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臺灣與大陸的徵地糾紛體現了制度的差別
【大紀元7月30日訊】臺灣苗栗大埔地區因為擴大徵地，以公告地價，強迫農民賤賣土地，引發民眾不滿，政府出動機械，強行拆毀農田。7月17日上千民眾夜宿凱達格蘭大道表達抗議。苗栗縣長劉政鴻本來態度強硬，堅持政府征地有理，但是後來在國民黨政府高層壓力下，被迫向農民道歉，並決定還地給農民，不再徵收。這一引起臺灣社會關注的事件才搞落幕。
值得注意的是，其實在被徵收土地的900多戶農戶中，反對徵收的只有20餘戶，只占總數的2%。這是劉政鴻原來立場強硬的主要原因。但是為什麼國民黨高層寧願放棄地方開發的利益，而強迫地方官員接受這2%「釘子戶」的要求呢？背後原因恐怕還在政治層面。年底國民黨面臨五都選舉的考驗，執政成績不佳，民進黨來勢洶洶，都使得國民黨在民意支援度方面戒慎恐懼，不希望出現任何紕漏。反對征地的農民雖然只有2%，但是因為涉及國家公權力是否侵犯個人利益的問題，不僅農民運動組織和知識界廣泛動員，對農民予以聲援，反對黨也借機凸顯當局的蠻橫。為了在年底的選舉中能夠獲勝，這2%的少數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以臺灣的大埔事件來對比中國大陸的類似情況，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眾所周知，當今中國最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或者說，官民之間最大的矛盾焦點，就是遍佈全國的拆遷爭議。地方利益與政府勾結，強行以低價徵收農民和市民土地以及房屋的事件，無論數量還是惡性程度，都遠非臺灣的大埔事件可比。但是我們很少看到民眾的抗爭真正能夠得到公正對待的例子，不要說反對徵地的民眾之占2%這樣的比例，就是被徵地的農民全部反對，政府也很少會取消徵地的決定。拆遷與征地的問題很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火藥桶引爆的引子。
同樣的社會問題，在大陸與臺灣有不同的解決辦法，出現這樣的不同，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政治體制的不同。有人說，國民黨高層並非真心幫助農民，只是考慮大選將近的政治利益。這話不錯，但是也揭示出了問題的關鍵。那就是在一個民主的體制下，儘管也有可能出現地方政府貪圖利益而侵犯人權的實例，但是因為有定期的選舉制度存在，就算是政府可以動用公權力裡強行落實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蠻橫很可能導致在下一次大選中選票的流失。因此，不管他們內心是否情願，已經成形的制度對他們形成了硬約束，使得他們不得不接受社會的監督。相反的，在中國大陸，面對土地糾紛，地方政府沒有制度上的任何硬約束，一旦群體性事件擴大，他們還可以以社會穩定為理由，要求中央政府以國家暴力來解決利益糾紛。在這樣的體制下，人民的利益當然不可能有保障。
中共的宣傳喉舌在提到臺灣的民主化時候，經常說民主導致混亂，甚至是一個笑話等等，但是對比大埔事件和大陸的拆遷糾紛，我們可以看到，再差的民主制度也比最好的極權制度更能夠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