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認為，自由主義要進入中國，要從制度層面构成中國憲政的基礎，同時也需要從社會觀念層面，滲透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于是就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本土有沒有自由主義的資源？當然，中國本土沒有系統的自由主義理論，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有沒有一些碎片，一個要素，可以經過引申、發展、轉化，或者嫁接上西方自由主義概念，從而形成具有中國概念之外衣的自由主義？或者最起碼，使中國人接受起自由主義來更容易一些。
坦率地說，我對這种努力不大以為然。如果我們真的覺得自由主義詩歌好東西，那我們就拿過來用就得，干嘛非得穿上中國的外衣？至于，普通民眾一邊，他們對這個、那個概念才不關心呢，你問他們孔子是誰，他們未必說得出個所以然來，這說明，我們在討論傳統文化之類的東西，我們必須區分几千年的書本上的東西，跟几千年后的現實中的東西之間的距离，可能一點都不比西方的概念与中國的現實之間的距离更小。而知識分子更有一种知識上的自負，以為某种觀念之為人接受是多么困難的事情，以為在轉換制度之前，必須先轉換觀念，以為沒有觀念先行，就一步也不能邁出，則未免太抬高自己的專業的价值和意義了，似乎几個知識分子的几本書對普通人的影響要比看得見摸得到、感覺得到的現實更大。
中國傳統中沒有形成系統的自由主義理論，中國也沒有出現過實行自由主義制度的時代，這充其量只能說明中國古代人也許不親近自由主義，而并不能說明今天的人們也不親近自由主義，歷史可以影響現實，但決不可能決定現實。遙遠歲月的祖先不可能決定我們今天該過什么樣的生活。
當然，知識分子作為其專業活動的需要，從知識的角度探討傳統思想文化中自由主義資源，也自有其意義。這方面零零星星一直有人在做，比如余英時先生對明清時代儒家商業倫理的探討，林毓生先生系統地提出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理論，劉軍宁先生提出儒家經過市場而与自由民主接榫，還有人提出融合楊墨（馬悲鳴？）。現在我又介紹美國的鄧正萊先生和石元康先生對道家無為思想与自由主義，特別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哈耶克的自發秩序之間的關聯的探討，讓我覺得，道家（當然不是后來道士們的道，就如同不是后來三家村腐儒的儒一樣）与自由主義的關系似乎比儒家來得更親密一些。儒家、道家都有了，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從佛家思想中也來發掘一下自由主義的資源？
事情到了這一步，我覺得已經有點滑稽可笑了——這樣的知識可能比大街上閑人們的東拉西扯一樣地庸俗，不過我也愿意再湊一份熱鬧，介紹一下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先生——我說他是最偉大的，是從絕對意義上講的，古代的就不用說了，把當代也包括進去（當代半個多世紀，中國有沒有歷史學都是一回事呢），甚至把未來若干年也包括進去，他也仍然是最偉大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的誠實，他的大膽的誠實，因為在中國這個有著悠久的歷史記載傳統的國家中，最悠久的傳統就是編造歷史的傳統，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告訴世人和后人真相，而欺誑自己和后人——最主要的還是騙當時人；而司馬遷先生則是一個异數，他的書記載的是真正的歷史，他自己理解的真正的歷史，而不是當權者需要的歷史，不是有勢者理解的歷史。歷史當然永遠都不可能是原本的歷史活動本身，歷史記載當然永遠都是當代史，然而，歷史記載如果因此而墮落取悅于當代統治者、有權有勢者，或者自覺不自覺地以官方的意識形態來裁衡歷史，那就是不知羞恥了。所謂二十几史，所謂的几大通史，均可作如是觀。
而他理解歷史的理念，也是中國充滿了厚重的塵土的傳統中的一個异數，他的思想簡直就可以說是亞當斯密、哈耶克若干關鍵性概念在千年前的預演，主要体現在《貨殖列傳》篇中。舉例說明如下：
在講述了各地物產之不同后，先生議論說這些東西“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礦工之類）而出之，工（工匠）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這段話真是太偉大了。商業性交換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過這种商品和服務的交換，每個人才能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也通過這种交換每個人才能實現自己的价值，而整個社會由此將自發地形成一种對每個參与者都有益的秩序，因此它就是一种合乎自然，也就是合乎人性的秩序。這种秩序乃是文明的本質。而這种秩序之形成完全是自發的，根本不需要任何中央計划者對每個人做具体的安排，就可以正常地運轉。在這一秩序中，价格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正是通過這一信息，個人獲得對社會及其其他社會社員正确的理解，并据此而對個人的事業和生活作出最合理的安排，此种安排的總和之合理性，是任何中央計划体制所不可相提并論的。而惟有在這种制度下，每個人的潛能才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每個人的欲望也才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每個人也才會拿出十足的勁頭為別人服務。
不錯，推動這种秩序形成的正是人類的物欲，，在司馬先生看來，甚至連那些冠冕堂皇的圣賢也不能例外：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哉？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下面一大段講述士農工商，更是等而下之了，演說的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其實這正是人性使然。后來的正統史學家對司馬先生這种對人性只洞見卻最是憤恨，批判者代有傳人。錢鍾書《管錐編》卷一評論說：
“斯《傳》文筆騰驤，固勿待言，而卓識巨鑒，洞達世情，敢質言而不為高論，尤非常殊眾也。夫知之往往非難，行之亦或不大艱，而如實言之最不易；故每有舉世成風、終身為經，而肯拈出道破者少矣。蓋義之當然未渠即事之固然或勢之必然，人之所作所行判別于人之應作應行。……馬遷傳貨殖，論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的思維傳統乃是不區分實然与應然，而強使實然削足适履于應然，而且他的應然又是烏托邦色彩濃厚，根本不足以見用于現實。任何對于現實的探討都應從現實本身出身，根据現實中的人來設計制度，或者更准确地說，听由現實中的人們在交換過程中自發地形成秩序。當然可能需要某种基本的規則設計，然而，這种規則本身也是立足于人性而引導人性主持自利的行為可以造福于整個秩序，而不是直接否定人性。可惜的是，在中國古代、近代和當代的几乎所有思想文獻中，充滿了致命的自負。而這些自負落實到現實中最后都是以運用政府強制民眾的方式有所變換而已。
司馬先生對這些坐在書齋中編織著自負的幻想卻滿肚皮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有尖刻的批評：
“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酒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儒家之安貧樂道，不過是自慰之詞而已。知識分子也是人，尤其是知識之生產，离開穩定的生活環境，是非常難以想象的事。正是勞動分工和市場的發育和人類生產效率之提高，才有分化出專業的知識和思想生產者，這就意味著，他們可以通過出售自己的知識產品而獲得滿足自己世俗欲望的物質條件。然而，在這种市場交換過程中，知識就并不具有神圣性，分配也并不是按照美德、或者按照個人之价值進行的，而這卻是很多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所不能容忍的。知識給了他們在社會分工体系中獲取特殊地位的自信，而思考也似乎給了他們高于市場的自負，而市場体系不能滿足他們种种虛妄的想象，就市場本身來說，這一點是相當公正的，然而在知識分子看來，他們被社會忽視了，僅僅因為他們沒有獲得特殊的地位，沒有獲得特別的尊重，失落感壓迫著他們。
從司馬先生的論述看，知識分子之反市場真是由來已久。如果在市場中的失落感僅僅是個人的感受還則罷了，可怕的是由于自己在自發的市場秩序中不能（或傲慢地不愿）獲得特殊的地位，不少知識分子發生了心理扭曲。他們把一切歸罪于市場，歸罪于那种能給人帶來平等的秩序，而陷溺于烏托邦之中，因為顯而易見，在所有烏托邦中，知識分子都被賦予了超級地位，然而從民眾的立場看，他們所許諾的終极解放，不過是讓自己成為高于所有人的哲學王而已，而市場中的平等的交換將轉換為哲學王下的平等地受奴役。
辯析出道家和司馬遷先生言說中的自由主義元素，我相信對于今日我們建設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并沒有太大幫助，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更完整的更有操作性的西方理論資源，我們完全不必回到兩千年前再重新開始我們的歷史。此一研究的意義在于揭示了所謂中國傳統就是專制，中國人天生就喜歡被專制者主宰這樣的受虐狂思想之完全錯誤。沒有一個人喜歡被奴役，也沒有一個民族就只配被統治者和那些自認為已經洞悉了最后真理的知識分子玩弄于股掌之間。
（2001/1/13）
原載思想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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