，這就基本印証此書的真實性。
最讓我相信此書之真實性的是：從中共透過ＣＢＳ首次透露此一消息那一刻開始，它就迅速作出了在國內全面封鎖該消息的決定。我們都知道，過去《中文雅虎》、《新浪》等國際性中文网站，一般都會与其它國際媒体同步報導重大事件。中國政府也沒有太明确地設限。但是，這一次，我們在這些网站上看不到關于此書的只字片語。很顯然，這是受制于中共的結果。凡此种种，均顯示中共對此書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這不正証明此書的殺傷力嗎？一個偽造的東西，又怎么可能令中共最高當局如此緊張呢？
以上四點根据情理來分析《天安門真相》的真實性。此外，我本人對這些文件的具体內容，進行了一番分析，也得到相同的結論。至于有人認為這些文件的措辭有別于當事人的語言表達風格，這純粹是由于他們的疏忽所造成的誤會：我們現在所見的中文文本，不是原版的中文，而是從英文版翻譯過來的。本人多年前亦曾遭到過類似的質疑。當年我撰寫了一本書，介紹“6 4”后湖南民運遭到全面鎮壓和當地政治犯受到迫害的實況，由美國人權觀察出版。而根据他們的要求，該書的中文版只能從英文版翻譯過來。因此，我們只能請人將英文版再翻譯成中文。結果，有一位在書中被提及的朋友，在讀完中文版初稿后，向我和人權觀察提出了十余處修改意見，如建議將“解雇”改成“開除”，等等。（我的原始中文稿本來是“開除”，后經中譯英，再英譯中，就變成了“解雇”。原因是：我們聘請的翻譯是海外資深新聞工作者与翻譯。他使用的是在海外流行的語言体系。當時，我也不理解出版机构為什么作出如此要求。不過在我了解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后，我完全理解他們的做法。這牽涉到諸多的法律問題。他們只能嚴格依照法律行事。）
當然，以上分析并不表示我認為《天安門真相》沒有任何地方值得質疑。畢竟，它是人的作品，而只要是有人參与的事，就一定帶有人為因素。歷史不也是這樣寫成的嗎？更何況作者与編者均已明确表示部分地方曾經作過文字處理。不過，只要這些文件的整理与編輯是憑著當事人的使命感与良知完成的，我們又何必再苛求什么呢？一邊是大義，一邊是小節。我們是應該重大義、還是求小節？捫心自問，我們不難找到正确答案。
但愿這場《天安門真相》的真偽之爭，不是由中共蓄意挑起的。如果是，我相信它也將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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