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48)

‧24（下）　將與死亡場告別時

小羅死後，我與難友王克勤同志曾共同向一分場黨委幾次指控了盛桂林的罪行。分場黨 委竟表示「無能為力」，因為雲山畜牧場已把盛桂林「烙上紅印」了，「就等著摘帽了」。盛桂林本人則更拉長了他那耗子臉，瞅著一口大黃牙，對我威脅說：「告 訴你：你不要以為離開了雲山畜牧場，就可以翹尾巴了！告訴你：天下只有一個黨！這裡的黨組織，只相信那裏的黨組織已經信任了的人！你還想抱打不平，真是白 搭！告訴你吧，我也是擅長政治鬥爭的！你不要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解放後在海軍政治部宣傳部做上尉助理員。

　　

盛桂林日常曾自詡：他曾在中央某機械工業部搞過共青團領導工作。

　　

果然，這一次在我們這個排，全排數十人，偏偏只有盛桂林一人被摘去了「右派」帽子，說他已「改惡從善，改造好了」，而已經慘死的小羅卻仍然戴著「右派」帽子。真是「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老天爺」完全瞎透了眼，暗無天日了！

　　

不過，我堅信但丁的那句話也是一條真理：「一切罪惡，都遭天怒。因為他的目的終是損害別人：或用強力，或用詐術。」任何人物的惡行，遲早總會得到報應的！

　　　　　　　　　　　　　　　　　 五

那幾天，在一分場的基建隊，我們簡直成了一群叫化子，一天兩頓飯幾乎都是「乞憐討要」才弄到嘴的。

　　

每頓飯，我們都要在基建隊伙房專門為我們開的一個小窗口前，排成拐成幾道彎的盤蛇陣，一個挨著一個地捧著又髒又大又黑的大海碗、搪瓷缸、罐頭盒、洗臉盆等五花八門的「飯碗」，按名單上前去要來一杓稀粥和一個小窩頭。

　　

基建隊的事務長和炊事班長把守在窗口，緊緊地盯著我們每一個人，生怕我們有人打雙份。在打稀飯時，吃得紅紅胖胖的、相互扭扭捏捏眉來眼去的男女炊事員們，故意給我們浮上撤稀湯，還不把杓兒撒滿，這使大家很憤慨！

　　

俗話說「飽時一鬥不足惜，餓時一粒貴如金。」我們每天只有七兩帶殼兒的高粱或玉米，滿打滿算能夠吃到嘴的，不過只有五六兩糧食，已經少得不能再少了。 再經過這麼一番剋扣與掠奪，到我們口中的糧食就更寥寥無幾了。打漁隊打到的泥鰍和蛤甚螟，本該當作正常「改善生活」的菜供應大家，但隊長和管理員們卻利用 我們在這種特殊狀態下的飢不擇食、不惜「斗金換粒米」的特殊心理，竟要外加五角錢才賣給我們一小碟，而且裡面只有五六條小泥鰍或三四個蛤甚蟆，後來又減少 到兩條小泥鰍加三四塊半個銀圓大小的薄蘿蔔片。

　　

要知道，那年月的五角錢非今天之五角錢可比。那時在北京，國營糧店最上等的小站米也不過一角九分七或兩角五分錢一斤。這就是說，幾條小泥鰍竟賣到兩斤多小站米的價錢，這又怎能不令人更加憤慨？

　　

當大家憤憤不平地紛紛提出指責時，事務長和炊事班長居然毫不掩飾地說：「你們都快回北京了，又過好日子了，我們不在你們的身上撈一把向誰撈？」

　　

這是什麼話？！在「吃人的舊世界」，許多地主老財們慣於利用災荒饑饉之年高抬糧價，搜刮民脂民膏，那不足為奇。沒想到，在我們這個號稱「不吃人」的新世界，一些共產黨員幹起這等事來，其行徑竟也同樣地張膽明目，不以為恥，這是為什麼？！

　　

就在這當口，我對那個年輕而兇狠又流氣十足的炊事班長說：

　　

「聽說你還是一分場黨代會的代表，你竟然也說要『撈一把』，你不覺得這與你的『黨代表』身份不相稱，是非常可恥的嗎？」

　　

「什麼『可恥』？」他咆哮開了，「我是『黨代表』又怎麼樣？你敢出來說話，難道在你們這夥人中就是你的骨頭硬？」

　　

「我的骨頭硬又怎麼樣？」我也大聲說，「我看你這種神態就不像個共產黨，而是『刮民黨』！」

　　

他愣了一下，馬上說：「怎麼？你想帶頭暴動嗎？」

　　

「如果你們再這樣殘酷地剝削大家，迫使大家忍無可忍，鬧一鬧也未嚐不可！」

　　

這時，雙方都出來不少人一齊大吵大嚷，嚷得那間小屋子似乎都快炸開了。

　　

對於這樣一種局面，基建隊乃至一分場的領導，竟然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說一句公道話。

　　　　　　　　　　　　　　　　　 六

我們餓得實在沒法可想，只好不時到家屬宿舍的一排排平房前面長長的垃圾堆上，撿些大蔥根、胡蘿蔔頭充飢，當然都等不得去沖沖洗洗就向嘴裡塞。有幾次，我一撿到洋白菜根，就都像啃甘蔗段似地，用牙齒撕去外面污穢不堪的硬皮，生吃裡面的嫩瓤兒，覺得比鮮嫩的黃瓜還甜美。

　　

身處這種絕境，對來自雲山畜牧場的最新傳言也就毫不足奇了。據說在我們離開雲山之後，那裏每死一個「右派」，都有好些人自告奮勇地爭著去守護死者，為的是爭取那一兩個小小窩頭的夜餐，有時甚至不惜「拚命」地大打出手……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人世間』啊？」我想，難道僅僅因為飢餓，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心理狀態就應該發生如此的劇變嗎？沙俄時代的著名作家陀思妥耶 夫斯基，被尼古拉皇帝流放西伯利亞十年後所寫成的被公認為觸目驚心的傳世之作《死屋手記》中，也沒有出現過人類精神如此急劇墮落的景象啊！

　　

可是，在我們這個號稱比以往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文明、都進步的社會的一隅，對人的「改造」場所的一角，一些「改造」人的人尚且缺乏人性，一些被「改造」的人也就「法之以師」了，儘管表演的形式不盡相同。

　　　　　　　　　　　　　　　　　 七

離開一分場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時，我才發現農場賣給我的那份作為一分場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糧食的四斤農場土造餅乾通通不見了。裝這四斤餅乾的 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後的雪地上。這甭說到北京，就是從一分場到虎林、密山間的輝崔火車站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我也沒法餓著肚子走過去。

　　

我急了！硬著頭皮要求場隊領導再賣給我一份，我照樣再付四斤全國通用糧票和四塊錢，甚至出雙倍、三倍的糧票和錢都甘願。但是不論我說了多少次，他們連一片餅乾也不給，理由是他們「做不了主」，要我去找分場黨委許書記。

　　

許書記全身乾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場部的小飯館裡，與分場黨代會的幾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員共享早餐。

　　

他們的早餐很豐盛：八人一桌，魚肉成盆，餅乾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隨意喝。我站在許書記身邊，告訴我的難處和病痛，要求他額外批准，多少照顧一點，我給雙倍、三倍的糧票和錢。

　　

許書記向我瞪著一隻眼，乾瘦的臉上毫無表情。所有在場吃得滿頭大汗的人們，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無動於衷。許書記夾了一大塊紅燒肉塞進嘴，邊咀嚼邊向我大上政治課：

　　

「現在的糧食問題，已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黨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人的定量，一定要從嚴掌握。誰丟了口糧誰負責，黨管不了！」

　　

一看這陣勢，我二話沒說，就出了這小飯館。心想，就是過去的地主資本家們，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鐵石心腸，忍心看我這樣一個垂危之人，在風雪饑寒 中漫途跋涉。在座的這些共產黨員，其中還不乏從戰爭中熬出來的共產黨員，竟然就能夠這樣狠心無情！他們還正在舉行什麼黨代會，少不了還要高唱什麼「英特納 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可是看來在他們的那些腦瓜子裡，莫說共產主義者的靈魂，就是正常人通常應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還是一片荒漠！

　　

那是1960年12月底。對於我們在北大荒兩年零八個月的令人髮指而又哀傷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歷其境，不但我這樣的人不敢相信這會是事 實，就是資本主義世界裡與我們人生觀價值觀相對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動的小說家，恐怕也很難想像出在我們這個又進行了整整十個年頭「社會主義革命 與建設」的國家裏，會發生如此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黑暗與恐怖。

　　

另一方面，這段經歷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透視了社會，領悟了人生，認識了自己，獲得了許多書本上讀不到、別人也難以言傳的知識與體會。

　　

又一想，這也不能完全責怪農場的一些領導者。全國億萬人浮腫病倒，千百萬人餓死或餓得奄奄一息，無數個村莊草盛人絕，新墳纍纍，餓殍載道，野犬爭相食……如斯悲慘景象的出現，充分說明那所謂的「三面紅旗」，不過是徒有其名。

　　

古云「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如果有人把古今統治者的「道、法。術、權、勢」這五部曲唱到最後一曲，那就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絕路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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