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自由主义要进入中国，要从制度层面构成中国宪政的基础，同时也需要从社会观念层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于是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本土有没有自由主义的资源？当然，中国本土没有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有没有一些碎片，一个要素，可以经过引申、发展、转化，或者嫁接上西方自由主义概念，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概念之外衣的自由主义？或者最起码，使中国人接受起自由主义来更容易一些。
坦率地说，我对这种努力不大以为然。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由主义诗歌好东西，那我们就拿过来用就得，干嘛非得穿上中国的外衣？至于，普通民众一边，他们对这个、那个概念才不关心呢，你问他们孔子是谁，他们未必说得出个所以然来，这说明，我们在讨论传统文化之类的东西，我们必须区分几千年的书本上的东西，跟几千年后的现实中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可能一点都不比西方的概念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小。而知识分子更有一种知识上的自负，以为某种观念之为人接受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以为在转换制度之前，必须先转换观念，以为没有观念先行，就一步也不能迈出，则未免太抬高自己的专业的价值和意义了，似乎几个知识分子的几本书对普通人的影响要比看得见摸得到、感觉得到的现实更大。
中国传统中没有形成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国也没有出现过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时代，这充其量只能说明中国古代人也许不亲近自由主义，而并不能说明今天的人们也不亲近自由主义，历史可以影响现实，但决不可能决定现实。遥远岁月的祖先不可能决定我们今天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当然，知识分子作为其专业活动的需要，从知识的角度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由主义资源，也自有其意义。这方面零零星星一直有人在做，比如余英时先生对明清时代儒家商业伦理的探讨，林毓生先生系统地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理论，刘军宁先生提出儒家经过市场而与自由民主接榫，还有人提出融合杨墨（马悲鸣？）。现在我又介绍美国的邓正莱先生和石元康先生对道家无为思想与自由主义，特别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之间的关联的探讨，让我觉得，道家（当然不是后来道士们的道，就如同不是后来三家村腐儒的儒一样）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似乎比儒家来得更亲密一些。儒家、道家都有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佛家思想中也来发掘一下自由主义的资源？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已经有点滑稽可笑了——这样的知识可能比大街上闲人们的东拉西扯一样地庸俗，不过我也愿意再凑一份热闹，介绍一下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先生——我说他是最伟大的，是从绝对意义上讲的，古代的就不用说了，把当代也包括进去（当代半个多世纪，中国有没有历史学都是一回事呢），甚至把未来若干年也包括进去，他也仍然是最伟大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诚实，他的大胆的诚实，因为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传统的国家中，最悠久的传统就是编造历史的传统，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告诉世人和后人真相，而欺诳自己和后人——最主要的还是骗当时人；而司马迁先生则是一个异数，他的书记载的是真正的历史，他自己理解的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当权者需要的历史，不是有势者理解的历史。历史当然永远都不可能是原本的历史活动本身，历史记载当然永远都是当代史，然而，历史记载如果因此而堕落取悦于当代统治者、有权有势者，或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官方的意识形态来裁衡历史，那就是不知羞耻了。所谓二十几史，所谓的几大通史，均可作如是观。
而他理解历史的理念，也是中国充满了厚重的尘土的传统中的一个异数，他的思想简直就可以说是亚当斯密、哈耶克若干关键性概念在千年前的预演，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篇中。举例说明如下：
在讲述了各地物产之不同后，先生议论说这些东西“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矿工之类）而出之，工（工匠）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真是太伟大了。商业性交换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这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每个人才能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也通过这种交换每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整个社会由此将自发地形成一种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益的秩序，因此它就是一种合乎自然，也就是合乎人性的秩序。这种秩序乃是文明的本质。而这种秩序之形成完全是自发的，根本不需要任何中央计划者对每个人做具体的安排，就可以正常地运转。在这一秩序中，价格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通过这一信息，个人获得对社会及其其他社会社员正确的理解，并据此而对个人的事业和生活作出最合理的安排，此种安排的总和之合理性，是任何中央计划体制所不可相提并论的。而惟有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潜能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欲望也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每个人也才会拿出十足的劲头为别人服务。
不错，推动这种秩序形成的正是人类的物欲，，在司马先生看来，甚至连那些冠冕堂皇的圣贤也不能例外：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哉？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下面一大段讲述士农工商，更是等而下之了，演说的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这正是人性使然。后来的正统史学家对司马先生这种对人性只洞见却最是愤恨，批判者代有传人。钱钟书《管锥编》卷一评论说：
“斯《传》文笔腾骧，固勿待言，而卓识巨鉴，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夫知之往往非难，行之亦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故每有举世成风、终身为经，而肯拈出道破者少矣。盖义之当然未渠即事之固然或势之必然，人之所作所行判别于人之应作应行。……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着其固然必然而已。”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的思维传统乃是不区分实然与应然，而强使实然削足适履于应然，而且他的应然又是乌托邦色彩浓厚，根本不足以见用于现实。任何对于现实的探讨都应从现实本身出身，根据现实中的人来设计制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听由现实中的人们在交换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秩序。当然可能需要某种基本的规则设计，然而，这种规则本身也是立足于人性而引导人性主持自利的行为可以造福于整个秩序，而不是直接否定人性。可惜的是，在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几乎所有思想文献中，充满了致命的自负。而这些自负落实到现实中最后都是以运用政府强制民众的方式有所变换而已。
司马先生对这些坐在书斋中编织着自负的幻想却满肚皮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有尖刻的批评：
“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酒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儒家之安贫乐道，不过是自慰之词而已。知识分子也是人，尤其是知识之生产，离开稳定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正是劳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和人类生产效率之提高，才有分化出专业的知识和思想生产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的知识产品而获得满足自己世俗欲望的物质条件。然而，在这种市场交换过程中，知识就并不具有神圣性，分配也并不是按照美德、或者按照个人之价值进行的，而这却是很多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容忍的。知识给了他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获取特殊地位的自信，而思考也似乎给了他们高于市场的自负，而市场体系不能满足他们种种虚妄的想象，就市场本身来说，这一点是相当公正的，然而在知识分子看来，他们被社会忽视了，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获得特殊的地位，没有获得特别的尊重，失落感压迫着他们。
从司马先生的论述看，知识分子之反市场真是由来已久。如果在市场中的失落感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还则罢了，可怕的是由于自己在自发的市场秩序中不能（或傲慢地不愿）获得特殊的地位，不少知识分子发生了心理扭曲。他们把一切归罪于市场，归罪于那种能给人带来平等的秩序，而陷溺于乌托邦之中，因为显而易见，在所有乌托邦中，知识分子都被赋予了超级地位，然而从民众的立场看，他们所许诺的终极解放，不过是让自己成为高于所有人的哲学王而已，而市场中的平等的交换将转换为哲学王下的平等地受奴役。
辩析出道家和司马迁先生言说中的自由主义元素，我相信对于今日我们建设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更完整的更有操作性的西方理论资源，我们完全不必回到两千年前再重新开始我们的历史。此一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所谓中国传统就是专制，中国人天生就喜欢被专制者主宰这样的受虐狂思想之完全错误。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奴役，也没有一个民族就只配被统治者和那些自认为已经洞悉了最后真理的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间。
（2001/1/13）
原载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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