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1日讯】当我在键盘上打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她的形象：体态阿娜多姿，脸上眉清目秀，特别是她那高挺的小鼻子，在我十九岁青春期的印象里，它如同阿尔巴尼亚女孩的热点，富有异国情调和浪漫意味，使她整个面孔变得生动起来，令我产生一种用手去摸一下的冲动，但在1974年，我只看过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对它才有如此之联想，而且即便只有这个想法，在那个年代也是一种必须忏悔的罪过。她的先生是我崇拜的一位著名诗人，他访遍京城几乎所有的大诗人，比如臧克家，艾青，拜其为师，寒窗苦读，成就了满腹经纶，他因为诗词书画篆刻，样样出众，就被上级从旅顺玻璃厂调到大连群众艺术馆当上了编辑，那时我刚刚上山下乡，种田之余，热衷于诗歌创作，我把第一首诗投到他们油印的一本文学刊物上，虽然没有稿费，但它的发表依然对我精神上是很大的鼓舞，值此之机我认识了荆鸿，也结识了他新婚不久的太太宋美香，看到了阿尔巴尼亚式的高挺的鼻子。
后来，1978年我从大连市新金县泡子公社报考大学，被辽宁大学历史系录取了。1978年秋天我第一次踏进了省城沈阳高等院校的大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批大学生，而荆鸿则调往辽宁日报副刊部当上了责任编辑，他由工人编制正式变成了国家干部，在副刊专门负责诗歌栏目，虽然命运使然，我们的地位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文学的酷爱和理想的追求以及彼此的友情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继续给他的栏目投稿，他不仅刊发了我许多组诗，还配发了短评，那时已恢复了稿酬制度，这些微薄的稿费收入，却使我在校园里衣食无忧，这些诗则使我闻名遐迩，当然，此间我也常去荆鸿家混饭吃，才发现宋美香并没有追随他调来沈城，因为她也喜欢写诗，本应与其同行，但她在旅顺玻璃厂当上了副厂长，她有了自已的更重要的事业，而且那时的大连人十之八九瞧不起沈阳，于是很长时间他们分居两地，偶尔她们团聚，荆鸿告诉我，我也赶去聚餐，和大嫂叙旧，我生活中有了什么变故，我也第一时间通知他们，或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他大部分时间独居，我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
1981年3月10日，我的妈妈忽然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使我心情悲伤，万念俱灰，我记得我的家那时已由大连市中山区友谊街1号，刚搬到西岗区226号2楼不久，一切来得如同狂风暴雨，实在难以承受，我在寓所里痛不欲生，一个人趴在窗台上凝望，隔着一排灰土色的楼房，就能看到大连医学院附属二院的太平间，妈妈的遗体就存放在那里，我刚刚与其告别，我觉得自已也应当随之而去，因为我没有尽到抚养和善待妈妈的责任，我总在拚命地写诗和读书，总是做着不切实际的理想美梦，但人生最好的一首诗就是妈妈，我永远的丢失了她，这首力作再也不能寻回……忽然有人敲门，没想到竟是荆鸿和太太宋美香，他们听说了这个消息，一个从沈阳，一个从旅顺，专程急匆匆地赶来，他们含泪望着我的哭红的眼睛，好半天，大家默默无语，荆鸿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木凳上，从黄书包里取出一包饼干。在那个年代，它是极其贵重的东西，他轻轻地放在饭桌上，只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但宋美香始终站着，一边看着我家墙上挂的镜框里的照片，一边想着心事，若有所思，那里有我的妈妈，她穿着不合身的蓝色对襟的棉袄，和我坐在一起，她的微笑永远都是惨淡的，因为缺吃少穿，要拉扯四个大男孩，的确这个活儿很苦，所以她的眼神是忧郁的……
宋美香淡淡地说，维平，别难过啊，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天，走了的人，让她走好，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奋斗啊……荆鸿望着我的脸，与为我四目相对，但他太太宋美香则站在那里，侧着身子，我又看到了她那高耸的鼻梁，这时我已不感到新奇了，由于改革开放后外国电影越放越多，我知道了西方人有很多类似的鼻子，但我认为宋美香的鼻子，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精品，她用手轻轻地掏出百色带蓝花的小手绢，在擦拭眼中淌下的泪水，我这才发现她哭了，她的鼻梁也湿透了，如果以前在我的记忆里它像高山，如今泪水就是怜悯的泉水，我想，是啊，妈妈死了，我还要活，而且要活出尊严，可是妈妈为什么要选择那样悲惨的方式离开我们，连招呼也不打呢？而真相究竟是什么啊？
我没有告诉荆鸿和宋美香，她死亡的原因，真的，至今我也不知道，悲剧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我们总是在忍耐，由于种种原因，为自已或这个专制的社会寻找理由，自我欺骗和辩解，而又自我解脱，忘却人间的痛苦，只把真相掩埋……我们安慰自已的话往往是：走了的人，就让他走好，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奋斗，一切向前看吧！……
是的，80年代初的我，的确做到了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我遗忘了文革中亲眼看到的那些死去的人们，也沉淀了为魏京生判刑而一时愤怒的激情，渐渐地淡忘了苦命的妈妈，在校园里开辟了新的生活，我不仅博览群书，成绩优秀，而且还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诗篇，当潘洗尘主编的《中国大学生诗选》出版时，在辽宁省的校院大学生诗人中，我是唯一的入选者。大学毕业后，我又分配到大连日报文艺部做编辑和记者，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后期，我又先后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和香港文汇报工作十多年，虽然，此间地位和处境变了，但与荆鸿，宋美香夫妇的友情一点也未曾淡化，由于工作压力太大，荆鸿还远在省城，我们离多聚少，难得见面，但我始终没有忘怀宋美香1981年3月对我的抚慰和鼓励，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听到有人夸她能干，她在旅顺玻璃厂是主管业务的副厂长，而购进材料和销售产品是最重要的环节，她干得棒极了！有一次我参加旅顺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当地一个主管经济的官员对我说，旅顺玻璃厂是国企，在其它多家企业大都亏损的情况下，它一直效益不错，其中宋美香的人脉关系和交际能力，曾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完全相信，因为凡是结识过她和荆鸿的人，无不称赞他们的珍重友情和乐于助人。人们常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朋友经济”，似乎不无道理。
时间过得真快，到了1998年，我正值春风得意之时，我亲手创办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业务发展很快，我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如鱼得水，而且在国内出版的大型文学期刊《长安》上还发表了中篇小说，我正勤奋创作，拟攀登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但我不知道灾难的深渊正在向宋美香，也在向我慢慢地靠近。
那天下午1点多钟，我先是应邀参加了旅顺口区的一个由书记慕国生亲自主持的新闻会发布会，结束时已是两点半，而五点钟又有另一个国际会议在大连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会议内容非常重要，我必须出席，于是，我从旅顺口区委办公楼出来后，把车子开得飞快，我走的是旅顺北路，我早就打算要去看看宋美香，而她的厂区正好位于我回大连的途中，很巧，她也在工厂，我和她兴奋地握手寒暄，我又看到了她那阿尔巴尼亚式的小鼻子，它依然调皮地耸立在她的瓜子脸上，使我想起过去的峥嵘岁月，心中被一种辛酸和感恩的情绪所占据，我发现她保养得无与伦比，皮肤嫩白，笑容灿烂，她说：你要小心啊，每天那么忙，要参加很多会，还自已驾车……忽然她严肃地问：你喝酒了吗?还把脸靠近我嗅了嗅，我看到了耸动的鼻梁隐现出皱纹，不论如何，岁月无情，我们都老了，我大笑起来，因为那个奇特而美丽的鼻子抖动了三下，像发生了地震，轮到我发问了：嫂子，为什么，你不调到沈阳去陪大哥？她笑了，用手撩了一下乌云般的头发，这时秋天的风很是强劲，它卷着沙土迷住了我们的眼睛，或许看不清未来与此有关吧！她说，嗨，谁去那个鬼地方呢，辽宁大厕所！
我也笑起来，的确，我们大连人普遍对脏乱差的沈阳印象不佳。大哥好吗？我听说，荆鸿已离开了副刊编辑部，办了一张《美报》和一所新闻学校，虽说，我曾帮他办了一个相当于大学毕业的辽大历史系的函授文凭，但人才济济，名牌大学毕业生如泉水涌进的辽宁日报，似乎不像以前那么重用他了，我有些愤愤不平：为什么要办学校呢？副刊需要有著作的专家啊！
宋美香回答：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大半年没见到他了……
我还想问问荆鸿的近况，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事，但宋美香的秘书来了，她说，宋厂长，开会的人到齐了……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10多年前的往事，有些依依不舍：走了的人，就让他走好，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奋斗……是啊，她这样冷静地对我讲过，多年来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到了，我对得起她安慰我的话，我想唤起她的记忆，我的嘴唇嚅动再三，话却又咽了回去。
她往前走了两步，显然我必须与其道别，因为我也有事，她说，自已开车，每天事情多，要小心啊？！
她用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想起了1981年3月，他和荆鸿送我的饼干，我却想不到现在给她买点什么，我想痛哭，为自已的考虑不周而惭愧。但我竭力掩饰我的内心活动，我们又握手道别了，我说，早一点去看大哥啊，别忘了给我带个好！
她使劲点点头，我转身钻进轿车，拉起手制动，挂挡，加油，我和她说再见，我摇下车窗，又看到她高耸的鼻梁，与10多年前相比，没有泉水，却有几道光线在上面缠绕和跳动……
我把她又一次放在记忆的库房里珍藏，却不知道这竟是永诀。
过了大概三个月，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荆鸿的电话，他说回到了大连，有急事要处理。能不能给他出一趟车，我说，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客气什么？我推掉了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马上赶到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民泽湖附近的荆鸿寓所，我预感到情况不妙，但没想到事情的主角是宋美香。他们的家庭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之中，如同1981年3月我家那样，我看到荆鸿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他的脸土灰色地显得阴沉，他平静地说：维平，你嫂子死啦！
啊！？为什么？我愕然。眼睛睁得大大的！
叫人推倒摔死了！
怎么回事？我追问到底。
原来，荆鸿得到的消息是：宋美香每天乘坐火车从大连到旅顺上下班，一般情况下，她在五点钟由公司出来，返回大连火车站的时间是6点多钟，当然，这很方便，她的家就住在一二九街的保险大厦旁边，距火车站仅一步之遥。那天她和工友韩某同行，韩是她的下属，工作上多有合作，人们多说韩的为人也不错。每天下班，由于韩的家也在市内，故他们时常作伴。
但那天有些蹊跷，或者说不同寻常，他们一边走，一边谈笑，宋美香是性情开朗的女子，韩某也大大方方的男人，她们开了什么玩笑，忽然韩某用手推了她一把，她正走在火车站的通道上，那道路是日本人设计的，一边高一边低，呈坡型朝汽车站延伸，而如果沿着一侧则靠近一排石墙，就是如此巧合，她跌倒了，头的一角正好撞在墙上，当时没有出血，也没明显的伤痕，据说宋美香爬起来还继续笑，好像没事一样，但几分钟后，她感到头晕恶心，神智不清，被韩某送到大连医学院附属二院抢救。但因脑部严重受伤，她静静地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的亲友没能与其告别，她就躺在1981年3月我妈妈呆过的那个太平间里，它位于大连二院的西侧，我的家与二院仅一道之隔，而宋美香正是在我妈妈闭上眼睛的地方，停止了呼吸，17年前她曾劝告处于痛苦中的我，节哀顺变，振奋精神……而今，她躺在那里是否重温了旧梦？
于是，我拉着荆鸿和他的女儿，又通过旅顺北路，朝辽东半岛最南端飞驶，一路上我并不轻松，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十多年的往事，更回忆起几个月前与她的最后一次会面，她淡然甜美的笑容，她细心温柔的安慰，她深切真诚的奉劝，一切都历历在目，声声入耳……大哥低着头，不看我，也不看窗外，她的女儿正在流泪，我们谁也不讲话，过了很久，我下了决心，问：大嫂有很多钱吗？
嗯，他只这一句。那时银行还没搞实名制改革。
你给了她很多钱，对吗？我又问。
对，至少有几十万！不算她自已的收入。荆鸿非常肯定地说。
那么，谁最了解他，比如是他的同事韩某吗？
荆鸿不回答。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
过了半天，快到旅顺了，他才说，不知道，所以，早点打开她办公桌的抽屉看看，十分必要！……我加大了油门，马路两侧的树木在向身后急速倒去，很快我们赶到了旅顺玻璃厂，我和他站在桌子旁，仔细查看，但不料抽屉的锁已被打开了，她的同事说，她没锁啊，她就是这个习惯，荆鸿没有找到存折，只有几件无关紧要的东西，他说，真怪！家里什么也没有，这几年，她有工作，钱也不少，但一点积蓄也没留下……
我提醒他：那么她死了，谁是知情者和受益者呢？
他又沉默了……
我听到了她的女儿的哭声，我的心碎了。她叫小丽达，记得她小时候妈妈工作忙，不怎么管她，由奶奶带，奶奶累了就逗她说，等奶奶死了，你怎么办？她那时很小，竟忽然说，反正那时我也长大了！这故事是宋美香说的，她还说，你看现在这些孩子，心有多硬！……但事实证明，她长大了，心并不硬，只是奶奶还活着，妈妈却先走了……
接下来一切都按步就班，有人导演，处理遗物，召开追悼会，火葬遗体，选找墓地……她们的家人很忙，我也出车相陪，对大哥我也多次提出了种种假设，并建议报案进一步查明原因，但荆鸿的一个弟弟说，已经向派出所报案了，警察做了笔录，韩某被拘留了几天就放了。旅顺玻璃厂主要领导的态度也很明确，他们是很好的同事，现场调查也没有另外那种可能它杀的嫌疑证据，所以，宋美香是意外死亡的，可悲并不可疑……，一切都已了结了。
后来，荆鸿从沈阳辞职迁居广州，可能是为了彻底地离开触景生情的故乡吧，他另外娶妻新婚，我们一度中断了联系，我入狱了，他最初不知情，后来知道了，又开始寻找，直到2006年初我们久别重逢，我应邀多次小住广州番禺，他以书画和篆刻，扬名中外，发了大财，不仅拥有多处房产，还建起了位于广东省顺德市的两家博物馆和一家茶楼，在香港还自办了出版社，真是今非昔比，名利双收，事业如日中天了。
2007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先在外面吃过了潮州菜，回到祈福新村，坐在他的那栋别墅的大客厅里聊天，望着他和新妻的合影，我忽然变得心情沉重，话语噎喉，燥动不安，大哥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忙说：你怎么了？
啊，没啥！我想掩饰，吞吞吐吐。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批评人家，人家有权，还能不抓你？全国这样的事多着呢，要从自身找原因！他说。
显然他误会了！我笑了，我想起了嫂子，假如她还活着，我肯定她不会这么讲。
他又说，忘了过去吧，一切重新开始，写写书法，吟吟诗歌，你已经成名了，书法能卖出去，我可以帮你嘛！
我抬起头，深沉地说，大哥，我想的不是这个啊！
是什么？
嫂子！
什么？你说小宋？他很惊讶。
嗯，我认为她死的太冤！太离奇！死得不明不白啊！我们应当查清！
哎，当时不是查过了吗，公安局就那么说的，我们有什么办法？他的眼里发潮了，暴露了内心深处的痛苦，他皱了皱眉头，再说，现在又过去了那么多年！新的证据在哪里找？……
我说，可以从银行的记录找到线索啊，因为没有实名制，但她住处和工厂附近的银行有底账，她的钱可能存在方便的地方，我们可以查清，被什么人取走了啊！究竟是何人偷走了她的全部存款，他在本案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现在，我们有了钱，可以聘请一个律师嘛……
但荆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久久沉默不语。我眼前闪动着宋美香的鼻子，上面还挂着泪珠，我真想哭。我想说，大哥，这东西比房子，车子，票子，还要重要，但我不敢，我怕搅动他已经平静而富足的生活，他和新的大嫂会生我的气啊……
后来，我回到了大连，把追查的建议告诉了我的律师朋友尹某平，他说时间太久了，难度太大，工作量太大，我可以免费帮你，但成功的希望渺茫，我仔细考虑，依我当时的能力，只好做罢。我的另一个公安局的老朋友说，估计其中另有隐情。但工厂的知情者，比如韩某等人已时过境迁，彻底封口了，领导又要息事宁人，而当地的公安也不愿有所作为……他笑着说，中国的冤案太多了，这算个啥？你自已的冤案都还没平反，还管别人的闲事干嘛？！我看算了吧！……
然而，我不能忘记1981年3月那个令我沮丧的日子，我耳边总响起她安慰过我的话语，正如那时我没查清妈妈自杀的真正原因一样，我也不知道宋美香为何会突然离世而去，经济上竟一无所留。我深感无奈，我猜想当初宋美香在奉劝我的时候，一定不会预策自已日后的遭遇，而政府在引导人民遗忘1989年的“64大屠杀”时也美其名曰：过去的事件让历史做结论，一切向前看吧！——这可能正是中国人的悲剧不断雷同代代不息的原因吧。
后来，在2008年秋天，我又去了一次旅顺玻璃厂的旧址，那天秋风正劲，我仿佛又看到了她用轻盈的小手撩起乌云般的黑发的情景，我重新感受到了她留在我肩膀上的体温，深感责无旁贷，但巨大的厂房已经推倒，残垣断壁，一片狼藉，某个房地产发展商正在兴建住宅小区，原旅顺口区经委主任，著名诗人李某义告诉说，自从宋厂长死了之后，这家工厂的效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为她交的朋友很多，事情就好办，产品也好卖，但此后举步维艰，连年亏损，后来多亏地价升值，海外招商，卖地皮工厂才赚了大钱，但从此旅顺玻璃厂也就消失了！他感叹道：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是啊！岂止是一个经营型的人才，而且是一个心地善良生动活泼的大美人，但她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谁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她的灵魂走向了何处！只是她那调皮的高鼻梁还在我的心头永远地跳动，我隐隐地又听到她的话语：走了的人，让他走好，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奋斗！……如果我今天还理所当然的这样想，日后我会不会步她的后尘而去？于是，我把此言改为：走了的人，真相要查清，活下来的人，才能继续奋斗！
2010年3月25日，清明节前于多伦多，谨以此文纪念宋美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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