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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3日讯】 法律、制度、组织、强力机构等虽然都是整合社会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分散个体整合为一个有秩序、各归其位、共同发挥合力的大规模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整合只能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存在“自觉的法官”，社会平衡和稳定才有保证，经济、政治的良好发展也才有可能——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在。
由于文化结构解体带来的危机，可以用“脆化”形象地形容。社会“分子”——人际之间失去粘性融合，“分子”水平的无序和冲突富集为整体状态紧张（脆化），法律和警察虽然能够一时保持社会秩序，却如同捆在玻璃器皿上的铁链，一旦有类似跌落那样的震荡，不但无法避免器皿粉碎，还会起到加剧的作用。
权威在传统中国是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权威与权力的区别在于权威是从人心里被奉为神圣，受到尊崇。然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几乎已不存在神圣，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无尊无卑、无大无小、无规无矩、无法无天，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所谓“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Believe nothing, one can do anything），正是中国当今犯罪与腐败以惊人速度蔓延的根源所在。中国已出现全民腐败的症状，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虽然警察力量与经费成倍扩张，却日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警察永远是少数，如果多数人不靠自觉，都要警察看管，结果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防不胜防。何况一人的罪案往往需要十倍甚至百倍的警力才能破获。如此高昂的成本，再随犯罪增加不断翻番，终有一天会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使社会落入荒谬却真实的困境。
迄今人类社会结构都是立体的，存在层序、等级和分工。这种社会尤其不可缺少文化整合。仅仅靠法律和打手，是无法保持稳定的层序结构的。当年的中国下层人民以“认命”心态对待自身与上层阶级的差距，少数人的富有被他们视为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不为之不满，也不攀比，虽然阶级差距比现在大得多，却往往能维持稳定与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消灭社会等级下手，虽然事实上的等级照样存在，意识上的平等却已深入绝大部分中国人内心——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在这种社会心理面前，经济差距的拉大——正是近年中国的改革动力——必然会成为社会冲突的源泉。加之电视普及，把差距一览无余地展现（甚至夸大）在每一个人面前。对冲突的刺激就更为普遍和直接。在这方面，中国农民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和改变地位的迫切愿望，势必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状态的重要因素。
农村对城市的敌意、农村失业人口形成的流民大军、农民犯罪增加等已经是当前中国的难题。这个多达八、九亿人口的社会群体之任何动向，累积效应都将是惊人的。同时农村又是政权控制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失控，即使把几百万军队和警察全派下乡，也只如杯水车薪。观察中国历史，在所谓缺少文化的农村，从来都最是依赖文化传统而非官府和法律治理的。离开传统和文化，实现这个庞大群体的整合几乎不可想象，而今天中国，恰恰就面临如此现实。
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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