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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9日讯】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爆发的反英抗暴斗争，实质上是中国大陆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香港的严重错误。罪魁祸首是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江青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中共港澳工委（新华分社）领导人梁威林、祁锋（新华分社正副社长），则把周恩来总理早先指示关于“在香港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抛诸脑后，盲目执行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错误命令。当然，也有他们不得已而求“自保”的侥幸心理在内。但亦不宜让新华分社做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替罪羔羊。至于杨光，更是盲目执行新华分社的指示行事。他现在还说六七暴动，“反英抗暴的大方向没有错。”
香港不能照搬国内
现在，让我来揭露这件事的内幕真相：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毛泽东突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中共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内两个司令。这一张大字报便把刘邓拉下马来。当时在全会上，全党内是人人惊心动魄的大事。全会上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说：“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
对于当时港澳工委全体党员干部来说，也是一个极为震惊的消息，三日后，梁威林在新华分社举行港澳工作会议，梁在会上号召要好好学习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大家更要好好检查自己身在香港，有没有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就会变成牛鬼蛇神，身败名裂。
梁又说：我自己就在严肃而痛苦地思考，我究竟是什么样人物？是走资派还是仍有可能当左派？这席话使举座黯然。散会之后，大家摇摇头，都有“大劫难逃”之感。
正在我们忧心忡忡之际，八月下旬，北京传来了中共中央外事室副主任廖承志给中共港澳工委的指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要好好学习，思想上要努力紧跟，改造自己，改进工作。但是，必须记得这场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国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周总理特别要我告诉你们：香港在海外，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你们在香港不能照搬国内一套。请同志们记住周总理最后一句话：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群众务必要懂得，避免在香港搞斗争发生大乱子，毁掉我们在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八字真言。周总理这个指示的目的，就是要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便限止在大陆上，不出国门。实为上策！
听了廖承志传达周总理这个指示，我们在新华分社举行的中共港澳工委上的二三十个人当场笑逐颜开，“一天光晒！”
同年九月下旬，我获提名赴京参加国庆典礼。同行的有《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的党内外负责人。
国庆后两日，陶铸（于六月初从广东中南局书记调中央政治局任常委，排名第四）、陈毅、叶剑英和廖承志在中南海接见我们。
陶铸在广东工作多年，很关心我们香港工作。因此，我和他见面交谈的机会较多，大家相当熟识。在中南海会面时，当他和叶帅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形势之后，我便问他：“陶铸同志，你现在上京兼任‘中央文革’顾问，你看我们香港应该怎么做？请指示指示。”陶铸笑笑说道：“金尧如老弟，你又考我了。‘中央文革’中有同志提起过你所问的香港问题，也开会交换过意见。还没有明确的或者说肯定的结论。”
陶铸继续说道：“现在谈谈我个人当日在会上的意见吧。我说，香港不在国内，香港还是香港，我们党早有一条：香港工作不要照搬国内这一套。香港没有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也不到这个阶段。革香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命吗？这是中央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考虑的国际大战略问题。我看在香港现在主要还是保持现状，保持经济繁荣，同胞生活安定，此为上策，于我有利。我这个意见在“中央文革”会上说了，后来便即向总理报告。总理说：“很好，同意”。
陈总接口说：“是，总理就是这个意见，也叫我们传给香港工委。你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顾问，你在文革会上发表这个意见，真很好。你支持了我们的意见。”陈总讲到“我们”两个字，向叶帅和廖公都点个头打个招呼。
叶帅便讲了一句话：“陶铸同志，我们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要讲结合当地的实际。反之，必犯错误，失败！”
廖公听到此，双手一拍沙发椅臂，说道：“好吧，三位中央领导说得很好，完全一致。对今日香港工作指示得有原则，有政策。金小生（廖公对我的戏称），这样，你们就好办了，可以放心了。三位领导很忙，你们可以告退了吧！”
我从陶、陈、叶、廖四位接见我们的谈话中，开始觉察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香港应该怎么干，中央高层领导中是存在很大的分歧。四位的谈话中意有所指，有感而发。例如：陶铸说“中央文革”会上还没有结论；但陈总赞陶铸在“中央文革”会上讲得好，支持了我们；叶帅对陶铸说，“我们完全一致。”廖公则对我们港澳工委的干部说：“你们可以放心了。”这不都是“意有所指”吗？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我听分歧之意也很明显：一条是周总理、陶铸、陈毅、叶剑英、廖承志等的路线：对香港政策不变，保持现状，繁荣安定；一条是林彪、江青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路线：对港政策要变，要紧跟大陆文革反“资产阶级司令部”那样反殖民统治和反走资派的斗争运动。后者的目的显然是为提高“中央文革”领导的威信与声势，在国内外摆出唯一代表中共中央的架势。借此把香港工作纳入“中央文革”领导之下，夺周总理和陈总的外事权。
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果然林彪、江青的“中央文革”直接下令指示港澳工委要搞起反英斗争运动。结果铸成大错。
香港大乱，这个世界金融、贸易大都会几乎瘫痪，中国在港的政、经机构和工人社团组织也几乎停摆，中港关系从中共建国以来首次脱轨转向。怎能说“反英抗暴”大方向没有错呢？怎么还能授勋呢？
（《我所知的反英抗暴斗争》之二）
转自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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