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7日讯】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尤其是在这场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不少中国人谈论起中国模式来更加自信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最为显着的特点是：在经济制度上引进包括价格调节在内的市场经济的要素，减少中央政府对日常经济活动的计划范围和管控程度，从而提高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益；与此同时，在政治继续保持一党执政、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拒绝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现代政治制度。
有些外国人将中国模式概括为“经济开放加政治极权”。这一描述虽然简单且形像，但在实际上并不确切。因为在中国模式下，执政党的领导集团不仅垄断了国家的所有政治权力，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一切重要经济资源的最终垄断者，这些重要的经济资源包括土地的支配权、矿山的开采权、各种金融手段的控制权、高额利润行业的准入权、以及所有重要经济、社会资讯的控制权。
这种少数人利用国家的名义实行的对资源的垄断，与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可以说，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最终垄断权，他们的政治专治权力将无法持久。这种经济、政治资源的双重垄断，一方面对民间资本和公民个人的自由发展形成了强烈的禁锢；另一方面又使得国家在行政决策方面具有独特的效力。它使得领导集团的经济决策能够快速、果断。这一点正是中国模式的推崇者们最为津津乐道的。
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其缘由。世界上没有一个对所有的社会集团都有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所有的制度一定再给某些特殊的社会集团带来利益的同时对另一些集团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中国模式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一种发展模式，最为重要的是研究在这个模式下的收入分配方式，进而了解这一模式的社会基础。
显然，中国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是执政党的统治精英、与政治精英集团或者个体政治精英密切合作的企业主、自觉地维护政治和经济精英集团利益的学者、帮助中国政治经济精英们打通世界市场的跨国企业。这些集团在过去的中国经济增长都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这一点从政府和企业家利润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快速增长中得到证实。他们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百分之四十增加到目前的百分之六十多。
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体力劳动者和不依附于政治经济精英集团的那些脑力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与他们的付出完全不成比例；他们的收入与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完全不成比例；由此造成了他们的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一路下滑；他们的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在一路下滑。虽然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到百分之九十，但是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却有二十年前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现在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
这篇短文不可能对中国模式进行全面的分析。但是笔者希望读者们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构成当前中国模式基础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主要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发生的；这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在时间上高度衔接。这种时间上的衔接并非偶然，事实上“六四”血腥屠城正是当前中国模式的开端。这次镇压是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执政党决定放弃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为重要的决策，从此这个党便走上了精英专制的道路。
客观地讲，虽然从未放弃一党专制的理念，邓小平在推行经济市场化方面还是全心全意的。但是，他的继任者很快便发现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与一党专制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对于这个党的精英集团而言，维护政治专制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因为这一专制是他们利益的最终保障。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他们开始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国家对各种重要经济资源的垄断。而这一垄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更加不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于是中国模式就这样在精英集团的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dajiyuan.com)
