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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7日讯】 2001年3月13日早晨8点正、当我下楼到一层推自行车准备去上班时，突然，一个男子从旁边的草坪窜到我跟前，问我﹕“你是杨子立的爱人吗？”我说﹕“是。”他说﹕“我们有事找你。”说着，他掐住我的胳膊往旁边曳，把我拉到不远处停放的一辆小车旁，并把我推上了车。这情景就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我以为自己遇上了土匪或流氓的绑架。我迅速在想﹕这伙人不像绑匪，因为我家生活一直比较拮据。接下来，我脑子一片空白。几分钟之后，他们把我带到附近的北粤宾馆。下车后，我看到宾馆入口处有一男子架着摄像机对我进行摄像。进一楼的一个房间后他们开始翻我背包，把它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还让一个女性摸我的口袋。我大喊﹕“我什么也没有装，不要折磨我了。”后来我想去厕所，一个女人竟然跟着我进去，并且不让我关卫生间的门闩。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没有人的尊严。
我稍微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便质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绑架我？你们有证件吗？”直到这时，他们中的一个人才说道﹕“一会儿会告诉你的。”这时，又进来几个人。他们从包里拿出一份拘传证。我一看，是北京市安全局第041号文件。他们叫我在上面签字。我拒绝签字。我问他们﹕“凭什么让我签字？”他们说﹕“你是犯罪嫌疑人，所以要你签。”但是我还是拒绝签字。他们威胁我﹕“不签字，后果自负。”我是无辜的，我不怕后果。这时，摄影机又不断地对我进行摄像。此刻，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告诉我，我顶天立地，什么也不要怕。以前我丈夫杨子立对我讲，在一个不讲法治的国家，多少无辜的人会受到伤害。但我从来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当我成了真正的受害者时，我才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接着，十几个人胁迫着我回到我家。他们把我家的钥匙给了我，强迫我打开房门。然后，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房间的椅子上，不许我动。一个男子看管着我，并给我做工作。他们这样翻我家。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不停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始终不肯说。他对我说﹕“不要有抵触情绪，我们是国家机器，我们在执行公务。”我说﹕“我知道。难道你们拿纳税人的钱就是干这样的工作吗？”
我曾在电影里看到过，文化大革命时期迫害知识份子的抄家情景。我原以为那永远是历史了。可没想到30多年过去了，同样的情景仍然在我家发生，任由一群人无法无天地抄我的家，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在翻的过程中，还不允许我看一眼。更为恶劣的是，他们连我的一个密码箱也撬开，拿走我上学时的像册。抄家完毕，他们从我家带走杨子立的电脑、图书和许多生活用品。然后，又把我带走。
过了20多分钟，我被带到颐和园南边蓝淀厂附近的一个半地下室。摄影机早已在入口处等着我了。来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面很阴深，像公堂一样，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后面有几把椅子。桌子对面2米处有一把没有靠背的小椅子。桌子是给进行审讯的人坐的。由于还是3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的缘故，连那些搞审讯的人也受不了那冷。于是，他们换了一个房间。我进去后坐在里边的床位上。等他们都坐定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劝他们不要再做这样的工作了，不要再做这种人迫害人、人摧残人的工作了。我劝他们去找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我跟他们说，这种事情做得越多，几年后，良心都会受到谴责，良心都不得安宁。
审讯到中午后，他们让我到地下室上面的食堂吃了饭，然后，又回到阴冷的地下室。不久，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又开车把我带到南三环附近一个宾馆，不让我回家。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审讯。当我回答完他们很多细得不能再细的各种问题后，我问他们我可以回家了吗？他们说还不到12个小时。当关押我超过12小时后，他们又对我说﹕“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需要进一步调查。”由于怕我告诉别人他们抓我的消息，他们故意拖延对我关押。这时，他们对我出示了“监视居住证”（北京市安全局第018号文件）。我无可奈何，只好任凭他们关押。
14号上午，又来了3个男的、两个女的，对我进行审讯。他们反复要我交代我所认识的杨子立身边的所有朋友。我拒绝交代。他们就说﹕“你不愿说他们，怕给他们带来麻烦。事实上，你们的麻烦就是他们带来的。”但我就是一口咬定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熟悉他们的面孔，但我就是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在审讯我的过程中，我问他们是谁下令抓我的。他们说他们属北京市管，北京市是他们的上级。他们对我讲﹕“既然找到你，就是有原因的。我们不会乱来。我们不是闲得没事干。”
15号下午6点左右，北京市安全局的王健等人突然来到我身边。王健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感受；如果杨子立在他们那里，我会怎么想。我说我没有感想，我只想见到他。他说不行。我问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他说要等通知。接着王健对我说﹕“你的事已查清，你无罪，可以走了。”但在放我走之前，他们要我写下保证书，不对任何人讲此事，否则不让我走。我被迫写下保证书。
就这样，我被莫名其妙地关了3天。15号晚上7点30分，我走出北京市安全局拘留所的大门。我走到门口对面的一棵大树旁，大哭了起来。不为别的，只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毫无安全的国家而伤心，更为不知多久才能见到自己的丈夫而流泪。当时，过路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当时，我真想向他们诉说我被无辜抄家和关押的过程。但我忍住了。当晚9点30分，我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里。家里是被搜查之后的一片狼籍。我流着眼泪，慢慢地收拾起来，直到天亮；然后，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班，去向单位领导解释自己突然消失三天的原因。（2001年4月15日于中国北京市）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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