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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5日讯】
1. 十二学者上广场的背景
《天安门文件》据称是中共当时的官方记录，与许多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也相当吻合。而官方文件与民间记述吻合这一点，常被用作论证《文件》可靠性的依据。不过，这一流行的逻辑并不严密，没有排除《文件》根据当事人回忆编排加工的可能性。
《文件》抄回忆？有证据吗？单从“戴晴和十一位知识份子上广场斡旋”一段来看，就有五大疑点。这些疑点并不能用英文翻译、用词等来解释，因为都是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当事人的回忆整段在《文件》中重复，语句一样、遗漏一样、删改一样、最严重的是连错误都一样。
说有删改和错误，因为有三种当时的录影和录音为凭据。一个见于资料片《天安门》，另一个出自当事人包遵信的《六四的内情 — 未完成的涅磐》 (台北：风云时代，1996)，另外我也得到一盘当时的录音带，已整理发表在《北京之春》。此处要考察的这一段见《文件》英文版页165-169；主要对照的当事人回忆见戴晴：“斡旋失败学生仍然绝食”，香港《百姓》，1992年9月16日号，页30－33(同文又见戴晴《在秦城坐牢》，香港：明报，1995，页67－88)。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略谈重点，许多详情只好从略，有兴趣者可以到我们刚筹建的六四网站(64memo.com)资料库中查询。更详细的讨论，将另有专文。
下面就这些疑点的大要，按时序一一说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十二学者来广场斡旋。那是绝食第二天，政府与学生相持不下。一方面，政府特别紧张。因为翌日戈巴契夫就要访华，重续中苏中断三十年的高峰会议，世界各地上千记者早已蜂拥而至。按惯例，戈氏要到天安门广场献花，而广场却被上千绝食学生占据，加上支持者少说也有十万人。另一方面，学生则极度悲愤。学运已经一个月了，政府完全不理睬学生的请愿。请愿七条打官倒、除腐败、争民主的口号深入人心，从下跪到游行，几百万人次日复一日。政府就是不理，先有“四二六社论”的威胁，后用假对话来搪塞。悲愤之下，几个同学不顾学运组织的决议，毅然发起绝食，要求直播对话，就是要让李鹏或赵紫阳亲口说一句：“学生是爱国的”。
这个要求，根据我得到的录音，广场学生都以为“很快就会有结果”，确实太天真了。不说别的，单看本文主角戴晴的回忆和《文件》的记录，阎明复和她密商的底盘就是：赵李可以见学生，但不说什么。戴晴那天下午两点，受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特允，组织学者在《光明日报》社开研讨会，当中草拟了一份《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即所谓“学者三点”，于次日刊出。阎明复呢，外界一直以为是赵紫阳的嫡系，但《文件》却把他列入“李鹏的心腹”(这是题外话，值得以后考究)。他当时是中共统战部长，五一四下午正好代表中共与学生对话。按学生对话团正副团长和王超华、柴玲等人的回忆，对话前他还承诺“现场实况转播”。学生从要求直播让步到转播，底线压到最低。但中共毁约，从四点到七点一刻，三个小时过去了，统战部里的对话场面毫无转播，于是”对话”在广场绝食同学的强烈要求下暂停。
2. 戴晴密商和苏晓康演讲 句式和缺漏惊人相似
戴晴和阎明复的密商，就在这个时候。戴晴见阎，据她和《文件》说，是“被推举”与政府谈判的。然而，学者们的共识是呼吁中的“学者三点”，即要求中央领导人亲自出面宣布，承认爱国民主运动，学生自治组织合法，以及不秋后算账，比绝食学生的要求还高。阎当即说不行，戴就一退千里，没有任何底线，变成了只要赵李到广场，不用宣布学生爱国，即下文“戴晴两条”的核心。戴晴如何“被推举”，“被推举”时有没有底线，谈判将“学者三点”变为“戴晴两条”之后有没有向学者们汇报，她回忆中完全隐晦，只有轻轻松松一句话：“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呢？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谈判过。”按当事人苏炜的回忆，事后李洪林和大家都很反感戴晴“藏着和政府交涉的‘底牌’”和自封的代表性。整个“谈判”过程，戴晴回忆同《文件》纪录惊人相似，顺序、句式都一样，篇幅限制，这里不能细谈，大家可以对照戴晴的文章。 如果说这一惊人相似可能是巧合，各自准确复述了同一真实故事，那 ，接下来第二个惊人相似就需要斟酌了。出问题的地方是苏晓康的演讲，与民众本来是三问三答，充分展现其演讲天才，影片《天安门》中有清楚的表现，这里也不能细谈。包遵信书中将第三个问句改为陈述句，众人的回答以及苏晓康最后一句则被删除，语气于是大变，上下文也不通。这里的问题是，包书怎 改动和遗漏，《文件》也怎 改动和遗漏，同样变问句为陈述，同样没有众人回答，同样删去苏晓康的最后一句，上下文也不通。本来，从影片可以看出，苏的演讲最能凸显学生的“非理性”，这 一改，程度就轻了。包书用的是别人给的录音稿，不排除整理者同情学运而稍作删改的可能。但中共文件为何也要去删改凸显“学生非理性”的地方？难道也同情学运不成？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文件》的缺漏，同包书中的一模一样呢？这是《文件》五一四这段的第二大疑点。
3. 戴晴两条的时序 错误惊人相似
第三大疑点，是“戴晴两条”提出的时间。这两条，一是将她组织的“十二名学者今天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对时事的看法全文见报”，二是“李鹏或赵紫阳来看望大家，同学们就撤出广场”，实际上是偷换了呼吁书中的“学者三点”。根据现有各种文字和音像材料可以确定，学者们发言顺序的大框架是：戴晴念呼吁－－－－温元凯演讲－－－－苏晓康演讲－－－－戴晴最后发言。再根据包遵信书中的录音稿，戴晴两条是在苏晓康演说之后提出的，紧接苏的演说，录音稿清楚地写道：
最后是戴晴讲话。她向学生们提出了撤离广场的具体条件，实际是跟学生谈判。(下面三段戴晴原话很长，从略)
然而，戴晴回忆和《文件》则异口同声地说，第二条非苏晓康之后，而是在温元凯之前，且是念完呼吁就提出了的。戴晴回忆说：
读毕，由我宣布撤出条件：“总理和总书记来看望大家，同学们就撤出广场，哪怕是暂时撤到中山公园，为明天的国事访问腾出地方。”
《文件》则是：
读毕，戴晴就宣布学者们建议学生撤出广场的条件：“赵紫阳和李鹏来看望大家，同学们就撤出广场，哪怕是暂时撤到中山公园，为明天的国事访问腾出地方。”
这里，语句的相似还不是重点，关键是二者都将戴晴第二条的时间前移，把发言顺序记错(二者都在这之后才描述温、苏的演讲)。二者和包书录音稿，两较只能一真。会不会是包书录音稿误记了呢？可能性极低。王超华在《百姓》紧跟着戴晴回忆的专文中，还曾针对性地说：“我不记得在戴晴之后还有学者发言。”印证了包书录音稿说“最后是戴晴讲话”的可靠性。虽然我们前面看到包书录音稿有细微删改，但发言顺序总不至于颠倒，尤其是考虑到包先生本人是历史学家。总之，可以判定错在戴晴回忆，她将第二条挪到前面了。那《文件》呢？《文件》自称当时的纪录，又为何弄错了顺序？错又为何错得跟几年后的戴晴回忆一模一样？实在令人费解。
4. 弄错时序的连带问题
费解之下的一个解读是：《文件》中学者上广场这一段，很有可能主要是根据戴晴回忆和包书录音稿等综合整理而成。采用这一解读，我们才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文件》与戴晴回忆那 多的雷同，也才较易解释为何它与包书录音稿的删改如出一辙，又为何跟二者错得都一模一样。不仅于此，下面还有两点也都得依靠这一解读才会释然。
第四大疑点，是弄错时序连带出来的问题。《文件》先跟着戴晴回忆弄错时序，将赵李来广场那条提前。戴晴回忆中没有录音材料，于是《文件》采用了跟包书一模一样的录音稿，当中戴晴最后演讲两次提过两条。《文件》一综合，就会成三次，破绽也就太明显，于是《文件》干脆删掉戴晴最后演讲的头一段，减少一次，又将第一条用省略号代替。问题是编撰者在省略号之前，为了保持上下文的连贯性，保留了“我现在再重复刚才的两条”这句话，误以为可以指到来自戴晴回忆的那次，却没留意那里只有一条。结果，读者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两条。也就是说，因为先已跟着戴晴回忆弄错时序，现在为了整合两个材料，《文件》只好去削包书录音稿之“足”去适戴晴回忆之“履”，却又忽略了二材料的内在不一致性，结果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从这一细节来看，我们除了将学者上广场这段《文件》看作是戴、包回忆之拼凑，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关于“刚才的两条”这句话，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那就是“编撰者”张良大约也感到有问题，于是加了一个注。但他也只注了赵李来广场那一条，似乎自己都不清楚“两条”是指什么。这是不是说明，张良并非原初的编撰者？换言之，或许在张良之前，《文件》还有不知几手的加工？
5. 念三遍“绝食宣言” 又一个惊人相似
最后，第五大疑点，是所谓“念三遍《绝食宣言》”。如果广场上有人带领学生念三遍《绝食宣言》，领一遍，跟一遍，总共六遍就得一个小时(柴玲录音一人就念了十分钟)，十几万人齐声吼，那将是何等的壮观！这样的壮观场面，我不记得，王超华、柴玲也不记得，而我得到的录音带中也没有，尤其是至今我们也没看到任何电台、电视台的音像材料。
但戴晴说有，《文件》也说有。戴晴说得还活灵活现：
果然，没过多久、一个瘦瘦的、带副眼镜、学生模样的人从人群中挤过来 对谁都没有打招呼，直接从我手里一把夺过话筒，以无比的激情喊道：“同学们，同学们，现在，跟我念三遍《绝食宣言》！……鲜血……生命……民主……”
下面齐声喊起来，声势起码比刚才大十倍。
《文件》也跟着说：
一个戴眼镜的学生冲过人群，喊道：“同学们！同学们！谁来跟我念三遍《绝食宣言》！”
戴晴后来还考证出，那个“戴眼镜的学生”名叫封从德。她说是九二年到美国“读民运人士的文章”读来的。所谓“民运人士的文章”，源于苏晓康。上面的故事，蔡崇国说“到巴黎后，苏晓康给我讲过”，也就是八九年七八月。到九○年六月，苏晓康主持的《民主中国》第二期上就有“舒明”的文章指名道姓讲同样的故事，而且更传神，说是柴玲“写了一个条子传递上讲台，递到了学生领袖封从德手中”，且是苏晓康“斜眼看到此纸条上写到：‘请在广播里重读《绝食宣言》。’”
这个编造的故事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广播站根本没有什么“讲台”，“纸条”一说更系子虚乌有。我自己就在广播站，也不可能“从人群中挤过来”。上述王超华紧跟着戴晴回忆的专文中，又在这里明确反驳过戴晴：“虽然好几个人都证实过，我也不记得封从德领着念《绝食宣言》的事。”从我得到的现场录音分析，可能苏晓康、戴晴等人把当时播放的柴玲绝食书录音带误记成有人领着念《绝食宣言》，男声女声没分清，独唱合唱也没分清。而“舒明”们再添油加醋驰骋想像，于是这个故事越编越圆，我至少读到过七个版本，而今又有了《文件》的版本第八，这又当如何解释？
小结：请教美国专家
解释还得请专家。《文件》英文版早于中文版，真伪验证的责任于是落到几位英译者身上。他们不是普通的翻译，而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都是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因此他们对该书的真实性认证可谓举足轻重。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说，“经过好几年，通过不同的管道和方法，我个人在本书材料的真实性上感到满意。”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在书尾更有长达十五页的“真实性考量”。林培瑞教授最近还到港台宣传这本书，进一步确认他们关于真实性的认证。
本文上述的几个疑点，主要采用的都是早已出版过的回忆和录影，想必三位教授已有过目。因此，作者特别感兴趣的是，三位教授经过好几年认证，是否对此早有研究，并排除了《文件》抄回忆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对五一四学者上广场这一段文件，是否已经排除过综合戴晴回忆和包遵信书中录音稿的可能？若已排除，上述五大疑点有无解释？
我们注意到，《文件》在这段前注明：根据五月十四日当晚或次日三家机构的情报整理的“综合汇报”(五一五信访局“接待要情”、五一四统战部“情况通报”和五一五国安部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电传)。这样一来，只要我们相信《文件》没有做伪，就势必非解释上述五大疑点不可。
(作者是柴玲的前夫，北大研，六四亲历者，后逃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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