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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4日讯】 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我被捕的第一晚是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整座楼似乎没有别人，我被关在二楼一间类似招待所标准间的房子进行审问。开始我并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虽然我复印的文件名义属于秘密，但实际上在许多机关谁都能看。何况我又不是为出卖情报，而是研究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不过我在开始没说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研究，也没有扯出Q的课题组。我想尽量自己承担，少别牵扯别人。虽然Q有言在先遇到情况时我可以说课题组，但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著作协介绍信，扯出个课题组反而容易使事情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的原文，我知道不可能把J瞒下来，就告诉审问者我先是持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传部联系，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J，因此J借给我那本文件汇编不应该有责任。如果有什么问题，完全在我。
后来我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都是他们需要的。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就可以被扣上确定无疑的罪名，有了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这是一种进步，至少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无所顾忌）。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写书，那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通过写书）的逻辑关系。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就子清清楚楚端到我面前的。他们的审讯手法除了在开始急于确立罪名，以使拘留和审讯有法律依据外，进一步的审问都是以迂回方式进行，不会让人一下就看清其中的逻辑与目标，因为那样就可能让人知道如何躲避陷阱。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应该仅是为了办一个复印文件案，而是要抓大鱼，最好不是一条，是一群。
我是在第二天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时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程度的。拘传文件的发出单位一栏写的是“哈密地区国安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1999年被当局视为“大事之年”，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了重判民主党骨干，还有施滨海、方觉被捕，彭明“中发联”被禁等，都是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一旦自己身临其境才开始猜想，我会不会也是当局为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的一颗子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判我入狱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账的威胁──就算《黄祸》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天，我被路上跟踪我的那辆日本越野车押回乌鲁木齐，关进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点。那是外表看上去类似居民楼一样的建筑，但是铁门紧闭，进出复杂。我被带进其中一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端起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住地”是那单元房内的一小间，铁栏封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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