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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民主生根 五四運動思潮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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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日報導】五四人物在台足跡專題報導(2)(中央社記者陳舜協台北3日電)1919年大陸發生五四運動,台灣則在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兩地相差何只千里,但「德先生」帶著「我手寫我口」思潮,不遠千里而來,今天台灣文學多元、民主制度扎根,五四運動思潮功不可沒。

五四運動為何能引發震動全中國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甚至影響至今?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說,五四運動表面上是反對北洋政府簽署日本提出屈辱的「二十一條」要求的愛國運動,實際卻是讓原本只在上層知識份子流動的「新文化運動」找到宣洩出口,像洩洪般流向一般大眾。

「新文化運動」較為人知的刊物是「新青年」雜誌,北大青年陳獨秀在1915年新青年創刊時,即為文提倡引進「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批評尊孔復古想法。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8年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倡文學應「不避俗字俗語」、「不仿古人」等八不主義,大力推廣白話文運動。

王曉波說,雖然陳獨秀、胡適、魯迅、羅家倫等五四青年在「新青年」上力推民主、科學思想及白話文運動,但「新青年」的發行量每刊僅約1000份,而且是借錢來辦雜誌,純粹只是在北京上流知識圈的議論、交流而已,五四運動讓民眾真正體認中國積弱不振的嚴重性,新文化運動才得以進入言論發皇時期。

不過,對當時的台灣而言,中國已是故國,且多數從事農、工的台灣人不識字,五四思潮如何影響台灣?

研究五四運動甚深的民間史學家秦賢次表示,雖然當時台灣被日本殖民,但海峽兩岸仍能相互往來,有些舉家遷往大陸,如散文作家許地山;有些則是來來去去,如賴和、張我軍等。這些人會說國語、台語,甚至日文,都以白話文寫作,成了五四思潮進入台灣的重要橋樑。

台灣光復後,大量滯留中國、受五四思潮影響的台籍留學生返台,對台灣人民思想的啟迪也起了很大作用,秦賢次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是宋斐如。

宋斐如是在1921年時到北京讀書,同年主編「少年台灣」,1942年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身分返台,1945年創辦「人民導報」,向人民宣傳新文化運動及自由主義思想,因報導堅持「人民第一」,不見容於當道,228事件時被便衣憲兵帶走而音訊全無。

除台籍菁英外,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不見容於中國共產黨的五四健將胡適、傅斯年、羅家倫、蘇雪林等也陸續抵達台灣。

胡適位居要津,久任中研院院長,「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成為中研院做學問的態度;傅斯年力求「大學自治」,確保校園學術自由帶動台灣多元文化發展;羅家倫「新人生觀」、蘇雪林「禿的梧桐」文章被選入教科書,影響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民。

國家圖書館館長顧敏說,「台灣的民主發展也奠基於五四青年」,雷震、傅正、殷海光等人以「自由中國」半月刊為平台,宣傳民主思想、自由主義,擲地有聲,甚至籌組新黨,影響所及才會有後來所謂的「黨外」及「美麗島」雜誌,甚至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自焚事件。

五四運動90週年,影響仍在發酵中,不只是胡適國小、胡適公園、傅鐘、賴和紀念館等有形紀念而已,更重要的是,靠著「我手寫我口」,型塑台灣多元文化的可能性,至今未停。不過,「德先生」雖已長住台灣,種下的樹苗卻飽受風雨,如何讓樹苗茁壯,還要政府和全民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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