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纽约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动力的经济体。这块区域的经济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持续发展，而且转变过很多次，而下曼哈顿一直是这些经济转型的枢纽。在殖民时代之前，该地区已发展成重要的贸易及交易中心。
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它成为了产业创新、技术和工业生产的主要中心。随着二十世纪（以及大型组织时代）到来，该地区再度发展成企业总部、高阶商业服务（特别是金融）的中心。
在每个时代中，区域经济的大转变都呈现在地景与建筑环境的大改变。这种情形在下曼哈顿最为明显，它从贸易中心转变为制造中心，再转变为组织时代的最高层峰代表，最后转变为居领导地位的世界金融中心。这个区域在过去，尤其是其枢纽，已经成为经济史上每个新时代成长发展的先驱。
纽约一直是每个新时代的观念、技术、组织流程及人才的重要摇篮。随着时代演变，前一时代的功能从都市核心逐渐分移出去，由新功能取代，如同过去的农业和制造业及晚近的大型组织及其功能的情况一样。这种过程今天似乎再度重演了。
下曼哈顿区及大纽约地区的潜力无穷。由于九一一的悲剧，纽约有机会成为二十一世纪创意中心的典范。这个城市在过去居领导地位，也一直是组织时代的世界首都。
纽约现在的转变惊人，已足以作为创意时代的先驱──这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卓越的城市（或社会），一旦“卓越”的具备条件改变，就从此一蹶不振。
但随着创意时代推进，更多的挑战横阻在前方。举例来说，前方道路的险阻是：整个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分裂逐渐扩大。
这样的分裂还会持续扩大，还是愈来愈多的人会进入创意经济中？是只有那百分之三十的人，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可享受到在工作上运用创意所带来的好处？创意经济将会是有人性、真正有生产力的经济。走这条路需要什么步骤？纽约就是最容易找到答案的地方。
第九章 开放性问题
在我全国及全世界的演讲中，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在《创意新贵》出版后，你发现了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很多。
但这里我会大略叙述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随着创意经济出现的问题，也阻碍了更具创意的社会兴起，而那正是一个会提升、实现更广泛个人潜力的社会。
首先，虽然创意经济制造出许多创新、带来财富及高生产力的远景，但仅靠创意经济本身不但无法实现，也无法解决今日社会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我认为创意时代最显着的“外在效应”（externalities）或许跟逐渐产生的社会不公、经济不均有关。
不到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创意阶级）从业于创意经济部门，这代表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不是。更令人沮丧的是，不均的情况在主要的创意地区更加严重。凯文‧史托拉瑞克的不均度指数，比较了创意部门与制造部门从业人口的收入差距〔参见我的文章〈新美国梦〉（The New American Dream），二○○三年三月号《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
我们的发现清楚显示，不均的情况在旧金山、北卡罗莱纳三角研究园区、华盛顿特区及奥斯丁最为严重。但收入差距悬殊绝非创意时代唯一的重大社会问题，创意经济也产生其他相关的外在效应：
‧房屋负担沉重：随着创意经济在波士顿、纽约等地区生根茁壮后，就给当地带来沉重的房屋负担压力，迫使艺术家及其他创意人士搬出他们的社区。这让创意经济中富者与贫者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更加恶化。
‧区域发展不均：创意经济造成创意阶级与非创意阶级的人口分布不均与收入不均，两者结合加遽了区域发展不均，而且不均程度乃是南北战争以来最显着的一次。
‧都市蔓生扩张及生态破坏：创意经济的成功产生发展的压力，危及环境和生态系统。这也破坏了这些地方最吸引人的自然景观和生活品质。
‧压力焦虑高升：少了大型机构和社会支持架构，创意经济把压力与焦虑直接加诸于个人身上。我与精神病学家肯尼斯‧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及罗伯‧费格洛亚（Robert Figueroa）的共同研究发现，在创意指数高的地区，压力和焦虑也明显较高（不论收入是高或低或属于哪种阶级）。
‧政治极化：创意经济引起显着的政治与社会对立极化（polarization），按照对方的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及政治倾向去区别划分别人与自己。许多人觉得创意阶级的人傲慢自大、追求享乐和放纵自己，这些感觉更加剧这种夸大的划分。这种分裂深入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其对全球创意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难有前瞻性的因应之道。
和最后一点相关的是，创意经济是否真的全球化已经愈来愈清楚。这是我在《创意阶级的外逃》（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处理的问题。虽然很多人认为美国拥有难以挑战的优势，但实际情况却比一般人以为的脆弱。
当然，美国仍有许多具竞争力的资产。在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有力量、最有活力的经济。美国的成功凭靠的是：发展崭新的产业部门，维持自由开放的社会，投资科学及文化创意，最重要的是，吸引全球各地有活力、有才智的人才进入。
攸关全球竞争优势的关键，不再是产品或服务的交易或者资金的掌握，而是利用国内人才创意能量及吸引全球创意人的能力。根据最近的调查研究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澳洲的雪梨、墨尔本，欧洲从都柏林、伦敦到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及哥本哈根等等，很多地区都已足以和美国主要的创意中心一较长短。
在另一方面，美国却似乎在开倒车，不但削减研究、教育、艺术文化的经费，甚至还限制科学资讯流通，也不让外国科学家及工程师进入。
吸引人才是一个动态且须不断更新调整的过程。一不注意，全球新的创意经济中心可能就快速崛起，目前的领先者立即丧失地位。看看奥斯丁或西雅图这些地方如何快速崛起，成为美国领先地区，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全球的层级上──事实上是正在发生。
此外，创意经济的兴起也开始引起社会及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罗纳‧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这种转变是从重视核心家庭、物质财利这种传统价值观，转变为重视生活品质、自我展现、个人自由这种“后物质主义者”（post-materialist）的价值观。
其他国家都已逐渐从传统转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美国却是分裂为二。美国有些地区愈来愈传统，传统产业、家庭价值、成长迟缓、忿忿不平主导了当地社会。有些地区则较倾向后物质主义、世界主义──呈现出年轻、新潮、快速、富有，但在许多人眼中是却肤浅、自我中心、追求享乐。
这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读不同的报纸，看不同的电视节目，投票给不同的候选人，从事不同的工作，几乎所有想得到的议题，双方看法都是南辕北辙。每一边的人都把自己看得很美好，而把对方看成是少数一群意图把自己价值观强加诸别人的虚伪分子。
假若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导致美国变成一个不但在经济上，在文化、社会、政治各方面也分裂对立的国家。
正如前面所提，这种分裂会使美国几乎不可能解决任何需仰赖合作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更糟的是，这也意谓着“无法包容”（intolerance）有了坚强的政治基础，将使得美国想维持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益形困难。
或许最重要的是，在创意时代里，能够产生创意、创新或创业结果的国家或地区，未必就具有长久持续的竞争优势。要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关键不仅在于创新、创意能力，还有吸收能力。最能够吸收创新、创意的国家或地区，是开放多元、能够把前述创意经济的外在效应转化的国家或地区。
培育新的创意产业、产生更多的创意人，单单这样是不够的。一个国家或地区要能发展出创意经济与创意社会，关键在于能不能解决收入不均、房价过高、区域发展不均、人的创意潜力未充分利用等问题。
对此，历史或许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生产产业的兴起，开启一个创新发明、生产力提升、财富创造的时代。铁路、钢铁、汽车、化工及其他新兴产业纷纷出现。
只不过，生产力大幅提高所产生的利益却分配得非常不平均，大多落在富商巨贾手里。工厂工人在恶劣（甚至会致命）的工作环境长时间劳累工作，只赚取微薄的工资。城市被熏得乌烟瘴气，街上到处都是工厂废弃物，生态环境与居民健康饱受威胁。
初期工业时代的潜力要充分发挥，需让工业社会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参与与发展。这种社会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从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新政（New Deal），一直到二次大战后这段期间，透过一连串逐渐发展出来的制度化政治介入，才得以产生。
解决方案有部分是根据凯恩斯对这些介入的立论：政府介入使工资提高，会刺激需求，也就会刺激重要工业部门的成长与发展。
这些计划透过扩大住宅贷款取得、投资大规模州际高速公路建设、提高教育水准、增加研发投资等等，带动主要大量生产工业的发展，像是汽车、家电产业等等。同时，这些政策与做法也有效处理了“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完全放任的工业经济所产生的外在效应。
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并未点燃阶级战争之火的情况下做到了。与很多欧洲国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透过薪资与生产绩效挂勾、改善工作场所的健康安全、建立老人社会安全保障与贫困社会福利救济等等做法，这些计划实际上使劳资关系更为协调。
这种体系让许许多多的人受惠，同时有效处理它引起的副作用，结果也就促进了工业经济的扩展。
新兴地区或国家在解决当代经济进退两难的新困境上，或许占有优势。这个优势不是来自预定计划，而是来自逐渐发展出来，用以解决创意经济外在效应的能力。固然，美国仍有许多具竞争力的资产，但政治文化与当前的社会极化使其对这些外在效应无能为力。
结果，美国深陷于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所讲的那种：造成强权停滞衰弱、制度僵化的困境。
那么，哪里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呢？我认为指望印度、中国等这些国家会成为创意时代的支配力量，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相反地，历史似乎正在向一些比较小而美的国家微笑，它们发展出完善的社会融合机制，不但能使社会各阶层的创意能力都得到充分利用，还能吸引全球的人才。
虽然创意时代才刚开始出现，要精确预测哪些国家未来会占有长久的经济竞争优势还太早，但依我看来，加拿大、瑞典、芬兰、澳洲、纽西兰等，这些三Ｔ（科技、人才与包容）表现亮眼的国家很有潜力。
这些国家承继了可产生社会融合的广泛制度、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刺激创新与创意的能力，以及因应创意经济之外在效应与紧张对立的能力。
了解这个调适过程与营造有助于调适的社会基础建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开放性问题。这个未有定论的问题，也是我持续研究及下一本书要处理的课题。
而且，它也值得任何有兴趣的人去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这不只是一项学术研究计划，还关系到我们未来能否发展出种种社会组织模式，使经济发展与所有人的潜能充分发展，两者得到更好的结合。
而时常经历社会、经济变迁的城市便可以作为我们的实验室，让我们继续研究更好的观念、更好的问题，以及更好的解决办法。@(本文结束)
摘编自 《创意新贵II：经济成长的三Ｔ模式 》 宝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