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8月11日讯】 平生第二次因文革入狱
1996年，我在哈佛参加学术活动时，从来不曾想到我还会在大陆的监狱里度过半年的时光。作为一个在美国进行中国文革历史研究的图书馆馆员，我所从事的工作莫过于收集一些文革历史资料，编成几本工具书，给其他研究人员提供一些便利。压根没想到，这样的纯粹的学术研究活动，居然成为我日后获罪的原因。35年前，当我和几个年青人对令举国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时，被当局从1971年监禁至1977年文革结束。2000年八月六日，在北京被北京安全局逮捕时，我已经是不惑之龄了，万万没想到，今生再一次会因文革而入狱，而且，罪名还是“间谍罪”。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在被关押期间，有机会借着买衣服，从超市买来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认真地看了关于“间谍罪”的定义。据《刑法》第110条的规定：
1.正式参加间谍机构，接受间谍机构及其代理人任务
2.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
而且，只有当当事人具备“主观故意性”，即知道所参与的是间谍机构还参加时，才构成间谍罪。拘捕我时的罪名是“泄漏国家机密”，直到提审时才从安全局的警察口中得知，所谓的泄漏的“国家机密”， 只不过是从96年以来，我在大陆所购买的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以及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为我所在的迪更逊(Dickson College) 大学图书馆所购买的图书。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知道，红卫兵小报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国家机密”。我所买的红卫兵小报，还是看了《北京晚报》的广告后，去潘家园买的。我跟警察开玩笑讲：“如果收集红卫兵小报也算间谍罪，那你们的父母当年都看过或还印刷过红卫兵小报，那他们是不是也是间谍呢？”。警察无话可说。
至于说，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为我所在的迪更逊大学买的书，是经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审查过的，要说“泄漏机密”，应该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何况，书都是学术性的资料而已，谈何“国家机密”！
北京安全局还是把我的事当做国家机密报到国家保密局去了。直到被国家保密局驳斥为“玩笑开大了”之后，北京安全局才把“泄漏国家机密”，改为“为境外机构提供情报”。三十五年前的类似《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这样的红卫兵小报，也算“情报”，如果不是亲身见识这样的警察，这样的强盗逻辑，我可能会和许多中国人一样, 以为高瞻和李少民多半真是间谍！外交部发言人讲我承认了所有的犯罪事实，不知道这“事实”二字从何谈起！一个政府如此欺瞒民众，真是令人悲哀！
文革流毒＋特务专政
文革的十年浩劫，经过了的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下，当权者通过无端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打压根本就不存在的“新的阶级敌人”，来达到维护其统治特权阶层利益和清除异己的目的。文革中，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 王光美的“罪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战略特务”，彭德怀被打成“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今天，中国政府处理法轮功事件的手法，就是来自文革的老一套。我本人认为，在即没有劳保，又没有很好的医疗保健的情况下，群众练练气功，有个好身体，应该是对中国政府有益处的。可中国政府还是这样一意孤行地镇压，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完全对自己没有信心。
从我这次的亲身经历，能看到不同于文革时的一个变化是：同样是草菅人命，现在政府的方式已经由“群众专政”，发展为“特务专政”。由此而带来的可怕的问题是，完全的黑箱作业。比如说，高瞻被以“间谍罪”拘捕后，按中国现有的法律，凡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间谍罪”，必须通过国家安全局批准，才可以请律师。所以，高瞻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律师。这样，就使得当事人根本就没有申诉的机会。我被抓，也只是因为北京安全局的人想借这个机会，向上面的政治局表功而已，我不幸地成为了一个“样板”。
我成了谈判筹码
直到美国国会就给与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投票前夕，由七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我的事情才出现转机。而这转机，却非是由于政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美国参议员们向江泽民提出要求放人的要求后，才出现的。当时，随团的有亚利桑那州的萨尔门参议员以及宾州的两位参议员。开始参议员提到法轮功的人权问题，据说，江泽民当时很不高兴。参议员们又提到民主党，也没有结果。最后，参议员说宾州有一个教授还被无辜关押着。江泽民问过钱后，答应调查。钱副总理还对宾州的参议员讲，“你的朋友的事很有希望！”，他认为，不是我的朋友，绝对不会帮忙的。其实，反映了中国官员对美国议员人品及道德标准的了解的肤浅。很明显，我成了中国政府向美国参议院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我被释放时，送我去机场的一个安全局的科长就讲：“老宋，这次如果不是永久贸易待遇投票，不可能这么早就放了你。”很难想像，一个政府可以把自己的公民作为向外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就是发生在了我的身上。若非亲身经历，大概我也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荒谬的事情吧。
我本来以为，从我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会吸取教训。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中国政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看来只有抓捕这些海外的自由学者，才有分量；据说，曾庆红亲自下的命令，抓了以后大约半打的华裔学者。象高瞻，李少民等人，都是政府这种极度急功近利的流氓政策的牺牲品。
这些，都让我回想起文革时，当权者对知识份子的迫害，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到邓拓的“三家村”，一样的对学术自由的践踏，一样的借树立一个“样板”，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吴晗当年几乎被打成“美蒋特务”，我也是被扣上“间谍罪”的大帽，三十五年了，没有任何变化。这些，都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
脱离虎口
释放通知书是北京检察院发下来的，也就是说，我是无罪释放的了。半年的不明不白的监牢，在1月28日就算正式结束了。临行前，北京安全局的一位副局长请我和我在北京的家人吃饭，一见面，来了个大拥抱，说道：“老宋，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确实是一位爱国学者。希望你回到美国后，多帮中国政府和人民说说好话。”我当时回答说：“我会实事求是地讲的。” 想想，就觉得有多么的讽刺和辛酸。把我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拍卖后，还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1月29日，我终于乘飞机飞离了中国，重返自由的感觉真好。回到美国时，在机场的记者问我，是不是象中国驻美大使所讲的，因为“检举揭发别人有功”才获释放的。我说，“被捕时，跟我在一起的只有我太太，那我就是出卖了我太太了！”这也是他们一贯用的伎俩。
回来后，花了不少时间去拜访为我获释放奔波过的朋友们：象伯克莱大学政治学系的LOYAL DICKMAN教授，THOMOS GOLDEN教授， 斯坦福大学的MICHAEL OXERNBERG教授等。这些美国学术界的权威教授，许多和我并不相识。他们帮助我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捍卫学术自由的尊严。象为我请律师的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JERRY COLLIN教授就跟我讲，作为一个学者，最后的学术自由的道德底线是不能放弃的。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公民，向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做法，有多么的无耻。同样，中国政府这样的短视和毫无道德的行动，也使许多美国学者改变了当初支援它的立场，也是得不偿失。
此外，就是为后来被中国政府无理关押的学者的亲人提供些帮助。同时，也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的人，让大家知道事情前前后后的真相。这也是我的心愿。
(本文为编者根据记宋永毅先生伯克莱大学2001年6月16日演讲整理而成)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