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民間維權運動的困境(上)

【大紀元11月25日訊】盡管，我在《民間維權在肅殺中成長》一文中，對民間維權的最近發展，做了正面的描述和評論。但是，那篇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知識界的維權運動，通過网絡的聚集和對個案的持續關注而初見規模。然而，我也時刻意識到大陸民間維權所面臨的嚴峻處境和巨大困難，不要說知識精英和工農大眾之間仍然橫亙著巨大的鴻溝，使大陸的民間維權難以形成各群體之間的相互支援，就是知識界的維權本身，不僅參与廣度極為有限，而且在有限的參与者內部，也難以用同一個聲音發言，而處在體制內外的割裂之中。對此种分裂，任不寐先生的《李思怡之后，何為？》（載于“不寐思想論壇”）和余世存先生的《中國人是否應該在體制內生存？》（載于“多維新聞网”）兩文，有著更詳盡的論述，我就不再贅言，而將重點放在知識界与工農大眾之間的斷裂上。

僵化的制度現實和分裂的社會狀態，使維權運動的前途并不光明，离真正的成熟還有不小的距离，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在所有困境中的最大困境，不是政權本身的僵化和鎮壓，而是維權運動本身的內在分裂。与中國社會的城鄉之間、中心与邊緣之間、強勢群體与弱勢群體之間的斷裂一樣，民間維權運動也處于斷裂狀態。具體而言，就是大陸最草根的民間維權与知識界的維權之間出現斷裂。

在進入新世紀的大陸中國，民間維權的草根運動，主要由兩大群體承擔：利益嚴重受損的工農大眾和受到嚴厲打壓的法輪功群體。工農維權的困境，不僅因權利匱乏而處于分散狀態，而且因在精英中缺乏利益代言人而陷于失語狀態，只能進行自發的上訪、示威、請愿和個體的極端行動。知識精英對工農維權的關注，還只處于個別化分散化的水平上，無法形成有效的力量凝聚.

法輪功作為半信仰半健身的气功組織，本來与政治毫無關系，而主要是滿足了普通百姓的強身健體和社會交往等需要。然而，江澤民政權的野蠻打壓和法輪功信徒的頑強反抗，使之演變為六四以來最大規模的民間維權運動，法輪功在迅速政治化和國際化的同時，也變成了國內公共輿論中禁區。所以，法輪功維權因過于敏感而罕有社會精英敢于公開關注，致使這一爭取信仰、言論、結社和人身等自由權利的草根運動，在經歷了頗為悲壯的反抗之后，在國內逐漸趨于被迫的沉默。在獨裁政權不准信仰的鎮壓之下，法輪功維權所表現出的堅韌和勇气，足以令自稱有良知的知識界汗顏。說句重話，中國知識界對法輪功受到殘酷迫害的集體沉默，無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帶來的巨大恥辱。

也就是說，當社會各階層的維權只能在孤立無援中獨自掙扎時，任何一個單獨的群體（即便人數再多的群體）在与國家机器對抗時都無法取得成功，無一例外地被政府的鎮壓和收買的兩手策略所分化所瓦解。而當最廣大的弱勢群體在強權壓制下的維權運動，得不到社會其他各界、特別是精英階層的支持時，中國社會的漸進轉型和人權保障就將遙遙無期。在中國，已經有太多的草根維權運動，皆因缺少社會精英階層的引導和支持而凄涼收場。對于這些草根維權，除了個別知識分子著文關注之外，國內知識界再無任何群體性反響。

同時，這种分裂還表現在言說与行為的悖論之中。在他們的言說中，農民和城鎮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卻成為知識分子用以贏得學術地位的資源，更成為“新左派”复活毛澤東主義的經驗支撐，其中的極端者用“格瓦拉精神”來宣揚無產階級的仇恨和革命。而在現實生活中，宣揚者自己卻對身邊的罪惡視而不見，完全按照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自我推銷，享受著“精神白領”的物質生活与審美情趣，開“奧迪A4”，住高尚社區，出入于三里屯酒吧和建國門的外交公寓；他們忙碌地往返于中國与美國之間，名曰文化和學術的交流，實質上更像文化掮客和學術販子；他們渴望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邀請，更渴望榮獲西方標准的國際大獎，甚至為此還不惜拿赴美簽證來自我炒作，而他們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言說，卻沉溺于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激憤中。

中國知識界与工農大眾之間的斷裂，形成了左派的民粹主義悖論和右派的市場主義悖論，而在根本上，這种斷裂來自知識界的言行不一的犬儒化生存方式。

–轉自《觀察》http://guancha.org(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