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國》第三章 參觀日(19)

首先是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在這個沒有法制、腐敗猖獗的社會中，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美國商界絕不會忽略中國政府部門。事實上，要想在中國獲得營業執照－－即加入遊戲，不僅僅需要與上面人士拉關係，還需要與幾個下面的人士同時打通關係，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員。一個公關公司如能吸引具龐大人脈且有相當級別的前政府官員加入（用我們的行話），就能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羅拉、斯科和柯達等大公司都有專門的強大的工作部門負責與中國內部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這只是例外。大多數公司需要透過我們去與中國官僚隊伍建立關係和依賴我們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們從中抽取傭金。

其次就是與公司總部的關係，儘管在我們的手冊中沒有列出。當某個公司總部的執行總裁或者更糟糕一點，是財務總監宣布即將到北京來，很多公司駐華代表都會不露聲色地陷入緊張之中。為避免被問到一些有關盈利方面的問題，第一道防線就是準備大量的套話；因此，我們會為他們預備大量的簡報和幻燈圖片：都是高品質的、謹慎樂觀卻又模糊不清的關於市場發展機遇的長期計畫，同時又靠指出與當地政府交往中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而為自己留有迴旋餘地。

第二道防線就是雇用幫手，那就是我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會議上我們扮演獨立的審計角色，表示在經過多番精心調查和驗證後，十分贊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場計畫。

第三道防線是，總之，讓執行總裁或財務總監應接不暇。這又會用到我們：我們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滿檔，不僅僅是娛樂，還有與中國同行舉行座談和宴會，讓他們產生一種滿足感，即便所討論的細節沒有一項落實到實處（在中國，要想細究一個問題可能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

國會代表團和執行總裁們的活動排得滿滿的，不停地在賓館、宴會餐廳和駐外機構之間來回穿梭著。來訪者回到美國後通常會感到精力充沛，一般而言對中國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變化，這幾乎成為一條定律。確實有個新中國，他們親眼見到了。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這是因為，除了所有的公關手段和奢華的食宿外，我們還保持了一種拓荒者的魅力，讓眼神帶有火一般的信念，那種敢於在任何蠻荒之地安營紮寨的美國式信念更能贏得信任。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會保持這種信念－－雖然我也懷疑中國會在政治上與美國走到一起－－我最先的回答是，能夠為美國在華商界服務並盡我所能，使我深感榮幸。如果我們與外界打交道的原則就是愚弄外國人－－那些吝嗇的國會工作人員和虛榮的執行總裁們，那就對了，我就是想愚弄他們。在這個寨子裏，洋溢著友情，可以享受大盤的水果，和隨之而來的身分地位。過去我就像一條流浪狗，在寨子外面打轉，直到他們讓我進去為止。現在我可不想被趕出去。

在這個寨子裏，我們可以放鬆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詹伯（Jimbo）的公司設在北京的辦事處生意蒸蒸日上，他這個首席代表英俊魁梧，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天晚上，我們在他的寓所喝酒，他用一種低沉的、近乎於懺悔的語調向我講述了他們公司執行總裁在北京的短暫之旅。

旅行進行得很順利，執行總裁非常高興；詹伯不斷開闢新的商機，北京公司的利潤開始上升。大部分重要的商務會談都結束了，日程安排上還有一、兩個小時的空檔，所以詹伯想，他可以帶執行總裁到地處使館區的秀水街轉轉，那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市集，滿街都是中國小店鋪，主要是向外國人兜售各種仿冒的衣服和貨品。

當他們走在秀水街上，一個擦皮鞋的小孩忽然靠近詹伯，為了使詹伯光顧他的生意，他在詹伯的鞋子上擠了一小節鞋油（這是中國鞋童慣用的、令人頭疼的，專門對付白人商人的伎倆）。這雙皮鞋是詹伯在每年一度的華盛頓之旅中剛剛花了二百美元買的。鞋子的表面黝黑發亮，幾乎沒有任何褶子，然而現在其中的一隻卻被塗上了廉價的中國鞋油，那節鞋油對詹伯而言就像一隻吸血的螞蝗。他的臉沉了下來，看著那個傻笑的頑童，用地道的北京話喝道：「把它擦乾淨！」中國男孩搖了搖頭，同時指了指旁邊一個破凳子，示意詹伯坐到上面光顧他的生意。「我說，把它擦乾淨！」詹伯提高了嗓門。那個男孩還是搖搖頭，再次指著椅子。詹伯的動作出奇地快，他抓住男孩的肩膀，把他高高地舉起來，使男孩的臉對著他。詹伯瞪著男孩的眼睛，單腳站立著，把另外一隻腳提起來，在男孩褲子上反覆擦拭，直到鞋油都擦掉為止。然後他把男孩放回地上就像扔掉用完的衛生紙一樣，繼續逛街。執行總裁對此感到非常吃驚，在接下來的二十分鐘裏，他沒有與詹伯說一句話，簡直當他不存在。

詹伯告訴我這件事情後，他在觀察我的反應。我試圖裝得很嚴肅，但還是忍不住笑了出來，我不得不承認，這個故事有一種狄更斯式的幽默。很明顯對我倆而言，詹伯當時作為導遊應該對此事一笑了之，對執行總裁開個玩笑說，中國人從他們一出生就具備生意頭腦，特別是美國人使他們在生意上的創造空間得到了更加自由的發揮。相反，詹伯卻變成了海德（Hyde）先生，美國人最醜陋的代表，狂妄自大的占領者。那個以全球各地都有精明、和藹的人才為公司工作而感到自豪的執行總裁肯定會對所發生的那一幕非常失望，想到這裏我和詹伯爆發出一長串歇斯底里的大笑。

我們為什麼會笑呢？因為我們比在華盛頓的任何人都清楚，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爆發危機的臨界點，農村和衰敗的國有企業製造出上億個骯髒的鞋童。我們知道中國官僚體制的真實情況：牆頭草、兩邊倒，口是心非、貪污腐敗和盲目自大。我們也知道我們扭曲了美國商業原則，對秀水街販賣的盜版和仿冒商品的行為做出了妥協，使之成為中國建設過程的一部分。我們清楚地知道，建設一個新的中國無疑是一場大賭博；某一天後果不堪設想，我們是負有責任的。我們知道我們不得不在代表團來的時候裝模作樣，否則寨子就會倒塌。我們經常會有幾天或者幾個星期生活在思想的矛盾之中。正常情況下，這些疑慮會自我釋懷、一笑了之、藉酒沖淡或者被視而不見；但是當你想舒舒服服地過日子時，一些被中國領導人認為是邪惡的事情接踵而至：老人在公園裏做深呼吸煉功、台灣民主大選、美國偵察機、世界衛生組織對一種呼吸道傳染疾病的反應等等，又會使我們的焦慮像巨浪般湧回來，把我們弄得疲憊不堪，道德繼續淪喪。

作為個人而言，我們的防波堤差別很大。一些人緊緊地抱住了中國政府這塊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則與海岸保持一種不切實際的距離；一些人在市場裏恐嚇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卻收養他們，但壓力仍舊存在。只有等該死的執行總裁坐上飛機回家時，壓力才會有所緩解。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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